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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出现的时候，我是不感兴趣的。我只对其中的几个理论比较认同，比如“相互依赖”，因为我看到世界各国之间更加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依靠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来调节国际关系的说法我不相信。当时看到的那个时代和世界，主要还是受美国、苏联、中国等大国力量的影响。
其实，真正接受新制度主义是最近这十年，我看到国际制度（包括国际贸易组织）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约束力。
理论上有偏好，制度上的东西也有偏好，特别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觉得现在的世界是这些制度、规则的东西大行其道。我在讲课写书中曾说，如果还要有什么国际体系，那就是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体系，不是两极、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国际制度成为国际体系。我认为制度将会大行其道。制度是广泛的，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国际规则、国际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违反国际制度，得不到国际制度的认可，即使有实力也是孤立的，会遭到多数国家反对的。我认为国际制度、多边合作、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未来。
此外，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对我近几年的学习和思考也有比较大的影响。我比较赞同温特的建构主义，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对长期的理所当然的一些结论重新反思。“存在决定意识”？温特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来挑战这个观点的。人是可以创造世界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进行反应。他的观点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构的。比如，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建构的结果，这一点我是赞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建构的，不是人客观上就存在的。它顺应了以人为本的潮流，它是关于人、强调人的，它使国家人格化。过去讲国家非人格化，好像国家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战略的目标、内容。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更多地关注到个人。现在的安全理论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包括发展理论。建构主义里面充满了哲学，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认为我理解他的东西非常容易，因为我这几年在政治哲学上的涉猎比较多，特别来到清华后，涉及政治哲学、文化的东西增多了。我重读了《论语》、《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国》、《君主论》，《社会契约论》、《政府论》、《联邦党人文集》，等等。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7）
以前泛泛地学过，不深，说实话也没太懂。现在，人的阅历、经历多了一点，读这些东西也容易懂。年轻时这些东西不容易懂，因为这些东西要结合对生活、对世界的经验阅历。我相信杨振宁那句话“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国际关系也是如此，确实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在《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一书的前言中给国际关系下的定义是：国际关系是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相互关系及世界发展变化的一门学科。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强调后者，我认为国际关系主要不是研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而是研究世界发展的变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国际体系，研究世界战争和平问题，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关系的范畴，它是在探讨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方向。这是个世界观问题。所以，我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如何看世界。国际关系是一种哲学。认识世界的问题，基本上只有两个学科在做研究，一个是哲学本身，一个是国际关系。
人到一定程度会变化，因为世界在变化，国家在变化。很多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转变。我的这个转变与中国的转变有关，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自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承认，也不介入这套国际体制，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会接受；中国这十年来开始逐渐地参与、融入国际体系，我作为中国的学者、中国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国内政策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现在无论对美国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都可以概括为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保守主义者。
7年前，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对美国问题，还是中国问题，当时就是坚持旧的观念、传统的观念。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重责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现在变成自由主义者，觉得社会还是要讲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势群体。在国际上也是坚信这样的东西，相信国际组织的作用，相信富国要帮助穷国；穷国本身受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缺乏条件；国际社会、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创造或改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整个思想体系都出现了这样的变化，这可能与年龄增长和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有关，与世界发展的趋势有关。
另外，这也跟人的性格有关，跟人的阅历有关。接触越多，思路就会越宽。性格、经历这些东西不影响学者的成功，但影响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人，不拐弯抹角，不掩饰。所以我的文章、书、我的话总是单刀直入，比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浅出，我相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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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 留学的迷思（1）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著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著）、《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不经意间，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静地检视自己思想的习惯，姑且可以看作是对已逝去的躁动青春时代的一个逆反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说：“普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来源”。我们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将来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思维——其学术名称叫“民间思想”——立一存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相当多的读书人极为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留学，从这场大潮的萌动到狂热、再到退潮与冷静，不管是梦断留学路的、浅尝辄止的、十年寒窗的、还是步入辉煌的，由于本人的特殊履历，实在是见得太多，而由于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绪，我又无法将这些经历都平淡对待、泰然处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一席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一
