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笑了一下，没有语言，那一次，我没有躲开你的眼光和注视，你，不再遥远了。
我缩在你的沙发上，可怕的是，那杯茶又来了，看见茶，我的一只手蒙上了眼睛，在平先生和你的面前，黑衣的前襟一次又一次的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今昔是什么？今昔在你面前的人，喝着同样的茶，为什么茶是永远的，而人，不同了？
你记得你是几点钟放了我的，陈姐姐？
你缠了我七个小时，逼了我整整七个小时，我不讲，不点头，你不放我回家。
如果，陈姐姐，你懂得爱情，如果，你懂得我，如果，你真看见我在泣血，就要问你——我也会向你叫起来了。我问你，当时的那一个夜晚，你为什么坚持将自己累死，也要救我？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缠死，也要告诉一个没有活下去意念的人——人生还有盼望？
自从在一夕间家破人亡之后，不可能吃饭菜，只能因为母亲的哀求，喝下不情愿的流汁。那时候，在跟你僵持了七个小时之后，体力崩溃了，我只想你放我回家——我觉得你太残忍，迫得我点了一个轻微的头。
不是真的答应你什么，因为你猜到了我要死，你猜到了安葬完了人，陪父母回台之后，我心里的安排。
你逼我对你讲：“我答应你，琼瑶，我不自杀。”我点了点头，因为这个以后还可以赖，因为我没有说，我只是谎你，好给我回去。
你不放过我，你自己也快累疯了，却一定要我亲口讲出来。
我讲了——讲了就是一个承诺，很生气，讲完又痛哭起来——恨你。因为我一生重承诺，很重承诺，不肯轻诺，一旦诺了便不能再改了。
你让我走了，临到门口，又来逼，说：“你对我讲什么用，回去第一件事，是当你母亲替你开门的时候，亲口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不自杀，这是我的承诺。”
陈姐姐，我恨死你了，我回去，你又来电话，问我说了没有。我告诉你，我说了说了说了，……讲讲又痛哭出来。你，知我也深，就挂不了电话。你知道，你的工作，做完了。在我们家四个孩子里，陈姐姐，你帮了两个——小弟，我。相隔了九年。
三年前，我在一个深夜里坐着，灯火全熄，对着大海的明月，听海潮怒吼，守着一幢大空房子，满墙不语的照片。那个夜晚，我心里在喊你，在怨你，在恨你——陈姐姐，为着七个月前台湾的一句承诺；你逼出来的，而今，守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给你，说了几句话——陈姐姐，你要对我的生命负责，承诺不能反悔，你来担当我吧！当然，那封信没有寄，撕了。
再见你，去年了。你搬家了，我站在你的院子里，你开了房子的门，我们笑着奔向彼此，拉住你的手，双手拉住你，高声喊着：“陈姐姐！”然后又没有了语言，只是笑。
我们站在院子里看花，看平先生宝贝的沙漠玫瑰，看枫树，看草坪和水池。你穿着一件淡色的衣服，发型换了，脸上容光焕发。我，一件彩衣，四处张望，什么都看见了，不再是那个只见一片黑色的盲女。
那天是黄昏，也是秋天，晚风里，送来花香，有一点点凉，就是季节交替时候那种空气里转变的震动，我最喜欢的那丝怅然——很清爽的怅然，不浓的，就似那若有若无的香味。
过去，不再说了。
又来了，这次是小杯子，淡淡的味道，透明的绿。我喝了三次，因为你们泡了三次。
陈姐姐，你猜当时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沙漠阿拉伯人形容他们也必喝三道的茶。
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如微风。
面对着你和平先生，我喝的是第三道茶。这个“淡如微风”，是你当年的坚持，给我的体验。
我看了你一眼，又对你笑了一笑。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不能言谢，我只有笑看着你，不能说，放在生命中了。耶诞节，平先生和你，给了我一匹马，有斑点的一匹马，在一个陶盒子上。盒子里，一包不谢的五彩花。一张卡片，你编的话，给了我。
你知道，我爱马，爱花，爱粗陶，爱这些有生命才能懂得去爱的东西。
有生命吗？我有吗？要问你了，你说？
我很少看电视的，或者根本不看，报上说，你有自己的天空，有自己的梦。我守住了父母的电视，要看你的天空和梦是什么颜色。
你看过我的一次又一次颜色，而我，看过的你，只是一件淡色的衣服。而你又不太给人看。
我是为了看你，而盯在电视机前的，可是你骗了我，你不给人多看你。你给我看见的天空，很累，很紧凑，很忙碌，很多不同的明星和歌，很多别人的天空——你写的。
