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版权研究者对我说了这样一席话：“别的法律，那些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也是能够接受的；唯独著作权法，如果我们不改变价值取向，就难以接受。因为它是专门讲个人的权利，专门保护个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个人的财产权，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人身权，说明白了，就是人权。这必然会唤起人们权利意识的新觉醒，引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
单位与个人（1）
· 《金陵之夜》：张泽宇状告北影 · 苏叔阳：“我左右不是人了！” · 《中国政治制度史》：左言东冒犯顶头上司 · 《中国对外开放港口》：作者与政府机关的权利之争
在中国，单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词儿。它所指的机关、团体及从属于机关团体的工作部门，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象征着某种国家的或集体的意志，象征着某种至高的权力。
在单位面前，个人是渺小的。
当然，作为单位中的某个个人，他应当是这个单位机器中的一颗锣丝钉，随着这架大机器而转动。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体，当他作为一个创作个体进行了独创性的智力劳动的时候，单位该如何对侍呢？是否可以凭着单位的意志、行政的权力剥夺他的个人权利呢？
著作权法起草小组在起草这项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著作权纠纷案例，促使起草小组的同志对此作认真的思考。
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电影《金陵之夜》著作权纠纷案。这场纠纷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取消张泽宇的导演署名权引发的。
张泽宇于1984年3月与钱江一道被电影厂任命为《金陵之夜》的导演。他们两个接受任务后共同编写了导演分镜头剧本，并于1984年7月随摄制组到外地进行实地拍摄。
但是到了9月，张泽宇突然被厂里调回北京。原因是，有人向厂领导反映，他在武汉外景地工作期间有不当行为，曾被当地派出所传讯。从此，他离开了摄制组。
在这之前，张泽宇已参加了武汉、南京、杭州三个外景地的拍摄，完成了全片四百六十二个镜头中的二百零二个镜头，并参加了编写分镜头剧本的前期创作。此后的摄制工作由导演之一的钱江独立继续执导。
《金陵之夜》完成之后，电影厂取消了张泽宇在片头字幕演职员表上的导演署名资格。这下，把张泽宇彻底激怒了。他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他的单位侵犯了他个人的署名权。
此案自1985年立案至今已经七年，却迟迟没有审结。这期间，法院曾一度提出退案，据知情者透露，原因是由于一个重要方面打来的电话。
这桩案子之所以审理起来很麻烦，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张泽宇指控的侵权者不是别人，而是他所在的国家的电影厂。
法院一些同志起初不主张受理此案的理由就是：北影厂与张泽宇之间是行政隶属关系，确定影片由谁执导是厂方的行政权力。影片的著作权属于厂方，厂方有权决定张泽宇是否署名或影片如何署名。也就是说，这是北影厂的内部事务。
但主张受理此案的同志则认为，尽管电影厂任命导演是一种行政关系，但作品被导演创作出来后，作品与导演的关系就是作品与作者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它基于创作事实而产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改变这一事实的。作为一个单位，有权取消一个人的工作资格，却无权剥夺一个人的作者资格。
不同的观点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张泽宇的代理人、著名律师刘春田向争论的对方及社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仅仅因为一个导演的品德上可能有瑕疵，就可以否认他的创作，用行政命令剥夺他的民事权利吗？是不是任何行政机关、主管单位、法人、团体都可以任意剥夺作者的著作权？”
尽管这个案子迟迟没有最后判决，但它在著作权法起草小组中引起震动。他们组织电影界有关人士讨论，最后确认导演是创作，确认了导演的署名权，由此产生了著作权法的第十五条规定。这条规定指出：“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制等作者享有署名权。”
与此案类似的另一场著作权纠纷风波，也发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部。这就是著名剧作家苏叔阳和彭名燕诉其单位侵权案。
1988年春节过后，一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演出的电视片《群星荟萃，风华正茂》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字幕上署名的“集体创作”四个字引起苏叔阳、彭名燕的强烈不满。哪里是什么“集体创作”？电视片的脚本本来是他们两个编写的。他们当初定的片名是《从春天到春天》，稿子交给领导以后就再也没有应邀参与修改和拍摄，没想到，片名变了，内容变了，风格变了，署名也变了。
