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代表作，自己却不知道。
他说：“这是我的书吗？我根本不知道出版过这本书。”
打开书的扉页，上面有这样的题辞：“蒋子龙同志存。”下面签着责任编辑的名字。蒋子龙松了口气：这不是我的书，大概是批评我的专著。于是就转为感动，就感谢编辑的赠书。
但是，再翻下去，他发现书中除了一篇别人写的介绍文章，其余三十多万字全是从他几年中所写的小说中选出来的。“原来还是我的书！不知该感谢编辑，还是该埋怨编辑。”
事后，他请求编辑再寄几本样书，结果寄来一本书，扉页上又题了辞让他“存”。附信说编辑把自己的存书寄给他：“够意思的吧！”
过了半年，蒋子龙忽然接到该社寄来的一张汇款单，二百元，还有一个零头。他把汇款单退了回去，因为汇款单上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他在退回时也打了一个“哑迷”，写了几个字：“不知是什么款项，本人不敢受领。”
这期间，蒋子龙把这番遭遇向中国作协作了汇报。作协作为一件侵犯作家权益的事例进行调查。这下，便把责任编辑得罪了。
蒋子龙说：“想不到来了信，开口称呼‘名震中外的大作家’——不知怎么挖苦才能解他心头之气。‘现在恐怕不止一个万元户了’； 居然还要‘告状’； ‘还嫌稿费少。不是与灵魂工程师的名称不太符了吗？’信末气势汹汹地威胁说：‘没有大作家的支持，我们出版社也不打算散伙！！ ！ ’结尾三个警叹号。这就奇怪了，是你偷了人家的书，不是我蒋子龙求了你们。”
到底是不是出版社“偷”了蒋子龙的书？出版社对此有不同意见。在笔者介入这桩纠纷之后，出版社曾派人找到我的办公室作出解释。他们说，出书前曾通过别的渠道征得过蒋子龙的同意，可能他把这件事忘了。
可以撇开作者的发表权不说，那么稿酬呢？三十多万字一本厚书，仅仅付给二百多元的稿酬，不及一篇文章，这合理吗？
这套丛书选编了四十多位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蒋子龙代表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几乎每一个被入选的作家，都是仅仅得到二百元钱左右的稿酬，而他们的书都有几十万字。
最不值钱的，也许是那部《郭小川代表作》。它的稿酬是一百八十元零五角。汇款单上也没有注明这笔钱的来由。郭小川之子郭小林也把汇款退了回去，同时写信说明了退款原因：一、不尊重作者；二、计算有误。后来，出版社复函承认计算有误，表示要增加。增加多少呢？九十元钱。也就是说，这部著作的全部稿酬应当是二百七十五元零五角。
这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价值？
这太不合理了！
出版社派来的同志对笔者说：是，是不合理，但是，是符合国家稿酬规定的。
于是，他们就拿出一个很大的信封，从里面掏出一份早些年间的内部文件。据说那文件规定已经出版的作品如被再次选编，只能给这么一点稿酬。“不是我们不想多给，但文件是这么规定的。再说，我们是国家的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已经亏损了五十多万元。”
一些著名作家经受的侵害尚且如此，那些普通作者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原版总序（1）
冯 牧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报告文学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重视和欢迎。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报告文学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促进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日益活跃。一大批报告文学名篇佳作陆续发表，对人们的心灵情感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其它文学形式所难以达到的深刻影响以至强烈震撼。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小说等文学体裁相对清冷沉寂，唯有报告文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不仅显示了这种文学形式所独具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使其自身从其它文学体裁的附庸地位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蔚为大观，在文学发展史上步入了从未有过的辉煌。
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开始从其巅峰往下跌落，似乎出现一种明显的颓势，这主要是表现在其社会参与意识及批判功能有所减弱，其阔大深沉、敏锐犀利的品格有所淡化。游离于社会现实生活主题之外追艳猎奇的趋势，使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流于平庸。同时，献媚的“广告文学”、滥造的“虚假报道”也打着报告文学的名义流布于市，大大损伤了报告文学的形象和声誉。面对这种局面，一批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决心重振旗鼓，报告文学创作正在经历一番内在的调整，酝酿着从采写内容到表现方法的新突破。
人们期待着更真实、更有力度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现。在这个时候，华艺出版社集中推出了吴海民的“高保真长篇纪实系列”，包括《审判“海盗”——中国版权备忘录》、《金元新闻——新闻记者的道德危机》、《书号魔方——出版者的慢性自杀》、《AV风骚——来自音像世界的警示》、《黄色诱惑——中国文化市场透视》5部长篇，达100万字。这在当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上显然是引人注目的事情。
