毡ā备笨陡澹笔敝鞅嘌π拈F，连续用了她不少稿，写了六年，康芸薇的第一本书《这样好的星期天》，于1966年8月，由文星书店出版，十五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地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
康芸薇的第二本书，书名一改再改，最初叫《两记耳光》，晨钟接印，改名《十八岁的愚昧》，不久又变成《良夜星光》，成为尔雅丛书。
不同的年代，先后有不同的五家出版社痴情地为她出版这两本老书，可见康芸薇的书必有与众不同之处。
白先勇和水晶，都特别喜欢康芸薇的作品。白先勇说，如果康芸薇有新书出版，要为她写序。水晶则说：“好的文章，贵在没有烟火气。康芸薇的可贵处就在这里。在她那行云流水般纯净抒写里……像极了简？奥斯婷。”
在焦躁的年代里，康芸薇的作品是一股清流和暖流。她慢慢的调子，需要阅读者有一颗安静的心，才能欣赏她世界里的拙趣和童趣。
弃妇吟——琦君的《橘子红了》
远在大学时代，我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就读到琦君的文章了，多为散文，偶尔也有一两篇小说。后来许多年也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琦君的作品，当然，那时琦君早已是名重一时的散文家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像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源泉。琦君塑造成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段。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妇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委屈。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中国旧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多妻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乱源。汉朝吕后残害戚夫人是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说《*》西门庆的众妻妾从头厮杀到尾，留给我们一幅最生动的中国“封建家庭”浮世绘。李瓶儿与尤二姐都是做小妇的典型悲剧人物，中国家庭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难怪“五四”以来，进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对象就是中国人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义又被列为罪恶之首，不少文学作品对此大加鞭笞，无情揭发。奇怪的是，这些当年轰动一时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于今事过境迁，却很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并无攻击“封建家庭”罪恶的企图，她落笔相当含蓄，对她父亲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责，甚至对她二妈写得也算宽容，事实上琦君笔下，她父亲是一个很正派的人物——正派人物对自己发妻不自觉的残忍，有时更加可怕。琦君用隐而不露的曲笔，却把中国旧社会“封建家庭”中妇女的痛苦，写得如此深刻、令人难忘。“哀而不伤，怨而无诽”，中国文学这项传统法则，恐怕还是有点道理的。
《橘子红了》是琦君偶尔为之的一篇小说，主题与她多篇散文相同；旧社会中“封建家庭”牺牲者，弃妇的一首挽歌。大伯在外当官娶了做交际花的姨太太，从此伯妈在乡下就守了活寡。大伯无子，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妈擅自为大伯娶了个贫家女秀芬做三姨太，作为产子的工具！这种怪事在中国旧社会时有所闻，在别的国家则匪夷所思！大伯回到乡下，并与秀芬圆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后，给伯妈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四个字，于是家里又添了一个弃妇。期间秀芬与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间，却发生了一段似有似无的爱情，以当时的社会伦理，当然这段爱情必须以悲剧收场。秀芬果然怀孕了，然而伯妈的愿望并未达到，大伯没有回心转意，倒是交际花二姨太紧张起来，亲自下乡，要把秀芬带走，以便监控——这种重施王熙凤对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胎儿也弄掉了，于是便失去她产子的功用，抑郁以终。这则古老的故事，琦君着力描写秀芬这个苦命女以及她与六叔那段凄美的爱情，但据我看这个故事中，伯妈这个三从四德看似平凡的旧式妇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弃妇还不算，又拉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纳妾生子，其实出自她自私的动机：希望把丈夫从交际花身边夺回来。秀芬之死，伯妈要负责任的。然而在琦君笔下，伯妈又是那样一个“豆腐心肠”的大好人。其实大伯按传统标准也没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会容许的。琦君的作品这些“好人”却往往做了最残酷最自私的事情来——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惊人的地方。论者往往称赞琦君的文章充满爱心，温馨动人，这些都没有错，但我认为远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觉的那一刻，琦君忽然提出了人性善与恶、好与坏、难辨难分，复杂暧昧的难题来了，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细细思量了。
