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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军旅生活经历的人都清楚，观察一支部队是否有战斗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拉出来遛遛”。凡是训练有素的主力部队，拉出来往操场上一站，成千上万人的队伍鸦雀无声，所有动作整齐划一，各种武器装备准确到位，喊起口号来地动山摇，那种威风，那种气势，本身就给人强烈的震撼。兵带到这种程度，可不是一日之功，不经过长期训练、严格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同样是列队，未经严格训练的机关兵则完全不同，嘻嘻哈哈，松松垮垮，指挥员再怎么要求，也无济于事。
在人们所能想到的军队中，又以我军的纪律最为严明。70多年来，我军一向以铁的纪律著称于世，纪律在保证部队作战胜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像大家十分熟悉的邱少云烈士，宁肯被烧死也不违反战场纪律，便是突出的典型。其实，在我军历史上，类似邱少云的英雄成百上千。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愿打下去了，只有南朝鲜军队不肯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还想在战场上捞些便宜。为此，我志愿军总部决定再给敌人一点教训，命令60军组织2个团前进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3 500多人，利用夜色潜伏到敌阵地前沿，其中突击连距敌不到200米。第二天，敌人产生怀疑，不断往我潜伏区开枪打炮。邱少云就是被炮弹引发的山火烧死的。同一天，潜伏部队中有的战士腿被炮弹炸断，怕暴露目标而未敢包扎，直到鲜血流尽而牺牲；有的战士腹部被弹片击穿，肠子滑了出来，就自己塞进去，仍一声不吭。一天下来，像这样壮烈牺牲的官兵就有30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铁的纪律，才保证了战斗打响后，我军仅用70分钟，就取得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胜利。据说，此役战报传到板门店，南朝鲜的谈判代表马上老实了，停战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
可见，纪律是构成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 039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我军不仅是威武之师，也是文明之师。铁的纪律在树立和维护我军形象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陈毅元帅曾说过：“纪律好即是向人民说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人民根据军队的纪律，即可判断革命军队及革命政权的性质，来决定其拥护或反抗的态度。”《军队基层政治工作优秀传统丛书——军民关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他还向准备进驻新解放城市的部队提出了“眼不花，心不想，手不痒，嘴不馋”的“四不”要求。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走到哪里，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秋毫无犯的群众纪律。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据说当年解放上海时，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有位美联社记者想外出采访。推门一看，大街上睡满了激战后疲惫不堪的解放军战士。他马上给报社发去一则消息，说解放军的纪律这么好，共产党在上海站住脚肯定没问题了。
铁的纪律已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和明显标志。有时，仅从官兵纪律状况就能分辨出敌我。电影《大转折》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曾一度化整为零，与几十万追兵在山区周旋。敌我双方犬牙交错，部队常常与敌军擦肩而过。有一次，刘伯承的司令部竟然与敌军同时宿营在一个村庄。第二天清晨，大雾迷漫，刘伯承带着警卫员出村散步，迎面碰见一位老乡，随口问道，部队是否打扰了群众。老乡回答说，没什么，长官们只是砍了几棵树修工事。刘伯承一听，感觉不对，这可不是解放军干得出来的事，马上转身回村，命令机关迅速转移。由于发现敌情及时，避免了一场重大危机。
总之，我军之所以被世人公认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纪律严明是重要原因，也是显著标志。
与严明纪律有关的是正规秩序。正规秩序也是各类组织追求的管理目标之一。凡是管理得好的单位，内部一定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表面上看，秩序只是作出规定后，众人都能按要求去做。实际上，任何秩序都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因为，作出规定容易，众人能否执行，则主要取决于组织的纪律状况。有了严明的纪律，才能建立正规的秩序。换句话说，从一个组织的内部秩序，也可判断出其纪律建设的水平。
我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因而内部秩序格外严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军上下大抓正规化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不断加强。走进任何一个正规军营，给人的第一印象肯定是整洁大方，秩序井然。笔者曾陪同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参观过一些正规化建设搞得好的军营，发现所有士兵宿舍的内部摆设一模一样，就连灯绳的长短都不差分毫。地方同志看后非常佩服，连声赞叹，说现在许多企业搞质量体系建设，学习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实际上，在标准化管理方面，解放军的经验也很值得一学。
一些人可能没机会参观军营，但一定看过建国50年时的大阅兵。那么威武雄壮的队伍，那么整齐有力的步伐，真是举世无双。如果没有长期正规化建设打下的基础，根本不可能训练出这样严整的队伍。哪个企业内部的纪律和秩序若能达到解放军的水平，那该是一支多么有战斗力的队伍！事实上，多数学者提出向军队学管理，首先想到的就是学习军队的纪律和秩序。
近些年，不少地方单位组织员工到部队接受军训，有些已形成惯例。为什么要军训？恐怕首要目的就是增强员工的组织纪律观念，包括运动成绩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争得巨大荣誉的中国乒乓球队、中国女排等运动队，也不时将队伍带进军营，让世界冠军们过上一段普通士兵的生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好像很少听说哪支有名的足球队搞过军训。这似乎很能说明问题。难怪有人感叹，“看看中国足球吧，你就知道中国的所谓军事化管理不是太多了，而是多么的欠缺！”
我军是怎样建立起铁的纪律的？在这方面，地方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从军队汲取哪些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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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必先立法，立法务求完备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建军之初毛泽东为红军规定的纪律。后来，我军的纪律法规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组织纪律、财务纪律在内的、比较完备的纪律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大共同条令为基础的、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使部队所有场所的管理、所有工作的安排、所有环节的控制、所有成员的行为，都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毛泽东同志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强调：“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就是对我军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五统四性”。
