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些人可以代表整个时代，林幸谦就是一个努力的塑像者。在这一系列作品里，凸显了人物的表情与心事，昨日仿佛重现。读到“我的哀悼充满时代的思念/一页客死异乡的悼文”，我好像终于明白，诗人的不快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时代的消失又是怎么一回事。
作家古远清在272期文讯杂志上评介林幸谦新出的诗集《叛徒的亡灵》，他说：
在香港，写诗有十多年之久的林幸谦，何以至今仍常写常新，诗泉喷涌？他多年来在海内外写的作品，何以不断获得掌声，受到资深作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多种流派争奇夺丽的香江诗坛，他何以用其*与彪悍的诗作，充分显示学院诗人强大的生命力？
林幸谦以他的《叛徒的亡灵》，向读者报告了他的“五四诗刻”，披露了他的创作生命力的泉源来自于中国“五四”的新文学传统。该书共分九卷：沈从文图、鲁迅图、郁达夫图、萧红图、徐志摩图、林徽音与张幼仪图、张爱玲图、盘古图、女娲图。读者通过这九“图”，即可领略到这位“大马诗人”、“香港诗人”、“华文诗人”丰富多彩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归乡路线，这么多红尘血肉，这么多生死场外，这么多遗稿残卷，以及观音咒语、声色蝶舞乃至提琴叶片。这就无怪乎他以自己的独步之姿，不仅走进香港当代新诗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史，而且走进世界华文文学史了。
林幸谦，祖籍福建永春人，生于马来西亚，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旅居香江不觉十余年。曾获时报文学奖首奖及评审奖、花踪文学奖散文及新诗推荐奖、吴鲁芹散文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推荐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散文首奖等。
著有文学创作集《原诗》《诗体的仪式》《漂移国土》《狂欢与破碎》《叛徒的亡灵——我的五四诗刻》，及学术论著《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张爱玲论述》《生命情结的反思》等15种，另有编撰十余种。
秉烛夜游——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1）
从历史的眼光来回顾，60年代整个中国台湾与大陆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中国大陆爆发的*固然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使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摧毁，而台湾十年间从农业社会跨入工商社会，一种新的文化蜕变也在默默成形。同时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的嬉皮反文化运动以及反越战政治运动，亦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全世界的青年一代似乎都不约而同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传统社会产生了怀疑、不满，进而摧枯拉朽投身破坏或建设的事业。60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自然也遭受到这一股世界性文化震荡的冲击。当时台湾的文化根基薄弱，正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西方文艺思潮的入侵，正好给予在迷惘彷徨中的台湾知识青年，一种外来的刺激与启蒙，于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台湾展开。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的成立，创世纪、蓝星现代诗社的兴起，文学杂志、笔汇、现代文学以及稍后的文学季刊的诞生，都显示出台湾文化动荡不安的征象。近年来论者对于60年代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所产生的台湾文化运动诸多非议。诚然，当时年轻一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艺思想的了解还不够深入，例如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存在主义等，并未能有系统地介绍到台湾。因此。60年代台湾文化运动理论与知性的根基，有其先天之不足，但是60年代文化运动者，创新求变的精神，勇于怀疑、实验的魄力，事实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在台湾创造了一股新锐之气，成为台湾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先驱。
