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序》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约略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综合大学外语系和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们组成的；一个是由中文系教外国文学课的教师组成的。二者各有优缺点：前者外语水平高而文艺理论和汉语水平往往较低；后者文艺理论和汉语水平高而外语水平则较低，甚至不能通解。两个“阵营”如能协作，则能互助互补，其结果必有极可观者。四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两者是能愉快地协作的。由此产生了许多水平比较高的大学外国文学的教材和研究专著。这一部《东方文学名著鉴赏辞典》就是双方协作的结果。作者两个“阵营”里的学者都有，因此这一部辞典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4《〈人学大辞典〉序》
人类自称为“万物之灵”，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道理是颇为有限的。人生于世，必须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人本身的关系，人体解剖我们能够做到；但是，一遇到神经问题、气功问题等等，便束手无策。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三，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后二者我们都没能处理好；处理不好，则对人类生存前途有不利的，甚至致命的影响。 。 想看书来
回到祖国（78）
5《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
我在上面一九九二年13中介绍了我的《“天人合一”新解》，其中颇有遗漏：引古人的著作有遗漏；引今人的著作也有遗漏，因而写了这一篇《再思考》，意在弥补该文中存在的缺憾。
在“补充”部分，我补充了：
一、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学说，把他的《西铭》全部抄录下来。
二、日本的资料，主要是仓泽行洋的论述。
三、朝鲜的资料。我列举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比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等。我特别介绍了权近的关于“天人合一”的学说。
统观我的《新解》和《再思考》两篇文章，中、印、日、朝（韩）等主要东方国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现象很明确，很值得重视。我说，“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特征，不是没有根据的。
下面我介绍了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哲学的精神》。慎之先生说，原来他认为我们的意见“大相径庭”，后来又发现“我们的看法原来高度一致”。但是一致中还有不一致的地方。我现在专谈不一致。首先，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问题的看法上，我们不一致。他认为我看得太多，我认为他看得太少。其次，在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也不一致。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文化一旦产生，必然就会融合。我当然不会反对融合，问题是“怎样融合？”他的论点似乎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我则认为，融合有主次之分。过去的融合，以西方为主；二十一世纪的融合则必以东方为主。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于这两句话，慎之先生激烈地反对，屡屡形诸文字。然而，回顾一下东、西文化融合的历史，回顾一下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事情就一清二白，皎若天日了。最后还有一点分歧。李先生认为，西方科技所产生的弊端，只要西方科技进一步发展就能够铲除。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西方科技，如不改弦更张，则越发展，弊端也会越多。语云“解铃还得系铃人”，这话在这里用不上。
下面我介绍了郑敏教授的一篇文章《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辨〉的震动与困惑》。文章介绍了英国浪漫诗人雪莱对工业发展恶果的预言。诗人真不愧是预言家，在西方工业正蓬勃发展的时候，诗人却预言到它将来的恶果。到了今天，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郑敏教授“震动”，我们也“震动”。诗人对这些工业弊端或灾害开出的药方是诗与想象力，再加上一个爱。对这个药方，我不发表意见。我也有我自己的药方是：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宣传“天人合一”（我的新解）的思想，西方要向东方学习。我又讲了东西方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郑教授文章中讲到，西方新兴解构主义吸收了一些东方思想，比如“道”等等。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补充了一点中国少数民族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说明在中国范围内有这种思想的不限于汉人。
6《〈清代海外竹枝词〉序》
“竹枝词”是一类文学作品的总名，其产生地我觉得可能是四川东部巴渝一带地区。最初流行于民间，后来为文人学士所采用。内容和形式都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新鲜感觉。它可能与带有点浪漫主义色彩的《楚辞》有一些联系，与北方的《诗经》颇异其趣。所谓“海外竹枝词”是指中国诗人用竹枝词的体裁和情趣歌咏在外国所见所闻的事物的。我写有关中印关系的文章时，就曾引用过清尤侗的《外国竹枝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到祖国（79）
7《〈孟加拉国政治与经济〉序》
孟加拉，明初几部记载南洋或“西洋”情况的书中译为“榜葛剌”，是当时南亚次大陆文化最昌明、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同中国往来最频繁，交流成果最丰富。一直到近现代，孟加拉国以及印度的西孟加拉邦，仍然是人文荟萃之地。孟加拉国建国后，同中国的关系一向友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8《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这是一篇颇短的文章，然而却提出了一个过去不大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问题。我从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三篇古文出发，谈到了文学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这些性质都是不能否定的。可为什么这三篇文章，还有其他许多篇文章，以及李杜的诗，一直到今天还为广大读者所爱读而且读后受到感动呢？这证明，在那“三性”之上还巍然高踞着一个人性。
9《〈文学语言概论〉序》
所谓“文学语言”，不出两途：一曰修辞，一曰风格，后者尤难于前者。古代以及现代散文大家，大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在眼前的散文文坛，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派：一曰搔首弄姿派，一曰松松散散派。前者刻意雕琢，后者故意或非故意松垮，我皆难以接受。
10《〈东方文学史〉序》
这一部《东方文学史》长达一百二十万言，在中国是空前的一部，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我的这一篇序，比起我在一九八六年为《简明东方文学史》写的那一篇颇长的“绪论”来，对东方文学有了不少新的看法；但是，同我最近一些年来所写的谈东、西文化的同和异的文章相比，则没有什么新东西。我在这里讲的仍然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不同。我宣扬的仍然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11《〈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
写完了《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一文后，接到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的信，信中说：《大乘起信论》中的“色心一如”的思想，还有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都是东洋思想的最极致。我把吴教授的意思补充上去。
