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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鲁迅来京了，我们又复聚首，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而可笑。我们白天则同桌办公，晚上则联床共话，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借钞《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钞写的；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馀恨。
辛亥革命前后（5）
鲁迅自己在《坟·杂忆》里也记下了一点旧地重游的情况：
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
南京是他求学四年的地方。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只是矿路学堂的一名毕业生，现在重来，却是新国家新政府的一位官员了。旧地重游，抚今追昔，心情是颇为兴奋的。南京作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颇有一点除旧布新的气象。1925年3月31日他给许广平的信中回忆往事，说：
说起民元（按：民国元年，即1912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1912年初的三四个月里，国内政局不断发生变化：清室退位，孙中山按照事先的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到南京就职，在北京组织政府。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和许寿裳一同回绍兴去了一趟。5月初，又一同启程北上。5月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就住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种会馆，原是各地为本籍进京应考的士子设的公寓，有些在京候补的官员也住在那里。现在鲁迅单身进京，就住在那里了。他住在县馆里叫藤花馆的房屋里。这里大约有一段时间没有住人了，上床还不到半小时就有三四十只臭虫出来咬他，只好搬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请县馆的服务人员换了床板，才能入睡了。
5月10日，鲁迅开始到###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8月，又被任命为###佥事，同时还要他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
鲁迅在###职务范围内所做的工作，在他的日记里有一点记载。例如，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曾去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曾去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曾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曾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
教育总长蔡元培很重视美育，甚至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他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希望鲁迅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工作，这也正是鲁迅愿意做的。在《###编纂处月刊》第一册（1913年2月）上，鲁迅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包括设立美术馆、奏乐堂、保护古建筑和文物等等事项，许多都是社会教育司职能范围内的事情。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到夏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第一科科长，分管博物馆、展览会等项事务。这次全国儿童艺术品展览会就是他主持筹备的。
在官场上，方针政策常常是依“长官意志”而转移。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由次长范源濂接替。这时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在讨论教育方针的时候，竟决定删去“美育”这个项目。鲁迅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是个很闲空的衙门，经常的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只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鲁迅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他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趁这机会做了好些事情。他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这《会稽郡故书杂集》收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等八种有关会稽人物事迹、山川名胜的古籍的辑本，大都从唐宋类书及其他古书的引文和注文中辑出编成。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到，人们不知道珍重乡土的历史，“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他看了，很觉难过。他怀着对故乡的深情辑录这本书，“敍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除了辑校古籍之外，他还用了不少的力量去搜集和研究金石拓本、造像和墓志的拓本，古砖和古钱等等。他通过这些来认识古代人民的生活。
辛亥革命前后（6）
鲁迅到北京不久，就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世的好友横死，他很觉得悲哀。回想起他们一同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的情形，回想起他们共事的时候，“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的样子，回想起他带点凄然的神色赞成自己到南京去的时刻说的，“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想起这些，无法入睡了。在静夜里，他写了三首挽诗：
1915年8月###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被指定为会员。不久，更被任为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审核和编译等项事务。在这帧会员合影中，鲁迅在最后一排左起第四人。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艼，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诗中“狐狸”“桃偶”一联，表示了鲁迅对局势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所厌恶的清王朝是覆亡了，可是现在当权的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事实也真是这样。1913年3月20日，他的刺客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担任的江西、广东、安徽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1914年2月，袁世凯又囚禁了章太炎。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曾经几次去探望这位失去自由的老师。
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从原址什刹海广化寺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新址举行开馆式。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1915年，袁世凯决定称帝，他叫杨度等“六君子”组织的“筹安会”为之鼓吹，宣布明年改元为洪宪元年。为了消灭反对的势力，他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后来，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一文中这样描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远祸全身也就委实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叫军警执法处的那一伙特务相信你不关心政治，你对于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鲁迅拿许多时间去抄录古碑，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这一节中回忆说：
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马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在同书里《俟堂与陈师曾》一节中，周作人还说：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
辛亥革命前后（7）
袁世凯称帝失败，并于1916年6月死去。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各派军阀不断进行战争和政争。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鲁迅不肯向复辟的皇帝陛下称臣，7月3日，他到###向同事道别，不干了。几天之后复辟乱平，他才回###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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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办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当时陈独秀本人大约也未必想到，这个杂志在转移社会风气，影响历史进程方面，在中国报刊史上，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卷首刊出《社告》五条，第一条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第一号“通信”栏中给一个读者的覆信里，陈独秀这样说明杂志的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重要的是提高国人的觉悟，特别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这当然是对的。在袁世凯的治下，也不得不和现实政治拉开一点距离，不宜批评时政吧。不过话虽这么说，要做到一点不谈也不容易，就说这封读者来信吧，这位写信的人要求陈独秀作文批评筹安会所鼓吹的君主立宪优于共和的主张。陈的覆信说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可是事实上陈在覆信中还是对筹安会的论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卷末的《国内大事记》在记事之中也可以看出倾向来。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的死，就像历史上那些独裁者的死总要带来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样，一时政治空气也有点松动。9月1日开始出版的《青年杂志》第二卷，宣布更名为《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国内大事记》对于时局的这一变化表示兴奋，希望国家从此长治久安。
袁世凯一死，一些亡命国外的人纷纷回国。秋天，蔡元培回来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办起来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差不多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蔡元培就是到这暮气沉沉的腐败的学校去当校长。经过他锐意整顿，很快北京大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请了许多新的教师。正好陈独秀因事来北京，蔡元培几次前往敦请，请他来校担任文科学长。先后聘来在文科任教的，有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黄侃（季刚）、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刘半农、王星拱等人。甚至还有拖着辫子的辜鸿铭，有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学校里，学术自由的风气也日渐浓厚起来，学生中也成立了很多社团，像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传习所等等。
胡适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其中提出“施耐庵之《水浒》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具体的主张，他提出：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他在这篇用文言文写成的论文里提出了改用白话文的主张。
马上就得到了响应。在下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文章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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