而你呢？在这些的背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你坐在平先生旁边闲闲的钓鱼或晒太阳的镜头？
我看过你包纱布写字的中指，写到不能的时候，不得不包的纱布。
孩子，这还不够吗？你不但不肯去钓鱼，你再拿自己去拚了电影，你拚了一部又一部，不懂享受，不知休息，不肯看看你的大幅霓虹灯闪在深夜东区的台北高墙上时，琼瑶成功背后那万丈光芒也挡不住的寂寞。谁又看见了？戏院门口的售票口在平地，哪儿是你。
大楼上高不可及的霓虹灯，也是你。那儿太高，没有人触得到，虽然它夜夜亮着，可是那儿只有你一个人——嫦娥应悔偷灵药，高处不胜寒。
好孩子，你自己说的，你说的，可不是我——不要再做神仙了。
我知道你，你不是一个物资的追求者。我甚而笑过你，好笨的小孩子，玩了半生那么累的游戏，付出了半生的辛劳，居然不会去用自己理所当然赚来的钱过好日子。
除了住，你连放松一下都不会，度假也是迫了才肯去几天，什么都放不下。
这么累的游戏，你执着了那么多年，你几次告诉过我：“我不能停笔，灵魂里面有东西不给我自由，不能停，不会从这个写作的狂热里释放出来，三毛，不要再叫我去钓鱼了，我不能——”
常常，为了那个固执的突破，你情绪低落到不能见人。为了那个对我来说，过份复杂的电影圈，你在里面撑了又撑，苦了又苦，这一切，回报你的又值得多少？
个性那么强又同时非常脆弱的女人——陈姐姐，恕我叫了你——孩子。
写，在你是不可能停的，拍，谁劝得了你？
看你拿命去拚，等你终有累透了的一天，等你有一天早晨醒来，心里再没有上片、剧本、合同、演员、票房、出书……等了你七年，好孩子，你自己说，终于看见了《昨夜之灯》。那一切，都在一个决心里，割舍了。
今夜的那盏灯火，不再是昨夜那一盏了，你的承诺，也是不能赖的。这一场仗，打得漂亮，打得好，打得成功。那个年轻时写《窗外》、《烟雨蒙蒙》的女孩，你的人生，已经红遍了半边天，要给自己一个肯定，今天的你，是你不断的努力和坚持打出来的成功，这里面，没有侥幸。放个长假好不好？你该得的奖品。
休息去吧！你的伴侣，一生的伴侣，到底是什么，你难道还不知道？
你一生选择的伴侣，你永恒的爱情，在前半生里，交给了一盏又一盏长夜下的孤灯，交给了那一次又一次缠纱布的手指。
孩子，你嫁给了一盏无人的灯，想过了没有？
你的笑和泪，付给了笔下的人，那盏灯照亮了他们，而你自己呢？你自己的日子呢？
不要不肯走出可园，那个锁住了自己的地方，改变生活的方式，呼吸一些清晨的空气，再看看这个世界，接触一些以前不会接触的人群——不要掉进自己的陷阱里去。
在一个男人永生对你付出的爱情里，你仍是有自由可言的。跟他一起自由，而不是让他保护你而迷路。
不拍电影了，真好，戏终于落幕了，那是指电影。
现在你自己的戏，再没有了太多的枷，你来演一次自己的主角好不好？不要别的人占去你大半的生命，不要他们演，你来，你演，做你自己，好孩子，这个决心，可是你说的，我只不过是在替你鼓掌而已。
你是自由的，你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路，他人喜不喜欢你走出来的路，不是你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没有强迫任何人。别说强迫了，你根本连人都不肯见。
最喜欢你的一点，是你从不在朋友欢喜的时候，锦上添花，那个，你不太看得见。
这一生，我们也不常见面，也不通信，更不打电话，可是，在我掉到深渊里的那一刹那，你没有忘记我，你不拉我，你逼我，不讲理的逼我，逼出了我再次的生命。是你，陈姐姐，那个不甘心的承诺，给了我再来的生命。
我不谢你，你知道，这种事情，用这个字，就不够了。昨夜之灯，任凭它如何的闪亮，都不要回头了，你，我，都不回头了。
我们不嫁给灯，我们嫁给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只有一个面相，这条路，不是只有一个选择。
戏，这么演，叫做戏，那么演，也叫做戏，这一场下了，那一场上来，看戏的，是自己，上台的，也是自己。陈姐姐，你鼓励过我，我现在可不可以握住你的手，告诉你，我们仍然不常见面，不常来往，可是当我们又见的时候我也要送你一匹马——我画的，画一个琼瑶骑在一匹奔驰的马上，它跑得又快又有耐性，跑得你的什么巨星影业公司都远成了一个个斑点，跑到你的头发在风里面飞起来，这匹马上的女人，没有带什么行李，马上的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恤衫，上面有一颗红色的心，里面没有你书里一切人物的名字，那儿只写着两个字——费礼，就是你的丈夫的笔名。
跑进费礼和你的穹苍下去吧！