12《在郑和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
郑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伟大人物。云南有郑和，是云南的骄傲。研究郑和，不出三途：出使目的、出使次数和所产生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应多研究其结果、其影响，对目的和动机不必过分探求。从今天的国际形势看起来，郑和实已成为中国与南洋和西洋国家友谊的象征。
13《再谈cīaī》
cīnī这个字在印度许多语言中义为“白砂糖”，它的原意是“中国的”。可见“白砂糖”是从中国传人印度的。WLSmith写文章反对此说。我于一九八七年写文章驳之。后来我在《明史》三二一卷“榜葛剌”条找到了证据，这里说，孟加拉“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我认为，“百工技艺”中就包括制白砂糖术。这问题我在《东方文化集成》、《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中有详细论述，可参阅。这一个小例子说明，中印文化交流决不是“一边倒”的。
14《〈南亚政治发展研究〉序》
中国同南亚诸国都可以说是近邻，在历史上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史籍中关于这些国家的记载，对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有无法估量、无法代替的重要意义。可惜自欧风东渐，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中国同它们的文化交流几乎中断。近几十年来，情况有了好转。这一部书对我们了解南亚情况极有帮助。
15《国学漫谈》
自从《人民日报》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六日发表了《国学，在燕园中悄然兴起》以后，在全国一部分学人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颇引起了轰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认为，原因就在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个口号的提出。这个口号顺乎人心，应乎潮流，它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国学”的目的，我理解，就是从事探讨研究中华文化优秀之处究竟何在？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与现在和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未来有密切联系。我们现在常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决不会仅仅表现在科技上。因为，即使中国科技能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同别的国家相比，也只是量的差别，而决不是什么“特色”。特色只能表现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方面。我称前者为“硬件”，后者为“软件”。“软件”中的许多学问都包含在国学范围以内。其次，国学还能帮助我们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说到爱国主义，我们就必须分清“正义的爱国主义”，也就是被侵略被屠杀的国家或民族的爱国主义。而在另一方面，侵略人、屠杀人，也就是奴役别国人民的所谓“爱国主义”是邪恶的非正义的“爱国主义”。中国的爱国主义从古至今，都属于前者。国学的好处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暂且不举了。但是，世界上离奇的事情之多是颇令人吃惊的。竟有人对国学研究大唱反调，真不知是何居心！我现在再补上一句：有人竟说搞国学是对抗*主义的。我除了摇头叹息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入党一年
去年四月四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我入党的请求。今年四月四日，支部大会又讨论并通过了我转正的请求。我想谈谈在过去一年内，自己在提高觉悟、改正缺点方面的一些肤浅的体会。
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教育，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
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但只有在实践中，我们才会发现，能够把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却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最初，并不是所有组织上和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自己都完完全全心悦诚服地接受。其中难免跟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些抵触。因此就产生了思想斗争。在斗争中自己能不能胜利，能不能比较迅速地胜利，其中有一个根本的关键，这就是：自己是否时时刻刻都想到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
拿文人相轻来做个例子吧。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过去很多文人都有这个毛病，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小毛病。历史上许多患自大狂的文人轻蔑别人的故事还传为文坛佳话。到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方面却仍然是流风虽息，余音犹存。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从党的事业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就决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能影响党的事业的大毛病。想通了这一点，改正这个缺点也就有了真正的动力，真正的把握。
再拿组织性和纪律性来做例子。据我的了解，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肯申请入党，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二十年来一向靠拢党，但是他不肯入党，原因就是害怕党的纪律。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入党后，最初也容易在这方面感到不习惯。这里也就产生了思想斗争。怎样在这个斗争中胜利呢？关键也就是：要时时刻刻想到党的事业。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否则战斗就无法进行，胜利就无从获得。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党也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组织和纪律。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与高度的*相结合的，党内生活是极严肃的，同时又是极活泼的。体会到这些，就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放在自觉的基础上。能够把组织性和纪律性同自觉的精神结合起来，那么组织性和纪律性就不但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会觉得非这样不可了。
我上面说到内因与外因结合得恰如其分是不容易的。怎样叫做恰如其分？据我的了解，那就是实事求是。拿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说，抗拒批评，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当然是不对的；异常容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一股脑儿全接受下来，这里面也就有问题。难道别人提出的大大小小的意见都完全正确吗？能作自我批评，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一个人总是自我批评，一做就非常过火，把自己说得一文不值，这里面同样也有问题。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优点都没有吗？
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就是违反*列宁主义。如果再往思想深处挖一步，就会发现，这是个人主义在作祟。别人提的意见，自己不见得完全同意；但是为了息事宁人，干脆全盘接受下来，免得麻烦。自己也不见得就认为自己真有那一些缺点；但是为了“过关”，免得别人给自己提意见，先下手为强，干脆给自己戴上一大堆帽子。这还不是考虑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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