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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台湾，政治保守压抑，文化艺术死寂。《现代文学》像是突破黑夜而来的一道火光，给文艺界带来无比的震撼和光亮，也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在这儿发表。我自己也在《现代文学》投下生平第一篇作品，当时胆战心惊地不敢用自己的真姓名地址。等到文章发表了，兴奋如狂，环顾左右，觉得天地都再也不一样了。《现代文学》后来登了一则启示，请荆棘赐示地址，可是我却羞涩胆怯不敢出面。白先勇到二三十年后才知道邻居的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因为《等之圆舞曲》，我应“文星”的邀稿而写《南瓜》。由于《南瓜》，我才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先后出了四本书。（第四本记录我的非洲蛮荒行，书名《金蜘蛛网》，时报文化公司印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如果文章没被《现代文学》采用，我绝对不可能开始创作。所以当我的《虫及其他》一书出版时，鼓起勇气请白先勇为我作序。我说，你一定不知道，到今天我还丢不开文艺创作，都是你当年“害”的。
白先勇写了《邻居的南瓜》，写了好多台北松江路的童年往事。圣塔巴巴拉的院子养植凄美的茶花，满室飘荡兰花的幽香，在那儿第一次正式会晤到我当年的邻居，为我写序的人。对面的男子仍然俊秀出众，气势如虹。我提到自己时间的紧凑和工作的压力，如今投稿又如是难被采用，出版的书也没人去看，我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为了永恒。我们都会消失的，只有我们留下的创作！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永恒的。”男子沉静而严肃地说，他的影像在我眼前渐渐扩大，从松江路的一角延伸到圣塔巴巴拉延伸到世界。
那么就写吧，不管有没有园地可发表，不管有没有读者要看。哲人说“我思故我在”，我也对自己说“我写故我在”。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1）
1990年9月的中旬，我在北京听到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60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地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和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7期，那是1961年3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地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当时文学院贴出海报宣传。我低着头从海报下走过去，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看别人的表情。正巧母亲从花莲上台北，我就领着她去看海报。那时候真年轻，写出小说那种得意欢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上，不断创新求精的作家。我们毕业后去服兵役，王祯和跟他同班的两个学弟郑恒雄跟杜国清便正式参加《现代文学》，接手帮忙社务了。因为杂志社没有钱，校对要自己动手，王祯和他们还得坐公共汽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杂志推销也得自己来，王祯和曾努力销出《现代文学》三十多本，也算贡献不小。《现代文学》是王祯和文学生涯的起点，他的几篇成熟后的杰作，却是后来在尉天骢等人创办的《文学季刊》上发表。
1970年，阴错阳差，我又开办了“晨钟出版社”，那时候自许甚高，专门出版严肃的文学作品。小说当然是重要部门，我去找王祯和商量，要替他出小说选集，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晨钟”1970年10月出版的《寂寞红》，集子选了五篇小说：《那一年冬天》《永远不再》《月蚀》《寂寞红》《来春姨悲秋》，是尉天骢写的序，封底摘录了姚一苇先生的评论。猩红色的封面却是我选的。选集出版，反应很好。于是1975年9月，“晨钟”又替王祯和出版第二本小说集《三春记》，也收入了五篇小说，也附有他一个剧本《春姨》。集子封面是由郭震唐设计的，上面画了一个滑稽人物拉开裤子看自己，大概是《三春记》中那位雄风不振的区先生吧。可惜这本小说集出版没有多久，“晨钟”便关门了。原来开出版社也是在做生意，赔钱的生意是做不长的。那时我不懂这些，一味只想出好书。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从堆积如山的旧书里找到了晨钟出版的《寂寞红》与《三春记》，这两本书现在看看，还是很可爱，可是算一算却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书在人亡，真是令人不胜今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2）
1979年，《中国时报》第三届小说奖，我正好做评审委员，时报设有推荐奖，当时王祯和的小说《香格里拉》正在人间副刊注销。《香格里拉》是一篇极动人描写母子情深的小说。王祯和十分推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他这篇小说，颇有小津安二郎平实自然的风格。我极力推荐《香格里拉》，后来终于得到首奖。可是那时我们已经听闻王祯和患了鼻咽癌，大家都不免暗暗为他着急。
评论王祯和的文章，向来不乏。王祯和逝世时，《联合文学》还为他举行了一个作品研究会，收容了不少篇的评论。这些文章从各种角度来探讨诠释王祯和的小说，但迄今还没有一本全方位研究王祯和小说的专著问世。王祯和是一位有开创性的小说家，他最好的几篇小说《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香格里拉》《老鼠捧茶请人客》，我相信可以传世，他的作品在台湾小说史以及中国小说史上，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王祯和逝世已经六年，可以盖棺论定了。高全之这本《王祯和的小说世界》是研究王祯和全部作品的第一本专书，来得恰逢其时。
