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把食品送给老师，傍晚早早就带着儿子去学校了。这是华盛顿一所普通的公立学校，但生源多样化，学生的父母们来自很多国家。“国际日”期间，每个班级会选择一个外国（儿子一年级的班级选了牙买加），了解那里的情况，并且唱歌、绘画、举办展览。傍晚，学生家长们将自己制作的家乡菜带到学校聚餐，然后在户外看孩子表演各自的民族歌舞。
今年的“国际日”增加了为中国募捐的活动。教室走廊的尽头挂着一张大白纸：Bake Sale： Support Chinese Earthquake Victims。一位负责的老师告诉我，孩子们课间来买点心吃，已经集中了180美元。此时教学楼外面一张桌子上摆了一些点心，桌布上写着“Bake Sale for China Relief”。四年级的男孩子Ali站在桌子后面，热情地告诉我，每个点心五毛钱。我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谢谢他为中国募捐，他很惊喜的样子。我要了四块点心，交给他五块钱。他熟练地问我是要找零还是要捐献，我当然爽快地说捐献。
我心里计划着，如果最后卖不完，我就全部买下。后来，不断有家长和孩子来买点心，等到表演结束时，桌上的东西已所剩无几。
晚上收到老师的汇报EMAIL：这次活动共获得款项290美元，将上交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再转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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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
（2008年5月1日星期四）
早晨起床时，突然警铃大作。是火警！儿子说：快走！我穿上衣服，又拿上钱包。儿子已经走到门口，大喊：快走！
门外的警铃刺耳地尖叫，还发出闪电一样的强光。楼下，已经有两个同事在慌慌张张查找原因，我也加入他们上上下下地查看。几个人蓬头垢面走出来，站在院子里观察。有人说“吓死我了”，有人不满地问“怎么回事啊”，大家六神无主，议论纷纷。
警铃响了20多分钟，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出来。后来了解到，有人一家老小仍在若无其事地吃早餐，有人按了一下闹钟继续睡觉，甚至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铃响就要下楼呢？
我自己经历过两次火警。一次是1997年在伦敦的一家酒店，凌晨警报响了，我惊慌失措地从楼梯上跑下来，发现酒店大堂里穿着睡衣的人们都在若无其事地聊天，等火警解除后又秩序井然地乘坐电梯回到房间。另一次是去年在耶鲁大学开会，尖锐的铃声响起，人们不慌不忙地走到外面，过一会儿回来继续开会。因此，早上火警响时，我觉得自己是“从容镇定”的。
下午儿子放学回家，我问他为什么知道喊“快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在学校里也是这样的啊。”他说，他们已经搞过五次火警疏散演习，听到警报就拉开门往外跑，一直跑到大楼外面去。他还质问我早上为什么动作那么慢，我只觉得惭愧。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从来没有经受过火警训练，所以才出现早上那种千奇百怪的场面。
今天虽然虚惊一场，也算是在儿子的示范下补了一课。
罚单（2008年7月10日星期四）
从乔治城大学游泳馆出来，发现汽车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罚单，说我“非授权停车”，罚款75美元。莫名其妙！我来这里游泳一年多了，经常将车停在这个地方，从来没人说不行，怎么今天罚起款来了？
隔了一天，我按照罚单上的号码，给大学“交通管理办公室”打电话，想问个究竟。罚单上的文字也说明了，如果有疑问，可以申诉，只不过要求书面提交而已。
一位女士接的电话，语气很热情。她问了我的罚单号，找到了我的资料后说：“先生，你的停车证只能在西南车库停车，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但游泳馆门口那个露天停车场有三排车位，第一排是残疾人的，第三排那里竖着一个牌子，写着“Y停车场”，未经允许不得停车，违者罚款120美元，但我停的是第二排，那里没有标志说不许停车。
听了我的申辩，那位女士带着笑声说：“先生，一年多来，你一直在校园里活动，并且你知道车证上写着只允许在西南车库停车。这样吧，我可以将罚款减到25美元，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好安排了。”我大喜过望，连连称谢。她又叮嘱说：“如果下次你没有按规定停车，就要足额罚款了。”
经过这件事，我当然老实了，规规矩矩、心悦诚服地将车停在距游泳馆100米外的“西南停车场”。
附带说一句，我还经历过另外两件事情。一次是在停车场，超了一点时间，按规定要加钱，但管理员听我说明情况后，放了我一马。另一次是租DVD，超期一天，服务员也慷慨地免了我的相关费用。
宽容，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社会保障
（2006年2月9日星期四）
失业、疾病、残疾、死亡、衰老，都给人生造成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人生在世，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始于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社会保障法》。根据该法，退休工人可以享受退休金。后来，保障扩大到退休工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退休金考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工人残疾时对其家庭的福利、工人的医疗等因素，退休人员另找工作也福利不减……目前，每6个美国人，就有一个从社会保障中受益，98％的工人享有社会保障。1940年，只有22万人每月拿到社会保障金，而现在这个数字是4800万。七十年时间，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从点到面，逐渐完善。在这套制度下，只要参加工作，自己及其家人就获得了一定的保障。
