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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人于1996年夏在北大本科毕业，当时心里绝对没有做好走入纷繁杂乱的社会的准备。记得那年7月2日，我在现已拆除的大礼堂听吴校长对毕业生的讲话，联想到四年前在同一位置听过他的新生动员讲话，遂对旁边的同学套用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话说：“一个校长的任期是这么长，而我的大学生涯却那么短！”说着，竟无语凝噎，引得四下人耻笑。
在一个德国企业做了几个月，我越发觉得自己阅历不够、积累太少，不能随便就这么打发了自己。本人也是堂堂的北大外语专业毕业生，可本科毕业，除了外教老太太和几个跑来学汉学的怪异中年人，还没有什么和欧美人交往的经历；国内教学条件的限制使我虽知道二十几种德国啤酒和八十多种德国香肠的拼法，但从没有机会尝一下它们是什么味道；虽也能偶尔显耀几下英、德、法语，以看懂原版影片自居，但堂堂五尺三寸男儿，连个自己从事的专业都没有，这样下去的前途除了翻译、就是外事接待，而且是出一次国排八年队、除了外语什么都不会的翻译和外事接待。思前想后：不行！我要像给我指明了出路的那些师兄师姐一样，找一个自己理想的专业，投入欧美名校的怀抱，把只会外语的虚弱变成外语专业双丰收的优势！专业我早想好了，自己多年辅修法律，又有着浓厚的兴趣。出国的途径和程序嘛，在1996年秋天那个时候，对一个北大毕业生来说，也早已系统成型。于是，我和周围所有想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样，拿起托福、GRE、LSAT的课本，走进新东方的课堂，查阅各种美国大学的资料，并虔诚地聆听有关留学咨询的各种讲座。
杨继 留学的迷思（3）
我以颇能安慰自己身心惧疲的一年努力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英语考试、填过了各种报名表、并已经拿到了好几家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谁料美国的法学院可不同于那些的项目，外国学生是绝没有什么全额奖学金的。像我这样出身于城市平民家庭、虽久居首都收入实与乡间无异的青年人，自然是无法承担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就在内心充满了伤心、痛苦和绝望之时，霹雳一声震天响，新东方来到了我的面前！早在新东方苦读GRE课程期间，我就隐隐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感觉：讲台上手舞足蹈、声嘶力竭的角色，自己应该也能胜任。这回囊中羞涩、留学无望，自然硬着头皮前去应聘。谁料录音筛选、面试、试讲，竟然一路顺利，稀里糊涂地就走上了新东方的讲台。在最初的一年中，我的意识里仍坚持着这一工作不过是出国前挣点生活费，没太认真。哪知一旦开始就不可收拾，1998年初，自己的授课已颇受欢迎，到了夏天，更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各种主客观因素，小小火爆了一把。欲罢不能，只好把去美国法学院的计划推后一年，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东方的英语教学当中。后来，随着本人又在新东方担任一定的管理工作，这个计划也就一推再推，终于不复谈起。但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一阵的工作虽然辛苦之极，晨昏颠倒，可现在回想起来，世纪之交的三四年，自己是相当的充实，笑口常开、心宽体胖。
我在新东方教授出国考试英语、从事留学咨询的时期，正是中华大地上掀起第四次留学热潮、留学人数爆炸式迅猛增长之时。这次热潮和之前几次相比，有很多独特之处。一是留学目的国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传统的美国之外，其他英语国家，如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成了留学热门之地，非英语国家的德国因为免收学费、学习年限要求宽松也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签证政策逐渐缩紧，这一特征更为明显。二是留学人员的年龄和财产状况分化明显。前几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多以国内名牌大学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主，这次大潮中，除了这些人之外，众多国内在读本科生、高中毕业生甚至在读中学生都踏上了求学之旅。这些小留学生中，相当多的人早已不是高度近视、终日苦读、啃方便面、捡丢弃电器的传统中国留学生形象了，他们家庭富裕、出手不凡，在西方城市也租下豪华公寓、开上跑车、周末泡吧，追求奢华的消费生活。三是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增加、但层次下降。和那些80年代的老留学生相比，新一代留学生的归国比例非常高，他们像当初迫切走出国门一样迫切地返回祖国，但由于国内重要领域的空缺位置已经不多，再加上上述小留学生自身条件的局限，其回国后的就业前景愈益恶化。
