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语言文字投下最大的功夫及心血去琢磨研究，创造出他认为最合适的一种语言来写他的小说：“寻找真实的声音来呈现故事”，一直是他努力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语调，是他经营得最用心的项目。常常他写一篇小说，为了找合适的语调，会找好几个月。他认为“语调不对，就像歌星唱歌没有套谱，荒腔走板，不堪入耳”②。他写《三春记》，开始时遭到困难，因为一写再写，总感觉语调不准确。后来他读了《醒世姻缘》，“豁然开朗”，才把《三春记》的语调调准。《醒世姻缘》这本明末小说，曾受到胡适的高度评价，这本大量采用山东方言的小说，胡适认为语言极为生动活泼，是一部上乘喜剧，其中“快节奏的俏皮语调”，给王祯和很大的启发。
王祯和的小说多写花莲的风土人物，既然他在小说中执意寻找“真实的声音”与“准确的语调”，当然台湾方言的运用，便是他创造小说语言的重要课题了。这也是王祯和小说常被议论到的项目。王祯和之前当然也有台湾作家将台湾方言用到小说中，王祯和之后，台湾小说中大量运用台语更为普遍。但王祯和在小说语言的经营上，始终能独树一帜，另创一格。事实上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得力于方言甚多，除了《醒世姻缘》外，《水浒传》与《*》也有不少山东土话，《红楼梦》都是京腔，《儒林外史》有南京话，方言用得最彻底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对话全部是吴语，对话写得极精彩，可惜只有会吴话的人才看得懂。在小说中运用方言，真是一门大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得好，小说处处传神，活色生香，用得不好，一片噪音，反成累赘。我们仔细研究王祯和的小说，他写得最成功的那几篇中，我们会发觉他对台语的运用是经过仔细考虑，精心研磨的，他用得十分恰当又相当有节制。他并不是生硬地将大量俚语插到小说中去，而是下工夫将台湾话特殊的语法、节奏，巧妙地融入他的小说语言中。例如像《来春姨的悲秋》及《香格里拉》，令人难解的台湾俚语并不多用，《来春姨的悲秋》王祯和只下了一个注，《香格里拉》也只有一两处小注，可是这两篇写花莲妇人的故事却是地道的台湾味，风韵天成。王祯和的小说，自有其独具一格的台湾风情。拿流行歌来打个比方，王祯和喜欢流行歌曲，也常常在小说中引用。老牌台语歌手洪一峰唱的《旧情绵绵》《悲情的城市》这几首台湾老歌，韵味十足，别的台语歌星都唱不过他，即使他的歌王儿子洪荣宏唱起这些老歌来，也要逊他三分。王祯和的小说，也有洪一峰唱的这些台湾老歌醇厚浓挚的乡土感情，悲酸凄哑中，又透着绵绵不断的温馨。王祯和在他的小说中，将台语诗化、抒情化了，而他不避俚俗，又将台湾方言中的诙谐幽默大量引入，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又充满喜剧色彩。 。。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4）
在《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前面，王祯和引了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的一段话来做楔子，而且还引了英文原文。《嫁妆一牛车》是公认的王祯和小说中乡土色彩最浓厚的代表作。而他却偏偏引用西方现代小说一代宗师的话来做楔子，这其中透露的消息，令人玩味。《仕女图》是詹姆士中期的重要作品，他所创导的单一叙事观点，便是从这本小说开始运用纯熟的。《乡土》与《现代》，这两个常常引起争论的议题，在王祯和的小说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一篇访问记中，王祯和对被称为“乡土作家”并不苟同，他对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一词，有这样的看法③：
“乡土”这两个字最先是在美国的一个中国留学生说出来的，他们在异国生活，对他们来说，台湾的一景一物都可以称之为“乡土”的景物，由他们说出的“乡土”，其中的感情是土生土长或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所不能体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字由他们口中说出才是恰当的，我们实在没有必要人云亦云。
大凡一个有独创性的作家大概都不喜欢被归类于任何派别，因为任何标签对作家都是一种限制。王祯和大概也不喜欢被限制于当时台湾流行的“乡土文学”特定的定义中吧。当然王祯和是热爱他的故乡花莲的，他十八岁以前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花莲的一景一物，人物故事，都深深根植于他的记忆中，变成了他日后文学创作的泉源。花莲对王祯和而言，恐怕早已超越了地理范围，而变成他创作的心灵所寄托的“原乡”、他文学生命的“香格里拉”了。王祯和又说过：“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东西，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生命、有感情，才会使读者有亲切感，产生共鸣感。”④王祯和写到花莲人的故事，尤其是他所谓“小人物”的故事，他灌注了最大的同情心，也因此写得最动人。
