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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仁政的效果是什么？四个字，仁者无敌。只要推行仁政，天下没有敌人，因为行仁是合乎人性的要求。仁就是我对你很好，？不希望你对他好呢？你对他好，他支持你，这是天？地义。这种观念在儒家里面是一贯的，《论语·颜渊》里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人只要做事严肃认真，不出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说明人性向善是普遍的，只要行善，天下？不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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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臣的责任
国君高高在上，具体实施统治的是大臣这个层面。在仁政当中，儒家对于大臣有什么要求？《论语》里有一段对话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引线。
有一个人去请教孔子说，仲由（即子路）和冉求（也叫冉有）可以算得上大臣吗？我们知道，孔子的学生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政事就是政务跟事务，将来可以当公务员。仲由和冉求即属于政事科。孔子回答说，不行，他们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具臣。什么叫具臣呢？他们有专业能力，可以把某一项政务做好，可以尽到做一个臣子的责任。而真正的大臣，应该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正道来服事国君，行不通就辞职。孔子对大臣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跟国君合作，照顾百姓，如果这个路是偏的，那就宁可辞职。
在孟子看来，大臣要匡正国君，这是第一点。国君不见得都不好，只能说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天下这么大，不是一个人可以治好的。所以大臣看到国君有偏差的时候，就要匡正。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只有德行完备的人，才能够改正国君的偏差心思。换句话说，要改正国君，自己先要修养好。不能说当了大臣，就专门去看国君有没有错，如果自身没有德行，国君也不会听你的建议。
国君很容易有偏差的念头，看看历史就知道。商纣王年轻的时候既聪明又勇敢，真是个人才。直到有一天，他的叔叔，就是箕子，看到商纣王很喜欢象牙做的筷子，就知道糟糕了。因为别人看到商纣王这么喜欢精美的象牙筷子，就四处寻找稀奇古怪的宝贝给他，他开始沉迷在这些宝贝里面。箕子很是担心，但屡劝不听，最后只好放弃。所以，如果开始走偏的时候没有得到纠正，后果就不堪设想。
另一方面，孟子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告子下》）国君犯什么错，给他助长一下，孟子认为这种罪行还算小。什么叫“逢君之恶”呢？逢ó国君的罪恶，给国君找借口，这是读书人最坏的毛病。孟子认为这个不能？谅。偏偏他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燕国发生内乱，齐宣王趁机派兵攻打，五十天之内就把燕国打下来。孟子劝他把军队调回来，不要占领别人的国家。齐宣王不听。两年之后，各路诸侯商议联合出兵对付齐国，这时齐宣王慌了手脚，怎么打得过联军呢？有一个大臣——应该是具臣，就跟齐宣王说，大王不必难过。大王在仁德和明智方面与周公相比怎么样？他派兄弟管叔等人去监督武庚（武庚是商纣的儿子），结果他们一起叛乱。周公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仁；不知道他会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智。仁德与明智，周公都没有完全具备，何况是大王呢？
这个大臣书读得不错，但是这种心态实在要不得。一个人做错事还是要遮遮掩掩的，如果你跟他说做得对，他就要明目张胆起来了。
第二，尽忠职守。本身的职务没做好，怎么能算大臣呢？孟子有一次到了齐国的平陆，对当地的长官孔距心说：“如果你的卫士一天三次失职，你会开除他吗？”孔距心说：“不必等到三次。”孟子说：“那么你失职的地方也够多了。遇到灾荒年头，你的百姓，年老体弱的饿死在田沟山溪里，年轻力壮的逃散到四方，大概有一千人了。”孔距心说：“这不是我能够解决的。”他的意思是，虽然地方上有粮仓，但粮仓是中央下命令才能开，如果他擅自开仓赈民，以后会遭法办的。孟子说：“如果有个人替别人放牧，那么这个人一定要为牛羊找到牧场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场和草料，那么他是把牛羊还给主人呢？还是站在那里看着牛羊饿死？”孔距心还算很诚恳，听了之后说：“这确实是我的罪过。”过了几天，孟子把这番对话转述给齐宣王听，说：“大王的地方长官，我认识五位。明白自己罪过的，只有孔距心。”齐宣王很聪明，说：“这是寡人的罪过啊。”
孟子告诉我们，一个大臣担负某个职务，却不办实事，照顾不好老百姓，不能找任何借口，做不到就该辞职。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位宋国的大夫，叫戴盈之，他听孟子讲怎么照顾百姓，很感动，就说要免除关卡和市场上的征税，但今年还做不到，先稍微降低点吧，到明年再整个改善。孟子打了个比方说：“如果有个人每天偷邻居一只鸡，别人跟他说，这不是君子的作为，他说好，我就减少一点，每个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不偷。如果知道那种事不合道义，就赶快停止算了，为什么要等到明年？”说实在话，这个比喻有点咄咄逼人，却正义凛然，叫人知道错了就应该立刻改正。