以上三点，由于留学和归国的时间差，是逐次显现出来的。在新东方如火如荼地发展的那几年，人们一般只关注到了前两点，对第三个特征的到来，大多没有思想准备。那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留学咨询“专家”以大跃进般的热情，号召各位学员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了自己人生的幸福完美，要勇于抛弃国内现有的一切，投入到留学的时代洪流中去。这些动员报告，鼓舞人心、酣畅淋漓，听者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新东方的学员数量，连续七八年呈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上的留学中介、出国文书写作、甚至机票代理业务也都随着留学大军的膨胀而迅猛成长，在这个可观的市场中分上一杯羹。我本人虽时不时地遗憾于自己竟受国内安逸生活的引诱，冻结了攻读美国法学院的计划，但只要一站到讲台上，想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讲都是为各位忙着出国的兄弟姐妹做着微薄的贡献，当时也觉得自己的形象颇为崇高。那些年，我凭着自己乐天派的性格和随和的脾气交了不少学员朋友，男女老少、天南海北。在出国留学的计划和程序上，我给他们提供过一些参考和帮助。但在生活、工作和理想等其他各方面，他们也给了我不少鼓励和启迪。也正是这些勤奋、朴实而又特征各异的朋友，以他们自身的曲折和坎坷促使我渐渐地对留学大潮开始冷思考，并对它最终有了客观而实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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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 留学的迷思（4）
三
W是一位一直与我保持个人联系的新东方老学员。我在1999年底的GMAT阅读课上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几乎把新东方的语言培训班都上了个通透。交谈中，我得知她于1999年夏天毕业于东北的一所普通高校，会计专业，学习成绩一般，家里在小镇上开作坊，支持她到国外去留学。她从大三起，每个寒暑假都到新东方体会“绝望中的希望”，毕业后更是没找任何工作，决定用两年的时间考遍各种英语考试，并为留学做好准备。她有家里的资助，在北京租房子住，生活不太愁，但也没什么朋友。
认识她之后的几年，我以高昂的革命热情，不厌其烦地解答W的一切问题，并且对她选择留学目的国、挑选学校给了一些建议。她自己本科学校一般，成绩也不行，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来新东方寻找“希望”两年，最终还是在2000年夏天被老美拒了，因为录取她的是美国五流大学，又没有任何奖学金。她决定换一个国家，去澳大利亚或者英国，又投入到雅思复习的洪流之中。
实际上，W这样的留学预备者构成了第四次留学大潮的主力军。他们来自国内千百个不知名的、甚至闻所未闻的地方高校，在平庸课程和无望前景下度过了大学的一段时光。新东方等机构的出现，无异于一剂强心针，使他们找到了组织、发现了光明。他们如饥似渴、但又毫无针对性地听遍了各种课程，无意识地走上了留学考试和申请之路。由于他们的条件普遍平平，缺乏攻读研究型学位（如）的基本素质，申请之路往往并不平坦，但要命的是：从心理学上分析，越是得不到的东西，人们就越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哪怕这一努力是多么地无目的、无意识。到后来，他们往往离群索居、孤独寂寞、申请无着、光阴虚度。对于他们来说，申请留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变成了目的本身，甚或生存的动力。
其实，W这样有着永不放弃的执着信念的本科毕业生，应该认清自己的条件，在大学毕业后，马上就在国内找一个理想的工作，而且要不计什么国家正式职工、级别职称之类的传统观念，敢于到高风险、高回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去工作，锻炼自己的社会交往本领和专业技能。如果这样做，凭着自己的努力，恐怕步步升迁、朋友众多，以至于年纪轻轻就过上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等到他们在管理经验或专业领域有了更多的体验，再参加GMAT考试，申请到国外读MBA，园上自己海外求学的梦想，岂不美哉！
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由于自身性格和观念，不愿意去外企、民企工作，而是很想终生从事科研工作，也应该选择更为妥当的途径。由于本科阶段基础不强，他们不应该指望一蹴而就，到世界顶尖学校攻读，而可以考虑先考取国内相关专业最强院校的研究生，先走入学术研究的圈子，再徐图发展不迟。