据琦君自白，这个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并没有死，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几十年后，大陆经过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到了秀芬，她对过去一字不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的坟已经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红了》这篇小说如果按照真实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剧性更浓一些。琦君心软，不忍让秀芬的苦难拖那样久了，像秀芬这种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琦君在尔雅印行的书
《三更有梦书当枕》
散文 1975年7月
《桂花雨》
散文 1976年12月
《细雨灯花落》
散文 1977年7月
《千里怀人月在峰》
散文 1978年9月
《钱塘江畔》
短篇小说 1980年4月
《琴心》
散文？小说 1980年12月
《烟愁》
散文 1981年9月
《母心似天空》
散文 1981年12月
《菁姐》
短篇小说 1981年12月
《一袭青衫万缕情》
散文 1991年7月
《词人之舟》
诗词赏析 1996年3月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1）
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e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50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二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抗俄”、“*”，在50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不像有些美国人，写起*来翻脸无情，把父母写得禽兽不如，也许真有其事，到底不足为训。隐地父亲事业失败，终身潦倒，母亲不耐贫穷，离家出走，少年隐地，摆荡在父母之间，经常衣食无着，三餐不继，甚至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青涩年纪早已饱尝人生辛酸委屈，对父母的怨怼，当然不止车载斗量了，所以要等四十余年，经过了解、理解、谅解的艰难过程，终于与人生取得最后和解，才开始把他心中的积怨与隐痛化成感人文字。对作家隐地来说，这恐怕也是一道必需的疗伤手术。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隐地家这本经加倍难读。先说隐地父亲，本来是温州乡下的农家子弟，因得父母宠爱，卖田让他完成大学教育，当时农村有人上大学就好像古代中科举一般，是件天大的事，何况隐地父亲念的是燕京、之江两所贵族名校又念的是英文系，在当时，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学历，无论入哪一行，都应该前程似锦的。隐地父亲在北京杭州这些地方见过世面，当然不甘蛰居在温州乡下。虽然家里帮他娶亲而且还生了两个男孩，他还是抛弃妻儿，只身到上海求发展去了。在上海，遇见了隐地母亲，一个嫁到上海的苏州姑娘，生过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留在上海讨生活。于是年轻的隐地父母便在一起一同编织着“上海梦”，30年代，上海是无数中国青年的冒险天堂。奇怪的是隐地父亲精通英文，却没能在十里洋场发达起来，而且民国35（1946）年却跑到台湾在一女中做了教书先生。刚到台湾那四五年，隐地一家住在台北宁波西街一女中的宿舍里，那是全家生活的高峰，因为隐地父亲拿到上海种玉堂大药房的代理权，售卖种玉丸，据说吃了这种丸药，容易受孕，因此生意兴隆。可是共产党一进上海，种玉丸也就断了来源，从此全家便往下坡直落。隐地父亲不安于教职，一心想做生意赚钱养家，可是做一行赔一行，最后连教书工作也丢了，被一女中赶出了宿舍。经济窘迫，促使家庭分裂，于是隐地跟着他父亲开始了他的坎坷少年路。隐地的父亲对他说过人生像潮水，有涨有退。可是父亲的涨潮日等了一辈子也没有来临，六十九岁，抑郁以终。写一个彻底失败的父亲，隐地写得相当坦率，有时坦率得令人不忍，但大致上他这些自传性的回忆文章，都能做到“哀而不伤，怨而无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一手文字功夫以及一颗宽容的心了。
隐地父亲年轻时曾是个衣架子，瘦高身材，穿着笔挺的西装很登样，所以隐地母亲常常对他说：“你父亲穿起西装来，真是有派头！”可是又紧接一句：“西装穿得笔挺，我怎么会想到他两袋空空！”在隐地的记忆中，他这样描写父亲：
是的，我记忆里的父亲总也是一袭西装。可他一生就只有西装。父亲活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房屋，没有长期存款，当然更没有股票，他去世时，唯一留给我的，也只有一套西装。 （《上海故事》）
一套西装，写尽了父亲潦倒一生。事实上在隐地笔下，父亲是个老实人，还有点烂好人，日本友人赠送的一幢楼房会被亲戚骗去卖掉，隐地母亲把所有积蓄换成金条缝在棉被里让他父亲带去香港跑单帮，朋友开口，居然轻易被诓走，这样没有计算的人，怎能做生意？这就注定了父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