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在婚姻问题上，上帝是苛待了鲁迅的。不过倒也好，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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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婚事办过，鲁迅又要去日本过他的留学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东京，就到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周作人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谈到过这一回初到东京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同鲁迅往东京去，有在南京相识、在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寿州孙竹丹，托我带两样东西，说是亲戚吴家有女儿吴弱男在日本留学，这是带给她去的。这是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给宫崎寅藏，请他转交。……我因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鲁迅代去，找到宫崎滔天，谈得很是投机。过了两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办的报纸，红色的大门，大概宫崎滔天也是在内，所以约他在那里会见。那报的主笔是堺枯川（利彦），那时也相见了。他们还出版有《社会主义研究》，一种杂志似的刊物，红色纸面，很是鲜艳，鲁迅当时买有一套，大概是六册，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的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这里说的宫崎寅藏（1871—1922），号白浪庵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过从甚密，所著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在中国很有影响。堺利彦（1871—1933），笔名枯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先后参与了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偶然的交往使鲁迅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
鲁迅重来东京以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也是这样说起当时的情况：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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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2）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维支。日本的，是夏目潄石和森鸥外。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鲁迅谈到他送给白莽的两本裴多菲的书：“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引者按：即前引周作人文中所说的“瑞克阑姆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
鲁迅、作人兄弟在伏见馆住了些时候。那里还住了几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对他们的印象不怎么好。志趣不同，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的。就是在公寓里洗浴，也要争个先后。鲁迅不想住在这里了，就在1907年6月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了。搬到这里以后，跟同乡的的几位革命家来往就多些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中越馆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住了三个房客（鲁迅、作人兄弟和但焘），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就给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越馆三》中回忆说：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未生名宝铨，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名濬。陶望潮名铸，号冶公。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关于同陶焕卿的交往，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有更生动的回忆：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从这一简短的记述中，鲁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业是个怎样的关系，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当陶成章死去多年之后，鲁迅依然不能忘怀这一位亡友，他的影像，还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在1926年《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深情地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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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3）
不久，陶成章回国运动革命，当时也在东京的蒋智由（号观云）写了一首《送匋耳山人归国》送别：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蒋智由是同乡前辈，晚清重要诗人之一。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惨杀。几天之后，7月15日，鉴湖女侠秋瑾又在绍兴遇害。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观云》中回忆说：
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1907年夏天或者秋天，鲁迅学了一段俄文。这是陶望潮发起的，每天晚上到神田去从玛利亚·孔特夫人学。她是俄国亡命妇女，年纪大约三十多岁，可能是犹太人，不会日语，只能用俄语教授，主要是靠自己用字典和文法书自学，听课差不多只是听俄语发音吧。同学六人：陶望潮、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这汪公权是刘师培的姻亲，跟刘师培夫妇同来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又一同被清朝大吏端方收买，成为暗探，后来在上海被同盟会人暗杀。
这次俄文学习不到半年就散了。一则每人每月六元的学费是个不轻的负担；再说起初是从中越馆步行到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天迁居西片町，路太远，也没法去了。
这回迁居，是因为许寿裳在这里租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招大家去品住，好分担高昂的房租。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描写他们的新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如果说到人文景观，那么还应该说到，这是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作人兄弟是1908年4月8日搬进去的。另外许寿裳还邀来了钱均夫和朱谋宣两个。许寿裳在这五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路灯上题上“伍舍”这两个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馀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馀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
鲁迅、作人兄弟来到东京，他们的学习、交游、生活起居这些，就说到这里。下面就说鲁迅提倡文艺运动的事了。他中止学医，原就是为了这事嘛。他最初的计划，是想办杂志。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有一些简要的记述：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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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4）
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也有类似的回忆：
……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