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如果是在著作权法生效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除了报酬和样书外，署名问题怎么解决？是否应该视这位干部为作者，署上他的姓名？这是应当考虑的。”
作者与作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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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以至侵犯，也同样反映在作者与作者之间。本来是谦谦相让的君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和和气气的朋友、志同道合的伙伴，由于其中一方在名与利的诱惑下产生非份之念，试图侵占他人的权利，结果不欢而散，反目成仇。
1988年5月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李勤诉丁洁著作权纠纷案。
庄严的法庭里，几百名干部、教师、出版者和新闻记者旁听审理。纠纷双方对薄公堂，各执一词，双方律师针锋相对地为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使这桩持续了三年之久的著作权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勤和当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英语教师的丁洁共同接受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委托，在中学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实验。由李勤主持这项实验的背景是：李勤于1973年从美国考察英语教学回国以后，曾进行过上述实验，并编写过教材。1980年9月．这项实验在北京第二中学进行。李勤在实验开始前提出了实验的初步设想：即实验的教学思想、方法、新教材的课型设计。实验中，由丁洁按李勤以及其他试验参加者的意见授课，并具体拟写教材。两人经过拟写、修改、授课、总结、再修改等一系列的合作，编写出新编英语教材《英语（初中实验课本）》第一、二册和《英语实验教材》，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是：李勤、丁洁编著。两人分别领取稿酬九百六十元。在署名及稿酬问题上，双方从未发生过争议。
1981年10月，李勤奉调去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丁洁一改过去的合作态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称是她创造了“英语整体教学法”或“丁洁教学法”。在未征求李勤意见的情况下，她将两人合作编著的教材进行了增改，于1984年以个人名义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语（中学实验教材）》共六册，并从出版社领取了全部稿酬。经核对，这六册教材中的前三册，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署有两个编著者的三本文字教材，在内容上基本相同。
李勤回国后发现了这些问题，于1987年9月以丁洁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为由，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丁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丁洁则不同意李勤的要求。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1981年署名两人编著的教材系通过共同劳动创作的合作作品。丁洁在未征求李勤意见的情况下对合作作品进行修改，又以个人署名另行出版，是对李勤版权的侵害。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丁洁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一家全国发行的非专业报纸上公开向李勤赔礼道歉；丁洁给付李勤《英语（中学实验教材）》第一、二、三册稿酬二千元整；未经李勤、丁洁一致同意，双方今后均不得以个人名义出版、印刷。审判长宣判完毕，旁听席上，一部分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也有一部分人惊奇和愤怒。
当天的北京晚报，日后的法制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不同的报道向海内外发了消息及通讯。李勤和丁洁同时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丁洁成了输家。尽管她有许许多多的同情者、支持者，但却难以改变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原版教材署着两个人的名字；大体相同的新版教材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如果确定前者是共同劳动创作的合作作品，那么后者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无疑。
但她不服。
在一审中以及随后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中，她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是1981年原版教材的真正作者？她认为：1981年教材的真正作者是自己，李勤仅仅是在自己的书上署了名的人。
她就此提供了一系列证明材料：李勤的工作是以实验主持人的身份组织、联络、评价、审读、修改，并非该书的“直接创作作者”。丁洁当时根本没有看到教学大纲，对署名问题也不是“从来没有意见”。丁洁提供法庭的稿子共一千二百七十六页，九十万字，厚十七公分，其中手稿四百四十一页，其余部分手书或打印后修改，一、二册书的手稿修改稿上李勤审稿时改动的笔迹仅六百多个字。丁洁性格活跃，书的特点反映了丁洁的个性（有录像带为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作者与作者（2）
这些证明并未改变法庭的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
但是，舆论并非如法律这样完全倒向李勤。有记者写文章，转述了丁洁代理人在法庭上作的如下分析：是“李勤教丁洁练习写书”，还是李勤因丁洁才有可能成为署名作者？发生这种情况，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不正常现象：一个中学教师在1981 年要出书是不容易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丁洁教课的录像带感兴趣，给了钱才使仅为教学用的教材正式出了书；在当时，如果没有李勤这样身份的人把录像带带到国外，也许丁洁至今还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丁洁动笔写书，李勤的名字也不会印到书上。
这种分析中含有一定成份的假设，这就是，丁洁当时之所以同意共同署名，是迫于李勤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对出书所能给予的帮助．即从事“直接创作”之外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谁是侵权者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纠纷之外的问题也就更深刻了。