但仍然有很多人对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批评。*党全国委员会主席Howard Dean质问美国总统今年的国情咨文讲话时，就提出“我们何时才能进一步确保每个美国人的退休保障”这一问题，并且承诺如果他们上台执政，将会加强社会保障，确保“体面退休，成为每个美国人的权利和期待”。事实上，美国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就提到了从今年开始美国面临的一个尖锐社会问题：7800万“高生育期婴儿”（baby boomer）中的第一批将达到60岁，这意味着社会保障费用的大幅度增加。二战结束后，大量男性回到美国，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因此婴儿出生率急遽上升。美国将1946～1964年出生的人称为“高生育代”（baby boom generation）。布什虽然戏称自己和前任克林顿总统都属于这一代中的首批，并引起哄堂大笑，但美国面临的问题却是严峻的。因此，布什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一代人的退休对社会保障和医疗的全面影响。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怎样？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这些局外人当然不可能有切身体会。但每个美国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号，找工作、拿驾照都需要出示，甚至在商场办打折卡也要问这个号码。为了减少麻烦，我也稀里糊涂申请了一个。手续很简单，去社会保障局的办事处填张表，两个星期后就收到了一张社会保障卡。但这张纸卡片的正反面都郑重其事地提醒：妥善保存，防止丢失或被盗，不要随身携带！
看来此卡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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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阿利托
（2006年2月11日星期六）
1月31日，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阿利托）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10位最高法院*官。
阿利托说，每次来到最高法院，他都意识到这栋庄严的建筑所象征的意义，即一个宽松开放的社会对自由和机遇的坚定信念，以及最高法院入口上方所镌刻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并且深感联邦法官的庄严职责，即忠实公正地解释宪法和法律，保护所有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审慎行事，牢记法院在宪法体制中的有限角色。他将在其权力范围内尽力履行这一职责。
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了阿利托的宣誓就职仪式。布什说，美国的建国者们对法官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们建立的法院制度，独立于政治和公众压力，法官实行终身制。美国人民期待司法部门的成员审慎行使其司法权力，坚定维护司法独立。阿利托为我们国家服务多年，表现了对法院和法律的献身精神。他曾经在军队服役，当过联邦检察官，并且在第三巡回上诉法院任法官15年。阿利托为人正直稳重，判案公正谨慎，精通法律，忠于宪法，赢得了普遍的尊重。最高法院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法官，所有美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
成为美国社会地位显赫的最高法院9名法官中的一员，阿利托此刻是怎样的心情？他不苟言笑，表情庄重。他的内心，肯定并不轻松。
由于最高法院一位法官退休，2005年10月31日，布什总统提名阿利托接任。从此，阿利托成了美国社会的公众人物。他自己和家庭的情况被公诸于众，各种报道满天飞，赞扬和批评纷至沓来，支持与反对风起云涌。他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对他最为严峻的考验，恐怕是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总统有权提名、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但必须向参议院征求意见，并且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为此，参议院按惯例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安排在1月9日至13日，四天半时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18名委员，有13名到场。一个大会议室，四周坐满了各界人士。阿利托坐在中间，面前是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委员会主席坐在对面，同样一张铺着红布的桌子，听证会的实况在电视上全程直播。