60年代有一批留欧的台湾知识分子，默默地在做着传输西方文艺思潮到台湾的工作，他们创办了一本《欧洲杂志》，这本杂志素质高，内容深刻，尤其对于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派文艺潮流，推介颇为详尽。虽然《欧洲杂志》发行量不广，出版时间短暂，但亦有其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马森便是《欧洲杂志》的健将之一。马森在留学欧美的作家中，背景相当特殊，他在国内主修文学，到巴黎专攻电影戏剧，受到尤涅斯科（Ionesco）、贝克特（Beckett）的荒谬剧、法国新潮电影以及沙特、卡缪存在主义文学的直接影响，马森离开欧洲曾在墨西哥执教，他的独幕剧集便是在墨西哥京城写成的。1972年马森放弃教职从骄阳炙人的中美又辗转迁徙到寒带北美的加拿大，而且改攻社会学获得博士学位，期间马森回归文学，写成短篇小说集《孤绝》以及长篇小说《夜游》。四年前马森重返西欧，执教于伦敦大学，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返回台湾。在国立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戏剧。
由马森复杂迂回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测知他对中西欧美各种文化传统之间异同冲突必也曾下过工夫深入研究比较，事实上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在某一层次上可以说是作者对中西文化价值相生相克的各种关系做了一则知性的探讨与感性的描述。《夜游》女主角汪佩琳是一个到加拿大留学的台湾学生，正如其他许多台湾中产家庭出身的中国女孩，除了一段短暂的学生爱情外，汪佩琳的少女时期过得相当保守平凡。汪佩琳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敏的学生，留学成绩平平，连人类学硕士也没得到便嫁给了英国人詹。詹是国际闻名的教授，研究科学，在温哥华一间大学执教。汪佩琳和詹也曾过过一段安定的婚姻生活。如果汪佩琳是一个知足认命的女人，也许做一个英国名教授的太太，一生不见得不美满。但是才貌平庸的汪佩琳突然一夕之间，做出惊人之举，离家出走，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安那？卡列尼娜》到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西方现代小说一直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在剧变的社会中，已婚女性对世俗的社会价值所做的反叛及其后果。中国近代小说也有不少描写不安于室的女人，追求自己浪漫爱情的故事。但汪佩琳的反叛有点不同，首先她反抗的是詹所代表的西方的理性主义及文化的优越感，更进一步她也反抗以她父母家庭为代表的中国儒家传统的拘束压抑。放弃了丈夫父母的依恃凭藉，汪佩琳成为了一个孤绝的人。她弃家出走，从一个以名利为重的世俗社会纵身投入一个价值迥异的黑暗社会，她的抉择有着相当存在主义的意味。存在主义的真意一度曾遭到误解，存在主义不是悲观哲学，更不鼓励颓废，存在主义是探讨现代人失去宗教信仰传统价值后，如何勇敢面对*孤独的自我，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中，对自己所做的抉择，应负的责任。存在主义文学中的人物，往往亦有其悲剧的尊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秉烛夜游——马森的长篇小说《夜游》（2）
《夜游》一书，便是描写汪佩琳秉烛夜游，投入温哥华地下世界后的种种遭遇，每一次遭遇使她对本身以及人世增加一层新的体认与了解。汪佩琳脱离了她丈夫的世俗世界，所遇见的多为世俗社会所不容所歧视的人物。她夜游的第一站是一家叫“热带花园”的酒吧，这间酒吧便是温哥华地下世界的缩影，鱼龙混杂的深渊。汪佩琳的种种冒险，便在“热带花园”里展开。带领汪佩琳到“热带花园”开眼界的是一位人类学女教授朱娣，跟她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朱娣自己是一位女同性恋，对汪佩琳存有母爱式的情愫。汪佩琳从朱娣身上得到启示，发觉原来她与詹之间的异性关系只是人类情感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爱情还有许多的可能性。在一阵狂乱与放纵之后，汪佩琳终于发现了麦珂——一个19岁的美男子。她与麦珂一段极不寻常的关系，构成了《夜游》的主要情节。麦珂是青春与美的象征，是希腊神话中患有自恋狂的纳西塞斯。麦珂在认识汪佩琳之前，曾与史提夫有一段同性恋的关系，史提夫是位中年医生，是麦珂的父亲替代（Father Surrogate）。从世俗的眼光来看，麦珂一无是处：酗酒、失业、不求上进、曾经吸毒，而且有同性恋的倾向。然而汪佩琳让麦珂搬进了她的住处，照顾他，纵容他，可以说是他的母亲替代（Mother Surrogate）。麦珂是一个彼得潘，拒绝长大，拒绝进入虚伪的成人世界——二十岁生日那天他曾企图自杀。他那一种超道德的童贞使汪佩琳心折、迷惑，她崇拜他那永恒的青春。在某种意义上，麦珂是一个双性恋者，他需要男女两性给予他不同的爱情。双性恋（bi…sexuality）是《夜游》中研讨的主要内容，其他几对恋人道格与爱莲妮、雷查与露易丝的关系都有双性恋的倾向。马森在《夜游》中将人类*关系、异性、同性、双性的面面观做了各种不同的比较与剖析。60年代欧美的年轻一代随着文化、政治的认同危机（indentity crisis）也产生了性倾向的认同危机，于是一时间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于传统社会中所扮演的性角色发生质疑）对于传统社会中所规划的性道德开始反抗。在相当的程度上马森的《夜游》也反映了60年代欧美青年及台湾留学生价值判断的混淆与理念分歧的迷惘。