第三，好善为先。大臣必须谦虚，心胸开阔，能够广采众议。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是鲁国人，国君准备重用他，让他治理国政。孟子听说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整部《孟子》书里他在这里最高兴，叫“喜而不寐”。学生公孙丑一连问他，乐正子刚强吗？有智慧和谋略吗？见多识广吗？孟子都说不是。那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孟子说，乐正子只有一个优点，叫好善。就是喜欢听取善言，别人的话只要有价值，就喜欢听。以此治理天下都有余，何况治理鲁国呢？好善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对于为官者尤其重要。孟子后面讲得很生动，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喜欢听取善言，人们就会模仿他说：“呵呵，我早就知道了。”他那个表情、那个声音把别人拒绝在千里之外了。如果一个人喜欢听取善言，天下人就会不远千里赶来提供好的建议。这样就可以集众善之所长，集思广益。
第四，修养德行。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告子上》）向往仁义忠信，乐于行善而不疲倦，是天赐的爵位；做官，当公卿大夫，是人给的爵位。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各种丰富的潜能，培养好天爵，德行就会越来越完美。我们行善避恶，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呼应自我的要求。“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如果德行好，就可以做官照顾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反之，就是孟子说的情况：“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现在的人修养天爵，不过是为了当官；当了官之后，就把什么仁义忠信都抛弃了，真是太糊涂了，最终一定会丢官罢职的。孟子对现实的针砭还是非常辛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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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政以人性为基础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孟子有一句话传颂千古，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种民本思想来源很早，《尚书》里的《五子之歌》就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基础稳固了，国家就安定了。在孟子的时代，君贵民轻，而孟子说民贵君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这种民本思想的背后，是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尊重。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今天？当君，？当臣，？当民，是各种条件配合造成的，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已。
如果谈政治哲学，孟子有一段话是古今中外所有从政者都应该奉为圭臬的。他说，如果孔子、伯夷、伊尹有机会来做国君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这些伟大的圣贤啊，如果要他们做一件不该做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们都是不会去做的。诸位想想看，古今中外多少政治领袖，？能做到这十六个字呢？比如，这个人是无辜的，他被杀了，将来别人为了得天下，杀无辜的人，你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也可能被无辜杀害，所以不能牺牲任何一个人。当然，事实上孔子没有说这个话，这是孟子对孔子的想象，也是对孔子的深刻理解。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而放弃？则，这的确不是孔子的作为。
我们说过，在儒家那里，仁政不是唱高调，但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做不到呢？这是因为有些人做好事，做着做着发现没什么用，就不做了。孟子讲过一个比喻，叫±水车薪。实践仁德的人，就像用一±水去救一整车木柴的火；水倒上去没用，就说水不能救火，干脆不要救算了。这说明什么？水要胜火，需要相当的量；仁的作用也不能只靠一念之转，而需要长期大量地施行，行仁是一辈子的事。
政治上也好，实际生活上也好，学习儒家一定要明白做好事会得到快乐，这种快乐是由内而发的快乐，而不是外面的称赞和别人的鼓励。如果不能从外面转到内在，永远在等待别人的肯定，做好事就像无源之水，不会长久。
儒家讲人性向善，从真诚开始，力量由内而发，所以快乐也是由内而发。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每个人就会对快乐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只有这种内在的快乐，才是永远真正的快乐，不会轻易为外物干扰。对于外在的贫富、生活的清苦或者能不能得到某种权力，就都能比较μ然视之了。这是幻想吗？当然不是。但了解道理之后付诸实践，中间需要修养的过程。修养也可以带来快乐，而且需要长期地做，才会发现这种快乐确实跟别的快乐不一样，因为它来自于人性内在的要求。
儒家的仁政理想是以人性作为基础的，并构成一套圆满的系统，凡是跟儒家不一致的想法用在政治上都会有后遗症，用四个字来说叫架漏牵补。就是说，一个房子有问题，这边补一点，那边补一点，永远在这个过程里面，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孟子的自信来源于，他认为只有从人性出发，推行仁政，人类社会才可能成为人间乐土。整个周朝从周公开始的影响，就是设法让国家跟学校类似，政治跟道德结合。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大学校，所有政治上的活动都是一种道德上的活动，这样配合起来，个体的人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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