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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入分析自己今昔心境之不同，当年无成学之志的我，可能属于那种被动的“人格”，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对社会进程会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这不是“甘当革命螺丝钉”的奉献精神，而是一种无奈和放弃。而今我不再这么藐视自己了。我相信推动社会进步靠的是一种合力，是各种社会力量、利益群体在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基础达成均势而形成的一种合力；而这当中就极可能凝聚了我的一丝绵薄力量。
有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学者说，中国人是奴役与配合奴役，俄罗斯人是奴役与反奴役。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以当年的农民来讲，说他们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奴役”、“配合”就不仅太重而且不符合事实。他们一方面是忍饥挨饿地“配合”，另一方面又以消极怠工软性反抗人民公社制度，最终不战而胜之。如今的农民工，以所谓“跳楼秀”讨薪，也是一种“反奴役”的表达方式。当然以无可奈何的消极的方式争取“消极自由”，与确信自己的社会主体性，以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变革社会现状的活动，两者所秉持的人格精神是有很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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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3）
毫无疑问，是1977年冬天的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它使我僵冻的心复苏，直觉某种机会将要来临。在写作此文时，我想到用柳条抽芽前的泛绿、春笋破土前的隆起来形容我当时对“形势”的感觉；但推敲这两个比喻并不贴切，因为春天的到来是可以期待的，只是或早或晚而已，而恢复高考前我何尝能期待什么？事实上，那时候我还不能想像推倒“两个凡是”后的中国会怎样；而1977年学校领导不让参加高考，第二年我也是经主管全县招生工作的函授部同事杜佐福绕过校方替我偷偷报的名，以致考分出来后经历了校方不肯为我写政审鉴定的曲折。那一段时间的心情并不轻松，却有了盼头。
前25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古贤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是1978年秋季，将近26岁时上的北师大。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我们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我们的《欧洲文学史》教材（杨周翰等人编，1979年版）摘引的、沙俄时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那个名句我至今难忘，日益明晰而坚定地将之奉为座右铭。这句话出自他1856年写作的《诗人与公民》：
你可以不成为诗人，
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公民”，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是心灵维度的自我定位。涅克拉索夫虽然在沙皇王权的辖制下发表作品，不得不先接受政府的书报审查，但他的心从未臣服，对公民自由的向往和追求，使他与民主主义的同道们“善于说出真相”，创作了《俄罗斯女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脍炙人口的诗篇，批判专制社会的种种罪恶，讴歌对正义事业的坚定的信念。
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任意一种职业、专业和称号。我不妨将它替换成“作家”、“评论家”、“杂文家”。
回首30年来的精神历程（若从1984年我开始评论与杂文写作算起，是22年），支持我从事“公民写作”的大略有三个心理动因。