这套丛书将会产生的社会影响，并不在于作为作家个人独自创作出版所达到的一定规模，而首先在于这些作品对一个个重要领域的全景式透视。《金元新闻》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新闻界的报告文学，《书号魔方》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出版界的报告文学，《AV风骚》是我国第一部全景透视音像界的报告文学，《审判“海盗”》是第一部全景透视知识产权特别是版权问题的报告文学，《黄色诱惑》则是第一部全景透视文化市场、概览十年黄潮泛滥状况的报告文学。这5部长篇结为一体，又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文化背景上，以少有的宏观气势和开阔视野，全景式地透视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精神生产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过程中的阵痛和困惑。作者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又是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热点的领域。这个领域之所以越来越热，是有其深刻社会背景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已经打开大门任凭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的情况下，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依然小心翼翼，慎之又慎。这不奇怪，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由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已经奔腾起来的市场大潮无孔不入，包括市场上的盲目的消极的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力量，都朝着这个领域扑将过来，或猛烈冲撞，或迂徊渗透。于是，一些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范围极为少见的“怪胎”出现了，如买卖书号、买卖版号、买卖刊号、有偿新闻、广告新闻、虚假新闻、诽谤新闻、非法出版、盗录盗印、制黄贩黄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令管理部门十分困惑，也在全社会传为奇闻。在吴海民的报告文学中，这些“怪胎”被一层层地解剖开来展示给世人看，并从这种几乎是无情的解剖中，透视出了这些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对的种种难解的课题，在改革开放中所走过的曲折历程、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并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上进行理性分析。于是，读者就看到了众多独特社会文化景观背后的特有的心态，特有的体制，特有的国情，发现了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这方面说，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作为报告文学来读，也是可以作为社会学著作来读的。
原版总序（2）
这套丛书，在题材的选择、事件的选择上，是立足现实和逼近现实的，具有极强的新闻性。其中不少内容，写的是新近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影响全国的新闻事件，是关于这些事件的背景和幕后活动。在大家对这些事件的兴奋点还没有消退，急于了解到详细内容的时候，作者及时地为社会思考提供一些独家的材料和分析。比如说，反对有偿新闻的斗争是从1993年秋季开始的事，作者的《金元新闻》一书在当年的年底就已经完成了；清查买卖书号的最新一次行动是1993年冬季的事，作者的《书号魔方》在第二年的春天就已经定稿。“扫黄”、“打非”的最新一次全国集中行动，是在1994年秋冬展开的，作者的《黄色诱惑》于当年年底就已经交付出版。作者就是用了这样的速度来“逼近现实”，以保留作品的新闻特质，追求作品的新闻鲜活，期待它们的新闻效应。这种与事件“同步”的写作，对任何从头采访的作者来说，都是具有很大难度的，甚至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好在，吴海民本人就是事件的亲历者，是斗争的参与者，甚至是一些重大政策制订工作的参与者。作者所具有的这种“特殊身份”，使其能够对一些重大决策的内幕作出权威的披露，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权威的分析。在这里，采访是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的；积累是无时无刻不在增加的，思考是与实际工作的开展同步的。作者的这种采写条件，加上其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就使其作品达到了一种“逼近现实”的效果。