可惜实际生活中的W，对于我多次的规劝和建议，不为所动。2001年底的一天，她对我说：“我觉得杨老师你没有过去的激情了。所以你不像新东方其他精英能够继续保持知名度，你这样只有走向平庸、告别辉煌！”
虽然本人向以宽宏大量、大肚撑船著称，被她这么一枪，并不生气，但也只能放弃说服的努力。再说，W后来决定去的澳大利亚，申请难度不高，她如果能找一家好中介，别被骗，一年后应该能成行了。不如祝福她吧！
W后来终于在2002年春天——她做出留学决定的将近四年以后——飞往悉尼。由于雅思成绩始终不高，未能进入悉尼大学会计专业，而只能到W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因此，她在澳洲时的心情始终不好，男友也离她而去。2004年底，她以二十九岁的“妙龄”拿到了硕士学位。可这个专业在当地很不好找工作，又没有移民的希望。W回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在北京的N个旅行社和饭店碰壁，回到东北老家后，给一个小私立学校代了几天英语课，每月收入1000元，实在受不了了，2005年春节后，又回到了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家小旅行社，老板还算熟，让W到外面带团做小翻译，一个月固定工资2000元，有点儿外块，收入和北京高校打工的本科生不相上下。有一天，她约我到北大里坐坐。我一走进简陋的学生咖啡厅的大门，就看见她忧郁的目光。六年来，可恶的留学已经将她的青春带走了大半，却没能给她丝毫幸福作为补偿。
杨继 留学的迷思（5）
四
2000年秋天起，我花了很大精力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学习，同时见证并参与了新东方的改制、重组等一系列的变迁。得利于我求学、就职之处众人的帮助，衣食无虞的我得以重新考虑自己的留学计划。我最终放弃了直接去美国法学院的打算，改之以慢慢地增加自己的专业素养、明确将来的人生规划。说实话，这一改变当初并不完全是我有意为之，但它确实使我对留学有较为充分的准备、对留学后的安排有较为完整的考虑。2002年夏，我因成绩优秀，提前一年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申请到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博士入学名额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全额奖学金。整个申请过程极为顺利，申请材料审批、签证过程、奖学金申请和发放以及抵达欧洲后的注册、学习、住房、交通等等，全无当年他人渲染的难度。这当然得利于我的德国导师及其他德国友人的帮助，但也与我本人事先已做了周密筹划、我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已达到相关标准有着密切关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水到渠成。
去德国之前，我在新东方做过几次“留学申请与欧洲文化”的讲座，就在现已停用的保福寺教学区三层大教室，我重逢了几年不见的校友——老邱。
老邱在北大比我低一级，本科时一直做着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经典文人梦。毕业时，如愿以偿地进入国家核心部门工作。他踏实肯干、又灵活机智，很得领导的器重。没几年就提了副处，照理说生活是康庄大道、一片阳光。谁想有一次，和几个当年不如自己、毕业后投身商海的同班同学见了面，那几人已是宝马轻裘、私家别墅，对下属呼来喝去，还办了加拿大移民，满嘴都是大洋彼岸的奇闻轶事。老邱大受刺激，再加上这时上司正好换人，处于磨合期，闹了几回不愉快。一气之下，跑到新东方听课，做起留学的打算了。
老邱在教室里还不愿放下架子，用上级的眼光看着我，和周围的学生们相比，鹤立鸡群。讲座结束后，他等所有学生都离去，过来征求我对他留学的看法，我当然给他泼了一头冷水。
像老邱这样，三十左右，小有成就，但又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不满意的人，也是第四代留学大军的一批新崛起队伍。其实，生活中不如意之处很多，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领导的压制、同事的猜忌、下属的不逊。面对压力，我们都必须寻找化解之道，或韬光养晦、太极手法，终有出头之日；或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维护自身利益；不得已时，另谋高就、再展宏图，也不失为可行之策。比如老邱，再熬上几年，社会资源、人脉联系全都握在手中，如果不愿受单位羁绊，而自行创业，或投身于更有成就感的他人事业之中，也很有吸引力。但任何一项决策，都必须进行成本收益的考虑。如果抛弃的是国内的一切：功名利禄、车房产业、甚至妻子儿女，换来的只是朦胧的未知和梦幻，那是一万个得不偿失。
别看老邱是不小的干部，讲起道理来逻辑清晰、引经据典，但在无目的、无意识的留学这一点上，比小民百姓W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之类似，笔者这些年见了很多国内有车有房有产业的小公司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