单位与个人（2）
他们向北京市版权处提出申诉，指出不经作者同意就更换内容，剥夺作者署名权，这不仅是破坏了原作的完整性，而且是窃取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他们请求版权处对此作出裁决。
但是，北影厂的同志对版权处的介入觉得不可理解。他们说：“你们怎么管得那么宽呢！他俩是我们剧团的人，这事是我们单位的事，与你们版权处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涉及到著作权，著作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是作者个人的权利。不仅我们的司法机关要保护作者的权利，国家的版权行政机关也要保护作者的权利。版权处正是由于负有这样神圣的使命才设立的。
但是，版权处与电影厂的交涉很困难。困难不仅在于要耐心地做厂领导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一些演员的思想工作。
为此，版权处处长刘东威专门去了北影厂。事先说好，只找几位演员开个座谈会，交换一下意见。没想到，演员呼啦啦拥来一大拨。
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在这之前，版权处已经做通了厂领导的思想工作。厂领导承认事先不给作者打招呼就修改脚本内容、改变电视片署名是工作上的疏忽，并同意向作者支付稿酬。但这位领导回厂之后，演员剧团就炸开了锅。一些演员骂苏叔阳、彭名燕“坏了一锅粥”。
听说版权处的同志来了，一些演员便拥进来要评个理，一个个气呼呼的。
一位中年演员很不客气地说：“这事，你们不该管。这纯属我们厂内部的问题。他们有什么理由告状？这种行为不道德！”
另一位演员说：“节目里添了不少内容，是我们演员创作的。这节目已经不是他们的东西了。我们历经磨难，你们知道吗？”
还有一位演员说：“给他们道歉？给他们报酬？他们有什么理由要？他们不是单位的人吗？为什么要跟单位这么计较？”
面对这样的责问，版权处长刘东威可真是在“舌战群儒”。她解释版权处作为国家机关为什么要维护作者个人的利益，而不是电影厂的利益，为什么作者个人的权利不容侵犯，包括不容所在单位的侵犯。她深深感到，著作权保护意识薄弱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许多人，包括文艺界的许多人脑子里都缺少这根弦。因此要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要讲基本常识。
一番舌战，也是一番启蒙。
渐渐地，演员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座谈的气氛缓和了些。
当然，问题不可能轻易解决。
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当版权处对这场纠纷作出维护作者权益的调解后，北影厂内外又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许多人认为，苏叔阳和彭名燕的申诉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这两个人个人主义太严重！他们作为厂里的创作人员，创作的作品归单位所有。领导有权决定对作品的修改，也有权改变作者的署名。如果连这点权都没有，那还叫单位吗？单位重要，还是他们两个重要？单位大，还是个人大？”
曾经有一段，苏叔阳已经经受不起周围的议论。他跑到版权处诉苦：“我现在左右不是人了！许多人在骂我。没想到连我的名誉也搭进去了。这场官司我不打了，我想撤诉。”
苏叔阳受到的强大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强大的单位，是一个强大的机构。他的那种叹息至今都让人们苦苦地回味：“我左右不是人了！”
左言东也发出了“我左右不是人了”的叹息。
这位档案学院的教师写出三十五万字的专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交给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没料到，成了学院的一个严重事件。
学院领导找他谈话：你不能出这部书。
他问：为什么？
院领导说：你使用的是学院提供的图书资料。你还用了学院的文具、纸张。更重要的，这本来是学院统一布置编写的教材。
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作品。我参加了教材的编写。我把自己编写过的讲义改写成了这部书。凡是别人编写的内容，书里都删除了。它是我花几年时间深入研究的成果。
院领导说：无论怎样，你把书稿撤回来。
他坚持说：不撤。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劳动，我个人的权利，你们没权力让我撤。
院领导看到左言东个人的工作做不通，就以党组织的名义写信给浙江古籍出版社，要求把书稿撤回来，归还给学院。出版社不同意退稿。他们手中握有左言东的保证书，左言东保证此书属个人作品，不存在剽窃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单位与个人（3）
学院就派人到杭州，一连去了三次，试图阻止出版社将此书以左言东个人的名义出版。
这场纠纷后来也上了法庭。