一是心底不服气。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势力比我高贵，不承认谁有正当权力控制我的思想和写作、强制我必须说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人最朴素、最朴实也最真实的情感和认知。用否定句式说，没有人是天生的奴才；用肯定句式就是那句几百年来最动人的话语：人人生而平等。这股发自内心深处的不服气，我曾庄重地表述在林贤治与邵燕祥主编的《散文与人》第一辑的《卫人新妇与杂文家》一文里（收入1997年出版的自选集《中国的个案》，作为自序）：以刚下轿的新娘子即以当家主事人的口吻重新安排家什、改变挡道碍事的陈规陋习为喻，结论是“咱们的杂文家本来就是中国公民，以她那样的心态和口吻讲话，不是完全应该当仁不让吗？”这股气后来一触即发，在应邀为人作序时写下了《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这篇文字。我也曾引用苏轼慰勉其弟的诗句“头虽长低气不屈”（《戏子由》），来抒发这股不平之意；更将在海外出版的杂文自选集命名为《放气集》（出版者改为《钢丝上的中国》，附注说明）。而我心里常常哼起沙奶奶痛斥胡传魁刁德一的唱词：“你有理当着众百姓讲，纵然把我千刀万剐也无妨”。（我们这代人所受的教育似抹不掉的金印，各种场景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句对应的样板戏或革命歌曲里的词来表达。就像姜文主演的那个《北京人在纽约》，他开车去赌城的路上，一兴奋就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2006年1月14日的《南方日报》上有篇陈丹青的访谈，大标题是《说话比画画更重要》，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我最在乎自己能不能说话》。他说的正是我的心里话。
我明白说这种话，对于当下中国那些仍在为温饱苦苦挣扎的人是相当奢侈的。这个除夕，我在给内蒙古的著名学者曾宪东先生电话拜年前，偶然想到上网“百度”一下他，结果看到第二条是2005年12月19日的《内蒙古晨报》所载的报道，曾宪东到医院看望当代“白毛女”黄培淑。报道说，五年前曾宪东一行发现她时，她住在山洞里，下身无衣服遮体……这个在山洞里蜷缩了23年的女人比歌剧中有奶奶庙住、有供果吃的“白毛女”喜儿悲惨得多。但是，我们这些有一定表达能力和机会的人，说话固然是自我一种根于本能的需要，我们“以笔为旗”追求社会正义，不也有利于这些仍在为生存权而苦熬的人们改善处境吗？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4）
如果“白说也要说”是基于不平则鸣的天理和不服气的本能，那么，我同时也相信“说了不白说”。不妄自菲薄，相信自己的言说（社会行为之一种）可以参与并影响社会的进程，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变化，是水滴石穿中的一滴水，乃是我从事“公民写作”的第二个心理动因。
正月初四（2月1日）有几位朋友电话问我：你写了“批”仇和的文章吗？有说是在“博客中国”我的“专栏”上看到的，有说是在人民网上看到的……我没有写呀。上网一看，原来是“博客中国”将我两年前发表的旧文《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于1月30日重新搬上了网（该网站上我的“专栏”文章全是编辑选贴的已发表作品）。选在仇和官升副省长的时刻重贴，我不反对。它表明我的这篇文章还有针对性。若用此文来证明“说了白说”我是不同意的。我根本没有指望人家看了我这篇文章及相关“舆论”后就不提拔仇和。我相信，持我类似观点的人一多，中国的政治文化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假如哪天有了一票顶一票的选举权，不认同仇和执政模式的人就不会投票给他这类官员。
类似的，网上反美仇日的“愤青”很多，但这些年也总有人不断翻出我的旧作《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驳视萨达姆反美为英雄的）、《“爱国贼”》、《民主的力量》等篇什重贴在网上。作用大小不论，至少它们的存在是文化生态多元化的表现。
相信“说了不白说”，除了不妄自菲薄的自信，还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体认。这是自我激励的第三个动因。
如果仅从一己际遇来看，正当盛年时，不明不白被贬抑且将终老于每周听从一审二审裁决发落的最底层编辑的我，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心怀怨尤，却没有任何缘由和必要对谁歌功颂德（偶然得个文学界的大奖，无改于我在新闻单位的处境；对于支持、勉励我的读者和师友，爱护、关照我的同事和某些领导个人，感铭于心另当别论）。但是，我们对于社会现状的评估，需要冷静客观。如果不是天真幼稚太乐观以致期望值定高了，如果不是囿于个人遭逢的不公不幸，我们就应该承认这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时代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巨变和开放政策带来的国际互动，世界潮流的不可阻挡给我这样的人巨大的精神激励。
二是社会各阶层、各种势力的互动，在“交锋”、“较量”和博弈中达成暂时的平衡，其中有双方的妥协与让步。我当然愿意相信自己是站在积极力量的一面，却也时常警醒自己不要陷入“惟我独尊”的专制思维中。
三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相对发展，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具有不可抗拒的推动作用。正如没有广播电视的普及，就没有欧美国家今天的###模式里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没有互联网的普及，就没有每日厚厚一大摞的市民报纸；互联网、手机短信与其他传媒的互动，无疑是这几年新闻热点和舆论沸点形成的条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