二十年前，高全之便出版了《当代中国小说论评》（后改书名为《从张爱玲到林怀民》）一书，里面收集了他从学生时代便开始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论及欧阳子、黄春明、七等生、水晶、林怀民等人的作品，他对60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是相当熟悉的，因此他研究王祯和的这本专著便有了6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作为参照。高全之在大学主修数学，后来从事电脑工作，但文学、或者说小说，却是他一生精神所托。我有一个感想，往往一些本行是医、理、工又爱好文艺的读者，他们有科学分析的训练，态度客观，不容易为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所左右，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及了解，反而更加直接，而常常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新鲜见解。近年来世界上各种新兴理论大行其道，一些理论家挟着语言学、心理学、社会、政治、经济各种学科中一些新奇理论，入侵文学领域，于是一阵“解构”、“颠覆”，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段。论来论去，好像都是对文学本质不是很相关的议题，文学的艺术性，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却偏偏给忽略了。我对文学，倒是一直抱持着一个相当古老的看法，文学作品总应该走在文学理论的前面，没有作品，又哪里来的理论呢。高全之这本专著，并没有依附任何特定的理论，他是秉着极度虔诚谦抑的态度，去研究王祯和的作品的，他凭着冷静的分析头脑，敏锐的文学感性，以及中年人对人生的深刻体验，精心细读王祯和的作品，多年酝酿，终于得出了一些阅读心得及独创见解来。
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有宏观鸟瞰式的整体总论，有单篇深入的精微分析，他侧重王祯和在小说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实验与开创。但他也从不忽略王祯和小说对社会的关切，他论到王祯和如何写生命卑微，人生命运，他比较王祯和与黄春明小说对娼妓的态度。他也举出王祯和小说人物一项重要的论题：母亲形象。他的这些论点，许多前人也曾提过，但高全之却往往能推陈出新，独具慧眼。有时他甚至独排众议，另创一格。
《王祯和的小说世界》第一篇长达四十三页的总论开宗明义标题为《王祯和的小说艺术》，这便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从王祯和留下来少数的序言、访问、演讲稿，以及我对他创作的了解，王祯和创作最大的追求，便是小说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不断的创新求变。高全之解说了王祯和小说几个重要的主题关切之后，又提出王祯和小说的叙事观点及他的小说语言来仔细分析讨论！这也是大家都论过的题目。但论到王祯和的小说，就不得不突出这两项要目来，因为复杂多变的叙事观点以及丰富多元的生动语言，正是王祯和小说的一大特色，可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王祯和对小说的叙事观点一开始便有浓厚的兴趣，他每写一篇小说，便在叙事观点上，几乎都有创新的实验。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王祯和自己承认对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提创的单一观点曾经潜心研究过，他的多篇小说也以单一观点叙事为主。詹姆士是西方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以心理分析见长。王祯和的小说采用单一观点时，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他又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有时甚至拔高到意识流动，因此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思念，都一一披露出来，于是来春姨内心的挫折悲怆、万发的尴尬无奈、老祖母的焦急哀怜，我们都深切感到，因为王祯和借着他的小说角色，徐缓不急，娓娓道来，一腔心事，都诉诸读者。我们读王祯和的小说，都会明确地听到一个特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作者的，也是作者托借小说人物的，这个“声音”极具魅力，能够抓住我们读者，跟着他，崎崎岖岖，从头走到底。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3）
但王祯和又不完全满足于单一观点的叙事方法，他不甘受拘，同一篇小说中，他又另外创造一个叙事者，时常跳出来，指指点点，讲评一番。中国传统小说如“三言”“二拍”，作者常常忍不住，要跑出来向“看倌”箴世规劝几句。英国19世纪的小说，作者也喜欢直接向“Dear Reader”说长道短，但王祯和这个作者化身的叙事者，却转化成喜剧角色，有点像京剧开场，插科打诨的丑角，嬉笑怒骂，却暗含针砭。姚一苇先生是第一个发觉《嫁妆一牛车》是一篇杰作的评论家，他论这篇小说时，对王祯和这个喜欢嘲弄的叙事者论之甚详。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祯和要在他的小说中推出这样一个突梯滑稽的叙述者来搅局呢？王祯和自己说过：“好作品不能太感情用事，用喜剧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念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我们还是拿《嫁妆一牛车》做例来说明他这个理念，本质上这是一篇极其辛酸的故事，王祯和写这篇小说时，曾经“边看边掉泪”。但他却深知写小说不能随便流泪的，小说的第一大忌便是滥情感伤。但像万发典妻这样悲苦的故事，一个处理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滑入感伤的滥调中。因此，这个突梯滑稽叙事者的设计，便是王祯和的一种策略，以这个叙事者嘲弄戏谑的口吻腔调，来冲淡调和这个本质上充满悲苦的故事。又因为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把两种叙事观点——由万发角度的单一观点及嘲弄者的观点——交互运用得十分灵活圆熟，使得万发与嘲弄者两人一唱一和，一搭一档，丝丝入扣，整篇语调一气呵成，表面上嘻嘻哈哈，骨子里满怀悲凉。王祯和成功地把万发塑造成了阿Q式可笑复可悲的荒谬喜剧人物。《嫁妆一牛车》当然还有其他成功因素，但王祯和在这篇小说中，观点运用得当，却是首要条件。但王祯和的观点运用的实验，并非每次都成功的。高全之指出了《素兰要出嫁》中，辛嫂发现女儿素兰被丈夫锁在小木屋里，那个嘲弄叙事者，突然“Oh，My God！”也用了上来，而且接着一篇大鼓词式的打油诗，把素兰形容一顿。读者至此，有点不知所措起来，因为辛嫂不是像万发一样的滑稽人物，突然对她取笑一番，不免感到唐突。
王祯和曾为文学下界定：“把正确的字放在正确的地方”①，这个定义对了解王祯和的小说艺术有极大帮助，王祯和显然认定，文学乃是文字艺术，难怪他对于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功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