法庭认为，左言东将讲义自编部分扩充改写成书，应视为个人作品，享有完全的著作权。
左言东胜诉了，但他露出的是“苦恼人的笑”。
作为一名教师，他还要在学院任教，还要归单位领导。人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对抗单位，对抗领导，在闹个人主义？
施研究员向北京市版权处递交申诉书的时候，心情也是很不轻松的。他面对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交通部机关这一级政府机构。
这就使他冒着几乎肯定败诉的风险。
单位是强大的，而一个自然人往往微不足道。
这也使他冒着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人们会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科研人员，怎么能与自己的上级单位争权利呢？你是不是太计较个人的得失、太关心个人的名利呢？
但他还是决定往石头上撞。
这都由于那本书——《中国对外开放港口》。
作为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早就着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关于中国开放港口的专著，根据长期的知识积累于1980年上半年写成了草稿。他拿着草稿到交通部水运局港口处征求意见。港口处委托他将草稿修改成一本正式的我国对外介绍港口的书出版。
他独自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交给单位后，又回到原岗位从事原来的课题研究。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外地出差时看到了这部书。但书上没有他的署名。署名为交通部海洋运输局港口处和内河运输局港口处编写。而且，他既没有得到样书，也没有得到稿酬。
这事使他非常恼火。想想搜集资料的时候，他曾自费考察港口花了不少钱。想想写书的时候，妻子、孩子都被动员起来抄稿子。但现在，这成果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了！
尽管为这本书打官司会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会受到一些人的白眼，他还是决定告状。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这口气他只得独自咽下去。
港口处的同志递交的一份答辩材料说，交通部曾于1972年组织水运所几位同志编写过一本《中国海港概况》，编写人员均无稿酬。言外之意；你是为单位做事，怎么个人能要好处？别人不要，你施××为什么就要？
答辩还称，施××编写此书时，由港口处提供了各港口的准确数据和其他资料。交通部财务局曾借他五千元钱作出差和购置物品之用。他购买照相器材等费用也由财务局报销。初稿完成后，由交通部发中央各部委、各港口征求意见。此后，水运局又几次召开会议，议定写法、保密及出版方面的事宜。最后，由部保密委员会审查，经部长签发，才正式出版。
这就是说，这本书的出版已不完全是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交通部的意志。
版权处在调查此案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利于港口处的证据，其中有交通部下发的《关于编印对外介绍的港口资料的通知》、交通部将此书编写纳入水运所工作计划的文件、有关此书编写、出版的会议记录。
据此，版权处认为，《中国对外港口》一书属于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单位所有。但同时指出，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确实按照交通部组织的意图做了大量的搜集、编写和汇总工作，对作者的劳动，应当有所报偿。为保护和调动职务作品创作者的积极性，建议交通部付给作者部分报酬和样书。
应当说，版权处的这个裁决考虑到了作者的劳动及应当享有的权利，其中包含着对那种完全无视作者劳动的作法的一种批评。而施研究员进一步要求得到署名权。这个要求是并不过分的，却未能实现。
他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败诉！
他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败诉！0
法院认为，他完全是按照交通部交给的任务和提出的要求，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方便写成这部书的，因此，属于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就不能署上真正作者的名字吗？就不应该给作者以报酬吗？就不能让作者享有著作权或部分著作权吗？那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既然你是为单位里做事，就不该再要求个人的权利。
现在，回过头来，按著作权法的精神重新审核这个案子，就发现其判决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了。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同志也这样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