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疑心，曾致信罗加以嘲讽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30】
可能此时罗家伦被那位交际花式的*女人和傅斯年的嘲讽与批评弄得晕头转向，不辨牛马，才跑到赵、杨夫妇下榻的旅馆说了这一番昏话。此时，自视出身名门，才貌超群，举世无双，完全可与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等古代四大美女有一拼的杨步伟，居然被众人当做赵元任的亲娘而不是太太来看待，其夫妇相貌与年龄在诸方面的反差之大可想而知，杨步伟闻听后的心情与腾起的怒火也就不言自明。若不是赵、杨夫妇初来乍到，各方面还需拿捏客气一点，依杨步伟向来爱好教训别人和说一不二的火暴脾气，罗家伦此番不识轻重好歹地贸然透露事实上的真相，定被骂个狗血淋头，或者吃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未可知。好在杨步伟没有这样做，这是罗家伦的幸运。
在谈到柏林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最可堪造就和令众人服膺的“三巨头”时，杨步伟说：“俞大维最难见到，因为他是日当夜，夜当日地过，你非半夜去找他是看不见他的，寅恪和孟真来得最多。寅恪因其父陈三立先生与我祖父交情很深，他小时和哥哥还是弟弟也住过我们家一些时日，并且他也是被约到清华研究院的人之一，以后在清华和我们同住同吃一年多，一直到他结婚后才搬走。”又说：“孟真和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可惜世事变迁，不幸促其早死，今也则亡矣。”【31】
傅斯年之才学，不只受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北大派名流的赏识，就连过往并不深的赵元任都深感其才高八斗，自愧弗如。或许这就是几年后赵元任甘愿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身价，屈尊于傅斯年手下做个史语所语言组组长的缘由吧。
对于傅斯年与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日常生活，杨步伟曾有深切的体会，她说道：“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三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气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又听傅斯年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有时常常地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俞大维夜里才起来读书学习，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杨闻听此言，为这些书呆子的处境与精神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日后她回想此事，仍不免心痛地说：“他们这一班人在德国有点钱都买了书了，有时常常的吃两个小干面包就算一顿饭，闻说俞大维夜里才起来也是为减省日里的开销。不知确不确。”【32】 。。
柏林日夜（5）
一天，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突然要请赵、杨夫妇看一次德国的歌剧。戏名叫《魔弹射手》（Der Freischutz）；是由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曲。陈、俞二人把赵、杨夫妇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杨步伟好奇地问：“你们不看吗？”心中暗想这二人如此不懂规矩，对自己这样轻看，真是岂有此理。俞大维笑笑没有吭声，陈寅恪有点歉意地说道：“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了。”杨步伟在回忆中说：“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大维！不知你还记得这一回事吗？”【33】
赵、杨夫妇此次在德国逗留了40天，除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罗家伦等人到访外，另有童冠贤、毛子水、何思源、张幼仪等也多有交谈。时徐志摩正为追求心中的圣女林徽因，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在柏林大闹离婚。在张幼仪寻死觅活不愿离异之时，留德的中国学生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请了七八人到饭馆大吃大喝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奇计，认为最可行的一条就是令徐志摩把张氏像捐麻袋一样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众人闻听齐声喝彩。想不到此时金岳霖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听到一帮中国学生于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近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便轻轻地把屏风推开，站在他们的饭桌前面叫了一声：“嘿！”【34】众人见状，大惊，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由于老金不愿接受徐的捐赠，此事未能谈拢，张幼仪也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在留学生圈子内被转来捏去，最后成为一堆令人厌恶的稀汤的羞辱与麻烦，但最终还是在好事的中国留学生与徐志摩本人的内外夹击下，同意离婚。金岳霖以见证人的角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徐、张的离婚风波，搞得鸡飞狗跳，四邻不安，身在异国他乡又身怀六甲的张幼仪，一时陷入凄苦无助的悲凉境地。赵、杨夫妇准备离开柏林的那天晚上，罗家伦匆匆忙忙赶来，杨步伟原以为罗是专为送行前来探望，交谈中颇为客气，更不再为罗说自己是赵元任他娘之事计较。话谈到一半，罗家伦话题一转，吞吞吐吐地问杨步伟手边钱多不多，杨以为对方除了送行还要送钱，心中猛地泛起一股感激之情，为表客气，杨说不多可是够用了，刚要说不劳你们帮忙之类的客气语，想不到罗家伦猛地接话道：“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杨步伟一听，顿时冷了半截，沉着脸说手中的钱只够用到回法国，只要一到法国，由美国汇来的钱大约就可收到，意思是等自己回到法国再说吧。罗家伦知道只要眼前这两个小财神一旦离开柏林，便是一去的黄鹤杳无消息了，于是死缠硬磨，与赵、杨夫妇在旅馆打起了阵地守卫战。眼看快到深夜，赵、杨体力不支，表示缴械投降，掏出40元拱手交给对方。罗家伦钱一到手，立即打道回府杳无音讯。当杨步伟撰写*的时候，对此情此景仍记忆颇深，并对罗氏借钱几十年不还的做法，含有调侃意味地再度提起：“志希你还没还我们呐吧？”【35】此语表面上是提及40元钱，实则杨步伟仍对当年罗氏的冒失与不明事理地“喊娘”之事耿耿于怀。