留学之制，虽古已有之，但我中华自古上方大国，有何必要向蛮夷番邦虚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来，但闻四周各色国家和部族的留学生到中土学习，其中还产生了不少古代的国际友谊佳话，而中原人向外求学，除了中世纪虔诚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还真是罕有记载。国人大规模地留学东西洋各国，最早起自19世纪中后期，于20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这批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内有着殷实的家境和背景，毕业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尽管在生活习惯、衣装举止上难免西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却丝毫未见减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产精英尤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又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从中也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但当时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学生，功利性较强，更由于这些留学目的国本身的局限，这批留学人员对国民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大，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也较少通过留学而得以改变。
待到我初记事的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毕业生里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的高潮。这次留学大潮持续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当年大学里的“托派”无论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雄心，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定，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他们的留学环境比之一二十年后的我们，要艰难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全额奖学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在那时又少得可怜。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欧美人很少把我们当回事，那时国内的普通人，无论在资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也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当多的老留学生们都在走出国门的头几个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血泪感觉到了祖国的真实形象和地位。我后来在新东方认识的几位###，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加入留学大军，他们的留学记忆中绝没有我们后来常抱怨的外国食品味同嚼蜡、难以下咽，因为中国虽是烹饪王国，但当年的中国人却很少有口福享用珍馐美味；也没有无法观看中国娱乐节目、跟不上国内流行潮流的苦恼，因为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如此之贫乏，也因为每日的留学生活被繁重的学习和打工二重奏所占领，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娱乐。当年许多中国学生甚至把苦行僧或清教徒的生活视作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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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 留学的迷思（2）
然而，这一代留学生的目的是简单而纯粹的。那就是：不管要从事什么行业，教学、科研、还是从商，甚或只是过普通的生活，都可以在发达国家寻求更好的条件、收获更多的回报！多年以后，我们现在回视，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留学绝对是正确的抉择。那批留学生中矢志不渝从事学术研究者，由于接触了更为先进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普遍比他们留在国内的同行更有成就。90年代之后，国内的学术界更为开放，建设新型高校和研究部门的力度加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受聘于国内相关机构，或彻底回归、或兼职“两边飞”，这就带动了国内各学科研究从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到评价体系的转变。他们本人也大多在国内的聘任单位中受到尊敬与重视，其待遇远在未曾出国镀金的同事之上，叫人好不羡慕。
也有很多80年代的留学生，在欧美国家很快就抛弃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企图，而在半工半读中转向经济管理、信息技术、法律等实用专业，并在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以当地人标准来看，这些工作是平凡而劳累的，但这些中国年轻人却借此成为同龄人中最先接触国外最新实用技术、经营理念、管理模式以及资本运作模式的人。9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带着这些收获回到祖国，掀起了神州大地气势磅礴的新创业热潮。随着他们的成功故事在青年人中传播、发酵，中国青年的理想奋斗模式发生了质的革命。最被大学生们崇拜的不再是凭借权谋而苦苦挣扎于升迁梦想中的“公家人”，而是凭着智慧和锐气年纪轻轻就跻身于财富排行榜中的创业者们。随着财富的积累更多地依赖知识、智慧以至先进的理念，温文尔雅、不懂喝酒、不会贿赂、甚至还有些迂腐的知识富翁频频出现，80年代以来曾甚嚣尘上的“读书无用论”不战自退、销声匿迹于百姓的思想之中。笔者以为，这是世纪之交中国民间价值体系的一次极其重大的转型。而80年代和90年代初走出国门、9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返回的那一代留学生们，是推动这一重大转型的不可或缺的伟大力量。现如今成为青年偶像的众多知识富豪们，大多数都有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北美留学的经历。到后来，即使是出国留学本身及其副产品，也成为取之不尽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先生，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留学梦想，但他创造性地将留学外语培训和相关产品当作一门伟大的产业认真来做，却鬼使神差般地成功了。在我的新东方岁月里给本人很多启迪和帮助的徐小平先生，是中国最早发现留学本身就是一个既充满商机、又值得认真研究的学科，并投入其很大精力者之一。坦率地说，徐先生本不善理财经商，属于忠厚而又狡黠、热心而又颇有些脾气的江南传统才子，但因为引入在中国本土很新鲜的成功学、人才学理念，而被众多善男信女们尊为大师，还上了2003年的文化人财富排行榜。
不过，上帝不会把同样的机会原封不动地赠送给你两次。90年代后期，就在当年那些老留学生纷纷回国、尽显其“海归”优势、诱惑着众多有志青年继续浩浩荡荡加入这一大军的同时，留学这一事业本身也在起着质变。笔者不才，侥幸成为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