《夜游》最后麦珂与道格双双神秘失踪——他们两人也曾经有过一段暧昧的同性恋关系，而汪佩琳偷尝禁果一旦踏出伊甸园外，便永无返回乐园的可能，但是她的眼睛却张开了，看清楚了她*的本身，也看到了人世间隐藏在正常社会下许多崇高与丑恶的现象——这便是汪佩琳夜游的收获。马森在书前引录古诗：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在暂短的人生，汪佩琳能秉烛一游，也算值得。
编 注
1932年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的马森，写过各类作品，他所写的书，以出版时间为序，曾分别由台北寰宇出版社、香港大学生活出版社、台北四季出版社、联经出版公司、时报出版公司、尔雅出版社、台南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台北明日工作室、九歌出版社、印刻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他的著作。他在2008年5月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府城的故事》一书中说：“我一生在世界各地流徙不止，辗转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持续经受着异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养成了对付外在环境的耐力，同时也使我有机会领略到异国风俗与语言的不同韵味，在深感不虚此生之余，对我的写作自然会增添一些颜色。”
马森返国后长年居住在台南，并任教于成功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现已退休，目前旅居加拿大。
崎岖的心路——欧阳子的小说《秋叶》（1）
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写作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
欧阳子在她的选集《那长发的女孩》自序中述及，她发觉自己的小说，许多篇恰好符合亚里斯多德的“三一律”。精读她的小说后，我们不难发现，这绝对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欧阳子处理她的小说时，对于古典主义在艺术形式上严格的要求，曾经下过一番深厚的功夫所致。一件艺术品成败之先决条件，往往在于其形式之控制，而短篇小说尤然。欧阳子最成功的几篇小说，例如《网》《觉醒》《浪子》《花瓶》《最后一节课》《魔女》等，在小说形式之控制上，可以说做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对于小说形式之控制，欧阳子运用了几种写作技巧：
第一是她对小说语言的应用。欧阳子的小说语言是严简的，冷峻的，干爽的。她很少藉诸比喻、象征等修辞上易于讨好的技巧，来装饰她的文字。即使描写激情（Passion）的时候，她也是运用低调的语言，直接的、冷静的分析。她这种白描的文字，达到了古典的严朴，使她的小说充满了一种冷静理智的光辉。“五四”以来，中国许多小说家都受到浪漫主义不良方面的影响，喜欢运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作品往往写得涕泪交流，而效果适得其反。欧阳子这种理性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一支异军突起。
第二是她对观点（Point of View）的运用。欧阳子的小说，大多数是运用单一观点法。小说中故事的叙述，都是从其中一个人物的观点出发，由于她对观点的有效控制，使得作者与小说人物跟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而获得极大的客观效果。在欧阳子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作者的干扰。当然，我们觉得出作者的存在，但是她是隐形的，高高在上的幕后导演。我们坐在戏台前面，看她导演一出戏时，得用自己的判断力，去推论剧情，及批判剧中人物。但是我们下结论的时候，得十分小心，因为欧阳子是运用讥讽法（irony）的能手。
讥讽法（irony）可以说是欧阳子小说中最基本的表现技巧。她惯用的方法是首先利用单一观点法，使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心中，产生自以为是的种种幻觉，而在故事进展到高潮时，出其不意，无情地、冷酷地，把那些惨淡经营起来的幻觉一一击碎，而使她的小说陡然增加了深度及复杂性。敦治（《觉醒》）、宏明（《浪子》）、李浩然（《最后一节课》）、倩如（《魔女》）最后都遭受到作者这种毫不姑息地打击，而当我们读者渐渐对这些人物产生同情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吃到作者的当头棒喝，而逼使我们冷静下来，开始反省。
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Sentimentali*），一种是过火的戏剧性（melodrama）。这并不是说欧阳子的小说人物缺乏热情，相反的，她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充满激情的人。但是欧阳子却以冷静的语言，客观的态度以及讽刺的效果，给她人物的激情加以严峻的制约，使她人物的心理冲突越加尖锐化。
心理二字囊括欧阳子小说的一切题材。在《那长头发的女孩》自序中，欧阳子自称她对外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