又是多少年后，周作人对罗家伦曾作过一个小小评价，谓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又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36】周说这话的时间是1950年6月，自己刚因汉奸罪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傅、罗二人皆随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陆山河改色。且周作人与傅斯年素有个人恩怨，因而此评是否公允，只能看各人的理解了。但就傅、罗留学时期的总体情形看，似乎并不像周氏所说的那样鄙陋与龌龊，特别是在钱财的交往上，尽管有罗家伦借杨步伟债款几十年不还的情形，但在中国留学生之间，尚没有露出真小人与伪君子的做派，倒是有点同舟共济，“有钱大家花”的共产味道。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1）
1998年，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将保存的傅斯年、罗家伦于1923年冬至1926年底留学欧洲时期的９封通信整理公布。此举令有关傅、罗及其同代留学生群体，甚至五四运动的研究者为之一振。1926年之前，有关两人的文字资料实在太少。就傅斯年而言，除了胡适保存的两封通信和几次在巴黎的谈话记录外，其他资料再未见到。罗家伦个人资料的流传情形类似，其他的如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包括金岳霖、何思源等，学习笔记类的资料倒有一些，但涉及个人生活的书信资料则凤毛麟角，难以寻觅。鉴于这一情形，后世研究者与传记作者在描述他们的留学生活时，不得不一笔带过。事隔70多年，傅、罗通信突然现世，且是一连9封通信的公布，这对研究者来说，机会之难得，价值之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两人通信所涉内容大多都是些生活琐事，其间不少插科打诨，臧否人物的精彩段落。另有不少涉及留学生之间私生活，或曰性生活的敏感片段。据任教于美国大学的罗久芳说，因为这些信件是倾诉彼此间真情的私函，作者提笔时并未考虑到原件会长久存留或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众，所以写得酣畅淋漓，可谓无话不谈。但当情绪尽情倾泻之后，又往往理性地特别注明“切勿对任何人言之”的警示秘语。正是因了这样的情形，使得保存者罗久芳左右为难，迟迟不肯公布。在秘藏了70多年之后，因编辑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需要，在众多前贤旧好与研究者的期盼呼吁声中，罗久芳才鼓起勇气，一咬牙提前把这9封私函公之于众，算是圆了期盼者的心愿。至于信中特别注明的一条条警示，无论在九泉之下的傅斯年同意与否，作为后辈小子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正傅氏是决不会再从地下那幽深黑暗的洞窟里蹦将出来，像当年一样嗷嗷怪叫着跟罗久芳这位侄女拼命的。
9封信有短有长，格式不一，且字迹潦草，有一部分用铅笔写在薄纸正反两面，但未经过修改。因有8封信未注明日期，只能据内容辨认顺序和时间，其中最初的两封是傅、罗同在柏林的两年间所写，以后的6封是罗家伦转赴法国巴黎大学时所书，当时罗与北大同学何思源合住巴黎一处公寓，傅在信中时常是罗、何并提。因未见到原件和影印件，已公布的信件内容是否被罗女士作过删节不得而知，但从总体上看，不太方便告人，或者公布之后会使信中的当事者感到脸红或不太好意思之处（假如傅、罗仍活在世上），占极少的比例。而绝大部分则是人人羡慕人人恨的金钱的问题。通过一件件关于英镑、马克或者法郎的爱恨情仇，世人透过历史烟尘，真切地领略到包括陈寅恪、俞大维等留学生在内的真实情形与令人心酸的往事。
第一封信内容就带有悲中含酸的情趣。说的是罗家伦于1923年冬日不慎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要“*归天”的悲惨境地。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讯，以近似现代网络名的“山外魔生”写信与罗，有些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闻真人劫后不改笑貌，兴致一如恒日，故慕仰无极。进此儿，若戏谑，实出心肺之言。”又说：“此事如在小生当死矣。失色犹可，尽失色则不提色。失书则从此不念书。若失去衣冠，将何以为中国之人，而度此严冬耶？是非投河不可矣。想当年精卫投海，亦但为失窃耳。今写此信，是告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罗真人法览！”【37】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2）
信中的罗真人，乃傅斯年为罗家伦起的绰号，同样相当于后世泛滥成灾的网名。未久，傅斯年又以Damned Libraryman（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了自己穷困潦倒的凄惨之相：“星期一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信中看出，傅氏的经费来源已有不祥之兆，且几乎到了《易经》卦辞所言“主大凶”的地步了。
1924年，可能因傅、罗皆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而见面机会较多的缘故，这一时期没有信函往来。第三封通信的时间已是1925年，罗家伦已转入巴黎大学就读，这一时期的通信几乎全部围绕一个“钱”字与一个“愁”字，但事情又往往不是一个“愁”字就了得的。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形势混乱不堪，山东政府方面的官费筹措已极困难，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这个时候国内的纺织大王穆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为了继续在英、法两国收集近代史资料，以便完成最后一年的研究计划，罗氏除了译书写稿挣点小钱补贴外，通过老校长蔡元培介绍，向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借得国币1500元。这笔款项于1925年下半年分两次汇至伦敦及巴黎，罗家伦得此巨款，除偿还债务外，手头还有部分余额。此事被傅斯年侦知，借这年秋到巴黎短期访学之机，向罗氏借了一笔小款以为急用。到了秋后算账时，手头已不宽裕的罗家伦致快信向傅“讨债”。已是穷困潦倒的傅斯年大窘，立即修书一封，叙述自己“挖东墙补西墙”的艰难处境，其中一段写道：“弟在巴黎最后接到朱寄之二十，换了后，还债等已精光，末日只剩了三十佛朗，其手中之二十马克尚是从吾（按：姚从吾）寄我者也。到了此地，幸员外尚有几文，故用到11月，过了初十，朱寄来二十镑，交了2月房钱去其过半，所余的月底还完了员外怎么办呢？幸与老陈（按：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