这样看问题，就是给自己加油，给一切有志于——借有李敖的话讲——反求诸己、反求诸宪法，循名责实为逐步兑现和扩大我们的公民权利的人加油。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只要心中还有梦，我们就能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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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1）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中国流民》、《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平反与改正
在写作上我是个较真的人，写下这个谁都懂得的题目，不由得想起常常听到的议论：你看处理“文革”时的问题与处理“文革”前的问题不一样。“文革”中受害者众，特别是各级干部不少也受到了冲击，所以解决”文革”的问题时称“平反”，然而解决“文革”前的冤假错案则称为“改正”。可见改正比平反档次低。因此有些人写文章要求解决”文革”前的问题也应该称作“平反”。这种议论一度很盛，所以我写了“平反”二字之后，先想说一下什么是“平反”？
“平反”这个词在汉代就出现了。《汉书》“隽不疑传”中讲到不疑做京兆尹（长安市长）时，每当他下到所管辖的县里检查和重审在押囚犯后回家，他母亲就要问有没有“平反”，又有几个死囚案子弄清了，能活下来？如果听儿子说有所平反，老人家就很高兴。那么平反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来误判、错判改正过来。如果“平反”二字分说：判决轻重适当叫做“平”，推翻原有的旧案叫做“反”。因此这个词实际上与“改正”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一般说，用“平反”是针对经过法律手续的冤案；而“改正”是针对没有经过法律手续的。建国以来搞的政治运动特别多，许多案子没有经过法律手续，只是通过单位党委讨论就给一个定案了（这一点是历史上所没有的），结果绝大多数是冤案，处理这些一般应叫做“改正”。我是经过一次“平反”，一次“改正”的。我觉得差别不大。只是平反后补发了工资，而改正则没有补工资。我觉得有点改得不彻底，如果以当时经济状况为说辞，可以说是欠了账的，现在经济状况好了，这个问题应该考虑了。否则人们真的认为“平反”与“改正”大不相同了。
现在我已经退休，心态平和了，纷纷扰扰的是非日益远去。此时回想自己的起伏跌宕的一生，就很少有感情因素了。我是经过许多波折的，也数度面临绝境，但总算过来了。1978年之后，逐步安定下来，能够安安静静读书、踏踏实实工作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多少比我有学问、有才能、有修养的人们，没有等到这一天。1978年秋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而“平反之路”是个过渡阶段。本文所写的就是1978年10月20日前后的一段岁月。
末班车与头班车
1978年10月20日，当日我正在北京自新路“北京第一监狱”服刑。这个监狱是清朝末年搞新政时盖的“模范监狱”（供外地监狱学习的），表示中国监狱也要走向文明，向世界看齐了（当时洋人以中国法律制度不文明而要求治外法权的）。解放后这里还是监狱，关押的都是判刑比较重的犯人。“一监”的隔壁是北京市看守所，那里的大门开在半步桥，人们又称半步桥看守所，里面最有名的是一栋K字楼（聂绀弩也在此待过，有诗云“奇书一本阿Q传，广厦千间K字楼”），一栋五角楼（俗称王八楼）；我在时候前者关男犯，后者关女犯。那里关押的多是经过逮捕手续、但还没有判刑的犯人。犯人待判刑以后，再过了十天上诉期，就转到“一监”了。
中国的监狱实行的是劳动改造的制度。进入“一监”的轻刑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要分到属于北京劳改局管理的农场（多在外地）劳改；重刑犯（十年以上至死缓）都在“一监”内的工厂里劳动改造。我在“一监”塑料鞋厂劳动。
10月20日那天，正上早班（6点至下午2点），刚下了班，我正在三角院洗脸，准备午休。这时管理人员叫：“王学泰，收拾你的东西。”这是信号，表示要让我离开这里了。然而去哪里呢？离开这里有两个去向，一是去其他劳改厂，一是回家。虽然前些日子，从这里运走了一批人去青海，但狱友们都认为我该回家了，许多人为我高兴。虽然有回家希望的不是他们，但他们的脸上都放着光，闪现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人民日报》从8月就开始报导一些地区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北京似乎还没有什么动静，只是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