70多年来，我军纪律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企业管理者许多有益的启示。
我军自创建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纪律问题。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转移时，就作出过不准鸣枪抓夫，不准摘食田里的瓜果，住宿民宅用了柴米油盐要照价付款等规定。毛泽东在率领工农红军上井冈山途中，发现有士兵刨食老百姓的红薯，当即向部队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工农红军占领江西遂川，有的士兵借用老百姓的门板睡觉后不主动归还。为此，毛泽东又提出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夏天，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习俗和俘虏兵增多的情况，听取林彪的建议，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后来，毛泽东对上述要求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于1930年秋正式颁布。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说到军队纪律，地方同志包括外国朋友都知道解放军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些人以为我军的纪律就这么几条，这实在是一个误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是建军之初，毛泽东为红军规定的纪律。后来，红军的纪律法规不断完善，先后颁发了《暂行内务条例》、《奖惩条例》等规定，逐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组织纪律、财务纪律在内的、比较完备的纪律体系。只不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历史上的影响较大，又被编成歌曲到处传唱，所以人们常以它作为我军纪律的代名词。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队伍有了较大发展，但大都分散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针对当时部队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统一和作风纪律松弛等现象，中央军委相继颁发了《内务条令》、《内务制度》和《军队纪律条令》草案，系统地阐述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重申了我军管理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明确了各项纪律规定，用以规范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的生活秩序和行政管理工作。这些条令条例的颁布执行，使我军依法治军的水平有了明显进步。
1947年10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革命见到胜利曙光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听取各方面意见，亲手修改并以解放军总部名义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人们见到的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经典表述，就是那时确定的。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军各部队普遍加强了纪律教育，各级领导带头讲纪律，模范执行纪律，广大官兵的法纪观念又有新的提高，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及顺利接管大城市，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年朱德总司令曾总结道：“纪律是军人的生命。我们纪律好，秋毫无犯，人民到处欢迎，胜利就快。”《军队政治工作学习文件》第三辑，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了克服我军在长期战争状态中形成的游击习气，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开始将正规化列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毛泽东同志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强调：“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0页。这就是对我军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五统四性”。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将正规化建设列入总的奋斗目标，陆续制定颁发了新的共同条令、战斗条令、军兵种条令和有关专业条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军又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军事制度改革，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建立了军官留营值班、城市驻军军容风纪维护、安全防事故、点验等制度，对军人着装、举止、仪容和礼节等各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规范。随着这些制度和规范的落实，我军正规化建设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不过，我军正规化建设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军队要不要实现正规化，如何实现正规化，军队内部包括高层领导也曾有过争议。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反教条主义，将学习苏联红军经验，搞正规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过头现象，上纲上线到“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高度上来认识，错误地批判了部分同志，造成了思想认识的混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正规化目标开始淡出军队建设的视野。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东西泛滥成灾，其表现之一就是将正规化作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批判。部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混乱，只讲革命化，不提现代化，批判正规化，甚至连条令条例这些军队管理的基本章法也不怎么提了，部队的法纪建设长期止步不前。加上受地方“造反有理”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部队思想松懈、管理松散、纪律松弛的现象比较严重，作风纪律状况大不如前。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很快便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进行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明确军队究竟要不要加强正规化建设。随着“左”的思想的消除，全军上下思想开始统一，我军正规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我军正规化建设成效最显著的时期。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大共同条令为基础的、相当完备的管理制度，部队所有场所的管理、所有工作的安排、所有环节的控制、所有成员的行为，都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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