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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2）
然而，20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宽容。20世纪是一个奉行“斗争哲学”的世纪，宽容则是这种哲学的反面，它由于被误认为是软弱、妥协和不彻底，因此，奉持这种价值的胡适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反面。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劳力。然而，他在他的晚年却以“容忍与自由”为题，连续作文两篇（其中一篇是讲演），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容忍”。他说：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不可磨灭的格言”，进而申说：“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容忍，就是容忍异己。在胡适看来，“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当然胡适也清楚，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
在“容忍与自由”之后，胡适致信苏雪林。信中再度重复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词：“正义的火气”。胡适是很郑重地谈这个词的。在说过有关《红楼梦》的一大段问题后，胡适笔锋一转：“现在我可以谈谈‘正义的火气’。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痛恨迷信，因此，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西游》《封神》，认为它们是“惑世诬民”。在一篇文章中，胡适不惜借《礼记·王制》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在这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因为他是在反迷信。反迷信还不对吗？这里正有着“明确的是非”，所以胡适不惮以“热烈的好恶”显示自己的决绝。此时，胡适方才十七岁。可是，十几年后，胡适在北大，北大的一些“卫道士”却要“杀”胡适了，理由也是《礼记·王制》中的话，所谓：“学非而博……以疑众，杀”。什么叫“学非而博”？此“非”即“是非”之非。既然，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且又以此惑众，那就该“杀”。这里，“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晚年的胡适把这己对人和人对己的两件事并作一类，说：无论“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个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或者说，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的裂痕，它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团体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了我们20世纪的文化传统，那么，今天我们倒真需要反问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传统？至少，由它的“不宽容”所导致的历史负面性，我们今天还缺乏到位的体认。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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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3）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胡间的一通书信，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同一阵营的不同文化对比。如果胡适的主张是对话和讨论，陈的态度则是“不容”和“一言堂”。这是“文化霸权”，也是“正义的火气”的自然流露。而陈唯一的理由就在于，白话的主张是“对”的、“是非甚明”的。陈独秀没有考虑到，所谓“对”和“是非甚明”都是一种“认为”，而“认为”常常是人各认为。当你认为“对”就不容讨论，哪怕即使“对”的是你，这样的逻辑也将导致文化专制——“对”的专制。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看到，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的是开始骂人了，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当期，以“通信”为题，钱玄同写到：
顷见五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
紧接着，针对上述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钱接过话头：
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作骈文之选学名家”（钱玄同语）就要被骂为“谬种”和“妖孽”？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文化运动者骂人在先，并且以骂鸣锣开道。你看，对方还没出阵，它就把未来的敌手给“妖魔化”。有趣的是，钱氏不但骂以壮行色，还唯恐人家不骂，居然悬拟被骂者将“若何咒骂”。此公骂字当头，理直气壮，不就是认为自己“对”，自己正义在胸、真理在手吗？
更有递进的是鲁迅。1926年了，新文化运动已有10年的历史，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可是，鲁迅对于反白话文的态度是：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当年，苏俄的高尔基也说过类似的话。两人的态度，何其相似乃尔。
那么，胡适呢？和以上几位相比，胡适是理智的、宽容的，同时也是孤立的，面对来自美国留学生对《新青年》骂人和不容讨论的批评，胡适在《新青年》上表态：
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群体。上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先锋，在文化气度及其方式上，比例是1∶3。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钱、鲁的方式为主导，胡适则注定要被边缘化。因此，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而鲁迅，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到“咒”。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1925年11月，北京知识界（左翼）在政党背景下策划倒段运动。11月29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集聚着被运动来的学生、工人约五万，散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其中部分队伍手执旗帜，上书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标语，浩浩荡荡，直冲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而去。在现场，人们一边高呼“人民有###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一边以“正义的火气”，点燃冲天大火，把恰恰象征着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而晨报不过发表了煽动者素所不能容忍的主张。事后，从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分别走出但还保持私谊的胡陈两人论及此事，胡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独秀却在信中反问：“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陈独秀的逻辑一以贯之，当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就能在《新青年》上不允许别人讨论；同样，他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对”，他也就能（只要他能够的话）不允许对方存在或消灭它。不宽容的逻辑必然导致纵火这种表达“正义火气”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又不断升级……，终于，它酿就了20世纪这一百年来的血与火。
邵建 “走近”胡适先生（4）
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针对陈独秀的反问，他的批评可谓严厉：
你我不是曾同时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唯一的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批评过后，胡适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慨，新文化运动过去了，“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令胡适惊心的是，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他们已经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这让胡适感到“悲观”，他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噫吁兮！胡适是杞人忧天吗？历史不幸如此，使我们倍感宽容的重要。当年，从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以至再往下，我们分明可以把握这其中的发展脉线。这条“不宽容”的脉线四处横溢，它给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以外的中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创，甚至驱导我们走上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斗争哲学”的不归路。这条路，你死我活，一走就是一百年。
血与火的一百年！今天，我们终于在时间上走出了那个世纪，我们在价值上也走出了吗？答案悬疑。就这个时代而言，30年来的精神蜕变，从历史上走失了的胡适又回来了，这个时代开始重新认读胡适。但，尽管如此，胡适这个形象以及由它体现的宽容精神，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没有，远远没有。即使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已经翻过90年日历之后，我依然感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宽容依然是一种稀缺元素。如果进一步把它落实到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认同并欣赏宽容，但宽容的能力在我身上依然低弱，除了自身的性格偏激，毕竟我还吃过前一时代的精神之奶，中过“毒”的我尚需长期克己。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前者姑置，后者如果像当年陈独秀那样“不容”异己的言论，哪怕你是正确的，所得也不过是“正确的专制”。现代社会，又有哪一种专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呢，包括法西斯。因此，我们可以不要“正确”，但决不能取舍“专制”。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宽容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更须要宽容的制度（不妨想想那种不宽容的制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吧）。胡适和弘扬胡适的意义，正在于此。因为胡适的一生，就是为制度宽容而努力的一生，尽管他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这种制度的到来。
正如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并非指的是实然，那是一个文化老人的文化企盼；本文这里的走近“胡适”，其诉求也就是走近“宽容”，从而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纪成为一个非血火的宽容世纪。那么，丈量一下吧，我们离宽容，到底还有多远。记得2003年8月，我和朋友们从绩溪小路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抱着一份期待；今天，我们这个世纪也在一步步走近胡适，心中更抱一份期待。我期待我们这个世纪铸“斗争”之剑为“宽容”之犁，我期待我们能为这宽容世纪的到来做出努力、哪怕是抗争的努力——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就像当年胡适所做的那样。
让这个世纪早日到来吧！
让我在此馨香祷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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