其实，已经送了你一匹马。现在。
祝你旅途愉快！
送你一匹马 正文 衣带渐宽终不悔 文：陈怡真
章节字数：8764 更新时间：07…08…29 05：06
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说，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城，嘱二天使引领城中唯一的义人罗得和他的妻子、两个女儿出城。在城外，天使对罗得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路，免得你被剿灭。”结果耶和华在毁城的时候，罗得走在后头的妻子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竟变成了一根盐柱。
我活在今天
三毛说：“过去不能回头，回头就会变成盐柱了，所以不回头，不回头。”
把长发略略剪短了一些的三毛，盘膝坐在地上，对我摇摇头，坚持不肯再谈过去的三毛。
“把回忆留给老年吧。我现在喜欢讲教学。”她眼睛亮了，声调愉悦昂扬了起来：“不要以为那很道学，实在很有趣。非常着迷。”
就在去年夏天，流浪的三毛从中南美洲游罢归来，从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的手中接过了一纸聘书。九月份，她站在华冈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两百位学弟、学妹，开始了她人生一堂非常重要的课程。
四个月下来，自称“只有五分钟热度，最多不超过十五天”的三毛，是深深陷在其中了。四个月不厌，大概就不会厌了。
“教学还是很累的。两天的课，五天的改，改到后来就开始急了。因为又要开始准备下堂课了。差不多四小时的课，总要看十五本书，不能说是消遣了，起码要去找，但也不一定用。也许那堂课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可是当时和学生的默契不是那样，可能我白读了七天书就丢掉了。不过还是有收获。”
她教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小说研究”和“散文习作”两门课。正式的学生是一百五十三个，但加上旁听的就超过两百人了。旁听的作业她也改，而且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改。无怪三毛要喊累。
“其实，我是个喜欢导师制的教师。我喜欢带五个到十五个学生一年，并不喜欢带两百个学生一年。这个理想，台湾可能没有一个大学办得到。尽心尽意的把那五个到十五个学生带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可以做得更周全。可是现在学生很多，旁听的也多，我很难一个一个去了解他们的个性。一个老师可以给学生很多知识，但不了解他的话，就很难给他一个指引的方向了。所以我现在讲的总是往一个大方向去讲，不能往小方向钻。如果我只有五个学生，就可以每个人给不同的路去走，但两百个人，就只能给他们一条路了。选择或不选择，是他们的事。那时候就很急了。”
补救的方法，就是和学生做笔谈。从谈话里了解他们的志向、兴趣、特长还有出身背景。所以三毛的课的考卷常是性向调查的问卷，而不是所谓用功或不用功的考卷了。“我觉得一般孩子的文笔都很流畅，只是他们没有很踏实的到生活里来。不过慢慢总要出来的。我真喜欢这工作。不是我指引学生，而是在旁边启发他，启发他最灿烂的潜能。这是一个老师很重要的工作。”
中国人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三毛认为，可能没有一个老师能把这三点都做得周全。她的解释是：“授业，是比较实际的东西，像化学、物理、数学科之类。解惑则可说是用在文字学、音韵学上。而我所做的是传道。传道不只是课堂上，也在个人的行为上。”
她很喜欢给年老的学生改变一个观念：有礼貌的老师不一定是严肃、一板一眼的。一个心神活泼的老师照样可以是一个有礼貌的老师。
但学生能不能知道她的苦心呢？三毛并不刻意去点醒，可是细心认真的学生一定注意到了，她在言词细微处的留意。譬如她一定用“请”而且不称“你们”用“我们”。“在这点上就是从蒋经国先生那里学来的。他真了不起，你看他的任何谈话、文告中必然全用‘我们’，看了真是感动，因为他深深感觉到他是我们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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