又因为王祯和到台北上大学念的是外文系，所以他在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成长期间，便广泛接触到西洋文学，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戏剧（尤其是奥尼尔及田纳西？威廉斯），以及电影，都有浓厚的兴趣及研究精神。而他的创作态度又相当开放而喜欢实验，因此他大量采用了西方现代小说、戏剧、电影的技巧手法，来丰富他的小说的表现方式——这就造就了王祯和小说有容乃大的独特风格。一方面他的小说内涵深植于花莲的风土人物，而表现方式却又是多彩多姿各种现代手法。王祯和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既“乡土”又“现代”，“乡土”为体，“现代”为用，他最成功的几篇，“体”、“用”已达到合而为一。
台湾文学界一直有一个看法，认为“乡土”与“现代”是对立的，互相排斥，不能兼容。王祯和的小说对这种看法恰恰提出了反证。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鼻祖是鲁迅。鲁迅的小说写的多为他故乡绍兴的风土人物，是道道地地的绍兴乡土，但他却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的作家。鲁迅熟读西方文学，尤其是俄国小说，他是第一个把契诃夫一脉相传的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形式，成功地引介到中国小说里来的作家。在鲁迅的小说中，“乡土”与“现代”也是完全契合的。我们今天读“彷徨”、“呐喊”，仍感到历久弥新，我想不仅是其中的乡土人物、社会意义，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小说的现代精神及艺术成就。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迄今恐怕还得算是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他也是王祯和最心仪的西方小说家之一）。福克纳写的全是他家乡密西西比的乡土故事，但他的小说技巧及文字风格却有划时代的独创性。完全是现代主义的。福克纳的小说根植乡土而又能超越乡土，达到普遍性宗教的悲悯情怀，他的小说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震撼力量，就是因为他创造出一套繁复的小说文字技巧，极有效地表达出他作品深刻的内涵来。西方现代主义最前卫的作家乔伊斯（James Joyce），青年时期离开故乡都柏林，终其一生居留法国，没有再回爱尔兰，但他的小说所写的全是“都柏林人”，是十足的爱尔兰乡土，他那本现代主义的巨著《尤里西斯》（Ulysses），全篇用意识流写成，一天的故事写了七百多页，点点滴滴，全是都柏林的风土人物，这本小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尔兰乡土作为根基，是难以立脚的。在这些中西文学大师的作品里，“乡土”与“现代”不仅不相悖，还相辅相成。王祯和的作品亦是如此。如果将“乡土”的意义提升扩大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根源，那么，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也必然是“乡土”的。如果“现代”解释成了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那么，不甘受拘于僵化的传统习俗的作家，也必然会向往“现代”了。 。 想看书来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5）
高全之在他这篇总论的结尾，对于王祯和不惑于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执着于“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寻找真实的自己的声音”，这种独立的创作精神，大加赞扬，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认为王祯和“不仅是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文化——跨越台湾以外更广更宽地区的中华文化的骄傲”。
高全之用了三章的篇幅专论王祯和几篇单篇小说。《寂寞红》及《两地相思》，比较少有人论及，尤其《两地相思》这个中篇是王祯和尚未完成的一篇遗作，由郑树森整理后，发表于《联合文学》第103期。高全之花了相当大的功夫精读这两篇小说后，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的特殊结构，以及这两篇小说中人物与王祯和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血缘关系，都有精微的分析与追溯。《嫁妆一牛车》这篇王祯和的代表作历来被讨论得最多，似乎该讲的话都说尽了。但高全之在《道德诡辩的营建及其超越》这一章中，却提出了《嫁妆一牛车》的另一种读法。自从姚一苇先生发表《论王祯和〈嫁粒一牛车〉》以来，历代论者都以故事主角万发为主轴，来诠释这篇小说的各层意义。高全之却换一个角度，从故事另外两个配角阿好及简底的立场，来了解这出共妻的悲喜剧。王祯和对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花莲下层社会的“小人物”，相当宽容。他写人物，“并没有刻意去褒贬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写的就是这样有对也有错的“中间人”。他在《现代文学》第七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前面引了易卜生的一句话：
One must go on living；and it makes one selfish。