在国外的著作权案例中，属于合作作品的并不多见。这大概是由于外国人更喜欢独立的创作，以便不受任何干扰地确立自己的权利，即使合作，合作者之间也要事先签订关于权利分割的协定，以便互不侵犯。我们所能看到的国外合作作品的著作权案例．一般是发生在合成作品中，例如词作者与曲作者为同一首歌曲的著作权产生纠纷，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本书可以有五六个署名的作者，一篇论文可以有四五个署名的作者，甚至一篇通讯报道也有三四个署名作者。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的作者还不太习惯于完全个人化的独创性劳动，或许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养成了“集体创作”、“集体攻关”的传统，或许是由于我们总希望找到一个依靠来分担责任。看起来这似乎是互相尊重，但实际上，其中有对人的权利的极大不尊重。真正的作者一般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他不尊重自己的权利，情愿与人共享；其他的所谓“合作者”并未付出劳动，而在署名时竟也表现得处之泰然受之无愧，这是不尊重他人的权利。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重名传统，极爱面子，一个个如谦谦君子。内心深处，权利意识也是相当淡薄的。所谓“君子协定”，往往是面子的产物。由于权利意识淡薄，这种协定极易撕毁。一旦撕毁，大家就不是君子了。
南京艺术学院周教授1980年10月应邀去扬州市参加“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时，认识了当时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的卞教授。当天晚上．周教授在另外两个人的陪同下，到卞教授家中拜访。
交谈中，卞教授自称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共同编集一本有关清代学者郑板桥资料的书，希望周教授也能参加该书编集。周教授当即表示同意。
他们两个本来素不相识。共同的兴趣使双方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了此书出版时的署名顺序：启功、卞教授、周教授。又当场拟定了该书的书名：《郑板桥研究资料》。
但这是一份“君子协定”。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更没有拟订一份双方签名的合同。也许曾想到了需要这样一份作为证据的合同，但谁都磨不开面子提这种容易被看作是不信任人的事。
两个人就这么口头定了下来。
在场的另外两个人也为两位教授的合作表示祝贺。
然而，到了1987年，两位教授走上法庭，展开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一场论战。
申诉是由周教授提出的。他说，自那“君子协定”立下之后，他将自己收藏的有关郑板桥的资料整理后寄给了卞教授，又将先后自其他几人处收集的有关郑板桥的不同资料交给卞教授，共计资料十二万多字、图片十二幅。此外，他还专门请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题写了“郑板桥研究资料”的书名。然而，此书以《郑板桥全集》的书名由齐鲁书社出版后，他得知，署名只有卞教授一人。稿费在交纳税款后均由卞教授收取。
为此，周教授诉称，卞教授违背了共同编著的约定，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要求确认《郑板桥全集》的著作权为两人共有，并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稿酬。
卞教授则在答辩中针锋相对地说，他和周教授从来没有共同编著《郑板桥全集》的约定，周教授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此书的编辑工作，仅提供过两万余字的资料。他愿意给付周教授相应的劳务费，但著作权只能由自己一人享有。 。。
作者与作者（3）
法院经过调查认为，卞教授否定口头约定的存在，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不予采纳。法院倒是得到了另外的证据，一是1980年10月的那天晚上的两个在场者，他们作证确实存在卞、周两人的“君子协定”；二是1984年夏，卞教授曾在江苏美术出版社“扬州八怪丛书”出版编辑会上发言时称：我和启功、周教授通力合作编辑了《郑板桥全集》一书。《清代扬州画派研究集》、《美术研究》等刊物也曾对三人合作著书一事作过报道。
法院认为，这些证据相互吻合，互为印证，应当予以认定。周教授履行了口头约定的有关义务后，应当与卞教授共同享有此书的著作权。卞教授以自己一人署名出版系侵权行为。
同时，法院又认为，周教授提出曾交给卞教授资料十二万余字和图片十二幅，证据不足。经查证，其提洪的资料数应为五万八千字及图片四幅。鉴于卞教授已支付了该数量内的部分稿费，应支付剩余部分稿费一百六十元整。
卞教授对一审判决不服，又提出上诉。
江苏省高级法院同样认为，《郑板桥全集》的口头约定应予认定，卞教授否认口头约定的存在证据不足。因此维持了一审判决。
卞教授肯定对这种判决感到懊丧。但又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当初不按著作权的精神订立合同呢？
《都市里的村庄》是最早引起著作权纠纷的电影之一。纠纷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部电影是创作作品，还是改编作品？
当秦培新在1981年的一天晚上坐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观看独幕话剧《第二小组》的时候，就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部由梁星明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作期间创作的剧目，以某女电焊工被评为劳动模范后受到讽刺打击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演出结束后，秦培新找到作者梁星明，表示了将《第二小组》改编成电影的意愿。梁星明对这位素有交往的老师并没有什么戒心，也根本没想到事后两个人会反目成仇，一道在一场社会风波中提高知名度。他把自己的剧本文稿交给了秦培新，这以后，又两次陪同秦培新到上海江南造船厂采访搜集素材。
随后，事情有了一系列的进展：1981年底，秦培新应西安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都市里的村庄》电影剧本；1982年该剧本在《电影新时代》杂志上发表；1982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把该剧拍成电影公开放映。
但这一系列事情似乎都与原作者梁星明无关。电影字幕上没有他的署名，稿费也没有相应的那一份。
究竟《都市里的村庄》是谁的作品？
他与秦培新发生争执，随后就上了法院。
事实是明摆着的：《都市里的村庄》引用了《第二小组》的部分内容，其侧重反映劳动模范受孤立打击的故事线索和主题思想都与《第二小组》雷同，部分情节及台词也是从《第二小组》中原文引用的。因此可以认为，《都市里的村庄》是对《第二小组》的改编，这部电影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成果。如果这些看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秦培新的行为就构成了对梁星明著作权的侵害。
法院正是这样审理的。
它判决秦培新给付梁星明稿酬四百元。问题不仅仅在这四百元钱，如果给了这些钱，就等于承认了《都市里的村庄》是两个人的成果，就涉及到电影的著作权的归属，就牵扯到一个经常要遇到的问题：改编别人的作品而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不付稿费，是不是属于侵权。因此，这场纠纷就引起电影界以及整个文学界的关注。
秦培新不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了上诉。
与此同时，一些电影圈内人士也为秦培新打抱不平。
其实，真正值得同情的还是它的原作者梁星明。正是这位年轻作者的作品被人拿了去改头换面名利兼收。而这一切，最后似乎都与梁星明无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也站在了梁星明一边，驳回了秦培新的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案所作的评注这样写道：既然《都市里的村庄》源于《第二小组》并引用了部分内容，似认定为改编作品为宜。据此，被告应该征得原告梁星明的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
究竟谁是电影的编剧？这个问题在《青春祭》中更进一步地提了出来。这场纠纷在两位知名女士之间展开，因为牵扯进知名导演张暖忻，而倍受社会关注。
作者与作者（4）
《青春祭》是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