吴海民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其高度的真实性。他把丛书的名字题为“高保真”，就是取高度保真之意。他向读者保证，文中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绝无虚构，完全可以对号入座。这样一种保证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需要有一种坚持真理的勇气和为人民负责的社会责任感。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所在，是报告文学的力量所在，也是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的魅力所在。读者对报告文学的青睐，主要是缘自于对其所反映的事实的关心，缘自于对了解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渴望。离开了真实，报告文学就没有生命。当然，每一位报告文学作者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但我想，每个人对真实性的理解绝对不同，要求也肯定不同。我们所讲的真实，不应该只是大致真实、大概真实、基本真实、差不多真实，而应该力求绝对真实，因此要尽量避免和减少主观臆造和所谓的合理虚构。在吴海民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事件、人物、情节是真实的，而且，细节、对话、人物的姓名、人物的情态等等细微之处，也都是有根有据的，或褒或贬或颂或批，都是直呼其名，直呼其位，极少象有些作品那样以“某某”、“xx”或假名隐性代替。也许，是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笔下似乎已经容不得多少主观想象和艺术虚构，满篇都是事实、真实的事实，似乎只想把更多的事实告诉读者，把更多的信息告诉读者，把丰富的信息和事实组成的五光十色及社会的原生态呈现给读者。当然，他是选择了那些最典型的事件、最有意义的信息。最初，他曾经给丛书起过一个名字叫“新新闻纪实”，其意在于突出其新闻的真实性，说明它有别于一些文学性强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从完全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作品那里发源而来的，是与文学虚构相去较远的一种体裁。但一些学者解释说，产生于美国的“新新闻主义”，恰恰是背离了新闻的真实性传统，在新闻写作中借鉴了小说的写法。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名字，而取名为《高保真》。更名的目的，仍然在于突出这些作品的真实性，突出它们的新闻可信性。他的这种写法，似乎多少减弱了其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和艺术渲染力，但我相信，真实的存在，将比任何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更为丰富，更具有魅力，更生动感人。同时，作者这样写，是要付出代价的，一是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采访，二是要有勇气和必要的思想准备来应付某些可能出现的纠纷。从这里，我看到的是作者心地的坦诚和对事业追求的执著。
吴海民作为新闻出版报的新闻部主任，近年来连续发表了许多正视现实针砭时弊的长篇系列报道，具有“明星记者”、“专家记者”、“大记者”之誉，其在新闻行业上取得的成就已经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写下的《大陆音像圈》、《走向伯尔尼》等多篇报告文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他又一次推出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这样百万字的长篇系列，其中部分作品在出版之前就通过报纸和电台的连载和连播得到了大的反响。这是他向读者作出的新的汇报，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可喜的新收获。
1995年l月8日
（注：此文为冯牧先生为吴海民系列报告文学丛书所作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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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鲍格胥博士一直在等待着中国。这位几乎走遍全球每一个国家的世界知识产权领袖，有一头白云一样白的头发和一双海水一样蓝的眼睛。蓝眼睛里满含着期待的目光。
自从鲍格胥担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以后，他就爱站在总部大楼的玻璃窗前朝着世界东方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国土久久凝望。他等待着这个时刻 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
并非鲍格胥对中国有什么特殊的个人感情。这种等待，是为了全世界智力创作者的利益。他是代表着联合国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等待，是代表着伯尔尼联盟已有的九十二个成员国也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等待，是代表着这个国际联盟的二十五亿人口在等待。
鲍格胥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九十二个国家、二十五亿人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92年7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二十多种语言播出的一条消息尽管整整迟了一个多世纪，仍然引起全世界的欢欣——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递交的关于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议案。
这个消息播出的时候，鲍格胥正在欧洲的某个胜地休假。他立即中断休假，返回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他曾经向总部人员嘱咐道：“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只要中国一有消息，就立即把我叫回来。我要亲自接受中国的这份意义非凡的加入书。”
当鲍格胥终于从中国大使手中接到加入书的时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