第二天上午开始进入提问阶段。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刨根问底，穷追不舍，咄咄逼人，来势汹汹。他二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件事，判过的一个案件，都被翻了出来。在长达700页的听证会记录中，已经无法清楚地计算出来参议员们问了多少问题。
一个人，不知道需要怎样的心理素质，才能熬过这样的一周。但阿利托的家人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他那做图书管理员的妻子，做律师的姐姐，上高中二年纪的女儿，上大学二年级的儿子，继父继母，表兄表妹，都始终坐在他的身后。听证会一开始，主席就让他介绍家人。阿利托，他那91岁高龄的母亲不能亲自到场，但她一定是在家通过电视观看。
布什总统说，通过听证会，美国人民看到了一位充满尊严、学识渊博、精通法律、忠于宪法的人。但一个民间组织“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在听证会后公布了长达24页的报告，详细批驳了阿利托的答问，认为在听证会上，他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强了人们的担忧。1月31日，参议员表决通过了对阿利托提名，但票数是58比42。据说，这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历史上，反对票第二多的一次。
阿利托就职时，宣了两个誓：一个是“宪法誓”（constitutional oath），即根据宪法规定，像其他联邦司法和行政人员一样，宣誓捍卫宪法；另一个是“司法誓”（judicial oath），宣誓执行公正、不因人而异，给予贫穷者和富裕者同等权利，尽力按照宪法和法律忠诚无私地履行职责。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是否选出了一位称职的法官呢？这个问题，恐怕只有阿利托的余生才能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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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开枪伤人
（2006年2月19日星期日）
看了这个标题，你一定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2月15日，美国副总统切尼（Cheney）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讲述了事情经过：2月11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十几个朋友在德克萨斯州打猎。我看到一群鹌鹑，举枪射击，却看到同伴Harry Whittington先生倒了下去！我赶紧跑过去，他躺在地上，脸部出血。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啊！他睁着一只眼，一声不吭，我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他倒下去的景象，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开枪，Harry倒下，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此刻在医院里，他一天不回家，我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就这么点事儿。也许看到这里，我们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但记者显然不会像我们这么简单。让我们看看记者与副总统的问答：
记者：鹌鹑打中了吗？
切尼：我不知道。看到他倒下，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记者：你打猎有经验吗？
切尼：是的，大概有12年到15年的历史了。
记者：那么你应当知道与同伴保持多少距离。这是谁的责任？
切尼：是我开枪打中了他，他没有错。
记者：那天有人喝酒吗？
切尼：没有。我中午喝了一点啤酒，然后休息了一会儿。我们下午3点多才开始打猎。
记者：这肯定会成为新闻。当天晚上你认为这则消息应当怎么传播出去？
切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通知媒体。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朋友被打伤了，我们必须照顾好他。我们要通知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们不知道他伤得怎样，是否有内伤。直到星期日上午，我们才知道情况不太严重。这时，我们才开始通知媒体。
记者：根据我在华盛顿的经验，这会成为大新闻。
切尼：是的，史无前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总统被刺杀过，但从没有听说副总统开枪伤人。
记者：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这样的事情越早公开越好。
切尼：可以这么说。但如果我们星期六晚上就公开，消息就可能不准确。例如，那天晚上，医生说仅是表皮擦伤。如果我们如此对外宣布，我们就错了。
记者：你和朋友讨论过如何公开吗？
切尼：是的。邀请我们打猎的主人 Katharine Armstrong 建议由她对外说。我同意了，原因有几个：首先，她是目击者；其次，她是在这个猎场长大的；再次，她是刚刚卸任的德州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是公认的专家。她告诉了她熟悉的当地一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