（人须得活下去，这就使人变得自私。）
后来结集出远景版时，王祯和却把易卜生这句引言拿掉了。其实易卜生这句话，对理解王祯和小说人物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帮助。王祯和的许多小说人物，都在赤贫的生命线上挣扎求存，在求生存的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小人物身上这样那样性格及行为上的缺点，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了。秦贵福（《鬼？北风？人》）、含笑（《快乐的人》）、阿乞伯（《那一年冬天》）、甚至来春姨（《来春姨悲秋》），他们为了要活下去，都变得自私，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为辛酸。《嫁妆一牛车》求生存的挣扎，最为*野蛮，王祯和对万发固然满怀悲悯（他边写边哭），对阿好及简底他似乎也有不忍之心。高全之颇能揣摩作者的用心，他替阿好及简底都做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阿好与简底并非像潘金莲与西门庆一对“奸夫*”十恶不赦，虽然万发妄自菲薄想效法三寸丁武大郎捉奸。阿好红杏出墙出于经济压迫生计无着，也由于生理需要——万发夫纲不振，雄风不举。阿好其貌不扬，而居然有一个小她十几岁、荷包里又有几文的男人对她发生恋情，站在女性立场，阿好何乐不为。但阿好毕竟对万发还念旧情，万发下狱后，她并没有抛弃他，等他出狱后还替他赚来一架牛车。简底虽然分享了万发的妻子，但他也替万发养活了儿子阿五。简底维持了万发一家的生计，替他代行了丈夫父亲的职责。简底最大的缺点便是一身狐臭，但男人的体臭也可能是雄性的表征，难怪万发处处感到简底狐臭的威胁。《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王祯和对人物设计相当周全，主角配角间，比重分量，不偏不倚，这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另外一大因素，万发的悲剧并非由坏人作祟，而是出于环境的压迫、时运的不济，以及主角万发本身性格的缺陷导致而成。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6）
研究一位作家，追溯他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当然亦是重要的一个部门，王祯和兴趣广泛，由曹禺的剧本到章翠凤的大鼓，他都有浓厚兴趣。但是在他重要的创作形成期间，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可以分两方面说，其一是张爱玲作品对他的影响，其二是她个人对他的影响。高全之为此专辟一章论述这两位作家一段罕有的文学因缘。
1961年初秋，张爱玲访台，她到远东的目的是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台湾之行是顺道。不过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的记载，张爱玲到台湾也想为她计划中的小说《少帅》收集一些资料。那次王祯和与张爱玲见了面，而且因为张爱玲看了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十分激赏，而兴起花莲之旅，并由王祯和招待，在王家小住。这段交往，对王祯和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珍贵经验。王祯和与张爱玲在台北第一次会面，我也在场。那是美国在台新闻处处长李察？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做东宴请张爱玲，麦卡锡找了一群《现代文学》的年轻作家作陪，有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戴天还有王祯和，此外殷张兰熙女士也在座。午宴设在西门町的“石家饭店”，那是一家苏州菜馆，在当时算是有名的江浙馆子了。台北还是秋老虎的大热天，饭馆里开足了冷气。我坐在张爱玲的右手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还携带了一件紫色绸面的棉袄，大概台湾饭馆里呼呼的冷气她有点吃不消。那天张爱玲话不多，但跟我们说话时很亲切，大概看见我们这一群对写作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觉得很有意思。她的国语带有京腔的，很好听，大概小时在北方住过有关。张爱玲是近视眼，眼睛看起来有点朦胧，可是她一专注的时候，眼里一道锐光，好像把什么东西都穿透过去似的。我记得她那天在席上讲过，她看了王祯和的小说，对花莲产生好奇，想去看看。张爱玲虽然在大陆成名甚早，但她的小说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读者不多，王祯和是少数中的一个，他未遇见张爱玲前，应该已经熟读了她的作品。已经很多人指出来，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文字风格上已经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一个初写作的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就受到自己心仪的前辈作家肯定欣赏，那一番鼓励，是无法估计的。不管张爱玲基于什么原因欣赏《鬼？北风？人》——花莲的风土人情，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