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鲁迅在细菌学教室里看到的那张幼灯片后来没有找到。这是1905年3月20日在中国开原城外拍摄的另一张时事片。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几年之后写的《藤野先生》里，鲁迅又把这事说了一遍，只有一点不同，就是那个给俄国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不是被砍头而是被枪毙。人当年留下的好些张刽子手挥刀砍去的新闻图片中可以推知这篇当是误记。
鲁迅放弃医学，决心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当然不会是一个刺激和一时冲动的结果。在这几年里，他读了许多文学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应该是他决心从事文学活动的远因吧。现在突然遇到这强烈的刺激，于是他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1906年3月15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意鲁迅退学。离开仙台之前，他向藤野先生辞行：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先生》）
学医的梦（3）
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北京鲁迅工作室的墙上，书桌的对面。他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从仙台退了学，回到东京，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住了些时候。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记述了他们的这一次相见：
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子，坏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子坏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1906年3月离开仙台前，与医专同学合影留念。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决心从事文学，同他这些年思考国民性问题有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作了对比，他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可见终鲁迅一生，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他的脑际。这种思考，在他的文章里时有反映，即如小说《阿Q正传》，他自己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里就说过，“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在杂文作品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映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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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1）
1906年夏天，鲁迅回国去了一趟，这是母亲叫他回去结婚。
关于这次婚事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新娘朱安（1878—1947），山阴（今并入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这门亲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中说，还同教鲁迅读过《鉴略》的叔祖父周兆蓝的夫人有一点关系：
仁房的兆蓝，字玉田，蓝太太即是他的夫人，母家丁家弄朱姓，大儿子小名曰谦，字伯，谦少奶奶的母家姓赵，是观音桥的大族，到那时却早已败落了。她因为和鲁老太太很要好，所以便来给鲁迅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
朱安像《鲁迅的故家·仁房的大概》中又说：“戊戌以后，伯扌为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这里说的“丧儿之痛”，是指1898年12月20日鲁迅的四弟椿寿夭折。大约就是在这“时相过从”的慰问中间，她给鲁迅说媒的。周作人1899年5月19日（夏历四月初五）日记：“晴。晨同朱筱云兄、伯扌为叔、衡延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又5月21日日记：“晴。归家。小云兄别去。”小云兄即朱筱云，朱安的兄弟。他同周家的人一同坐船去看戏，如同亲戚一般走往，大约这时两家已经决定联姻了。
这时，周家的家境是已经败落下来了：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死了，田产卖了，鲁迅自己也无意于功名，到南京去进了人们很看不起的什么水师学堂。他转眼就是二十岁的人了，母亲越来越为他的婚事操心。这时，鲁老太太完全无法预料到她的家将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她的三个儿子都会成材，或是大作家，或是大官。可是，眼前现实的家境，却太令她沮丧了。在那个强调门当户对的时代，她这门第实在不好在选择儿媳妇的时候有太多的挑剔。朱安的娘家愿意结这门亲事，是亲上做亲，门第应该说是相当的吧。也许比正在败落下去的周家还要稍稍强一点，是闺女身材容貌年龄命相这些方面有所欠缺才愿意屈就的吧。
关于鲁迅和朱安的婚事，周冠五在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到一点他所知道的情况。周冠五（1887—1970），名凤纪，字冠五，笔名观鱼，小名曰朝。他是仁房义支藕琴叔祖的儿子，从小在陕西生长，于1901年才随父母回到绍兴老家来。鲁迅兄弟按辈份叫他朝叔叔，实在比自己还小几岁。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
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鲁迅家庭家庭和当年绍兴民俗·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由此可以知道，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通知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这时，鲁迅正在南京求学。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想来是通知了他本人的，并没有任何理由要瞒着他嘛。看来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在清朝末年，未婚男女在直接交往中自主选择配偶的事，在上流社会中是几乎没有的。当时的婚姻，几乎都是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鲁迅看到，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结成的配偶，并不都是怨偶。碰巧两人个性相投，相处融洽的也是有的。即使谈不上融洽，但双方都多少迁就一点，容忍一点，也就可以和睦相处下去。那时几乎多数的家庭都是这个情况，这使他觉得接受母亲的安排也可以吧。
等到鲁迅1906年回国结婚，突然面对这一位二十八岁的新娘，他大失所望了。连原来想的最低限度勉强可以接受的标准也达不到。这婚姻在它开始的第一天就已经预告了后来的变化和结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家里的改变》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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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2）
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完全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熙凤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谈到过这婚事：
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因而“瑟琴异趣”。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记到朱安的事。那是1914年11月26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这封她从娘家寄给在北京的丈夫的信，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从鲁迅所作的“颇谬”的评语中，可以猜测到这一对夫妻之间的关系来。
后来，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了，一天他在来稿中看到一首题目叫《爱情》的新诗，诗的作者这样说起自己的婚姻生活：
……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看着这稿子，好像每一个字说的都是他自己一样，触着了他心底深处的隐痛。他被感动了。于是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四十》，评论这诗说：“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在这篇《随感录》中，鲁迅表示了他对于这种“无爱情婚姻”的意见。有些话，我们几乎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这不幸的婚事的态度的表白：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时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终止这婚姻关系，叫做“休妻”，那就意味着妻子有了某种重大的过失，于她是很有损名誉的事情。鲁迅虽然不爱朱安，但是如果提出离婚，就会给她很大伤害。他知道，她也是旧习惯的牺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决心“陪着做一世牺牲”。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道德面貌。
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鲁迅已经在###做官，已经在大学任教了：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都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里，鲁迅直率地说出了“独身的生活”。这一点也立刻得到了在近处观察了的孙伏园的认同。这大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有名无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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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3）
毫无疑问，这一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长久的痛苦。不过这痛苦是得到了补偿的。一个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多馀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业，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孙伏园看到的这些年里，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给《晨报副刊》写稿，给《语丝》写稿，和《现代评论》派斗争……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化痛苦为文章，化痛苦为思想呢？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谈到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文学活动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BSz夫人照相的诗：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