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的发表起了“决定性作用”。〔45〕沈宝祥透露，文章给胡耀邦审阅了两次。一次是在4月底或5月初，另一次就是5月6日。这天下午，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叫到家里开会。临走前，孙长江来找沈宝祥，让他带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清样。同去的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等。去了之后，沈宝祥把文章的清样交给了胡耀邦，想请他先看一下。胡耀邦接过稿子后埋头看起来。大家在一旁静坐。过了一会儿，胡耀邦看完了，就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只是有两处需要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原稿写的是：“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胡耀邦认为还是不提“新的理论”为好，建议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的结尾，胡耀邦提出增加一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此时，沈宝祥就坐在椅子上，迅速记下了胡耀邦的意见。第二天，他将记录整理后送给了孙长江。随即，孙长江又对文章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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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8）
文章为什么要先拿到《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转载？因为，按照常规，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必须送审，而一旦送审，肯定通不过。所以，只有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转载。尽管如此，《光明日报》社的人还是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第一，《光明日报》可能会撤换一批人，但不至于停刊；第二，相关人员可能当不成编辑了，但也不至于坐牢。〔47〕
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
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在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后说：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文章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文章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也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
文章在结尾提到：当前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在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48〕
10年之后，于光远在他的纪念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49〕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9）
至于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映，当时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50〕以至多年后，孙长江还这样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1〕
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52〕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53〕
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这位负责人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54〕
可是，这位副主任在随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却是另外一回事。他说自己当时也只是说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的问题，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55〕
另一位当事人后来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电话中所说的意见，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有“严重曲解”。他直言不讳地在书中写道：这个电话“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横加罪名”，甚至“扣上了‘砍旗’的政治大帽子”。当然，外界反应如此之快，而且反对之声如此之强烈，也确实说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触动之深，但这也“预示着以后的争论将是很尖锐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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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2）
那么，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几个月后，他给这位副主任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你当时在电话上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有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的主要话、主要的意思，我没有记错。”〔57〕
这个电话，被看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争论的开端。5月13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成员开会。胡绩伟将那位副主任的电话内容告诉了与会者。胡耀邦颇为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斯大林曾经这么做过。于是，他建议写一篇文章，讲清楚真理标准越辩越明的道理。
当天，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一个电话，是《红旗》杂志总编辑打来的。他在电话中批评新华社不该转发这篇文章。后来，他还告诉别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他甚至认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犯了错误”。
4天之后，《红旗》杂志新上任的总编辑，当着杂志社核心小组成员的面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据当事人说，那简直就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打击”，根本不是理论争论那样的你一篇文章，我一篇文章。第一，时间很快，从公开发表文章到严厉指责的到来，只有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第二，帽子很大，那是可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因为你是“砍旗”、“丢刀子”。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那时“公安六条”还没有废除，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第三，态度非常专横，完全不是平等的讲理，而是一种判决。〔58〕
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说：“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59〕他声称，我们要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当天，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说，对于这篇文章，据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好。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在小范围内可以议一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但他又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是定论，要提高辨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是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
就在这时，中央军委正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文件的过程中，总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对文件中的两个提法有不同意见。一是“现在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应该提“新的历史时期”，因为这是华国锋说的。二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他主张提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因为这是毛泽东说的。
邓小平得知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两个凡是”的思潮在作怪，他告诉胡乔木，有人对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邓小平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还说：“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结果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