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康姊姊’……”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23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7）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张爱玲：《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民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民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民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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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的求真，不仅仅在它对于战时香港的情景再现，更在于张爱玲寄予文中的那份深深的孺慕之情——小说里的白流苏是一位28岁的离婚少妇，这同张爱玲母亲去法国是一样的年纪；她第一次去香港，所看到的情景是张爱玲看见的；她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黄逸梵住过的；她在战争中的所闻所见，所想所为，也都是张爱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张爱玲后来一再地把《倾城之恋》搬上话剧舞台，又想改编电影，但未如愿，可见她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是邵逸夫替她还了愿。
1984年邵氏的关门之作便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当时浅水湾酒店已经拆了，许鞍华就把酒店阳台那部分搬到清水湾邵氏片场重新搭了起来，昂贵的
投资扔出去，剧本也已经搞定，就要开拍了，才想起来版权问题尚未解决。后来到处找到处问，终于找到张爱玲在香港的好友宋淇，这才得到了授权。
2006年《倾城之恋》的话剧再次重排，男主角是当年金像奖影帝梁家辉。梁曾在《情人》中有出色表演，从此奠定影帝地位，他演范柳原，应当是扛得起的；女主角名不见经传——罗兰之后，再无白流苏了。
张爱玲也曾经试图把《金锁记》搬上银幕，剧本都已经做好了，导演是桑弧，女演员也预定了张瑞芳，1947年12月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还打了广告出来，影片却终未拍摄。后来出国的时候她未能把剧本带出来，也不知道如今那本子流落在哪里？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8）
——这一次替她还愿的是但汉章。
但汉章的《怨女》是我认为所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由夏文汐主演，道具细节十分考究，演员发挥得也大开大阖，淋漓尽致。最记得银娣在庙里向三爷陈情的一幕——没有尽头的重门叠户，卍字栏杆的走廊，两旁是明黄黄的柱子无止境似的一重接一重。他从那柱子的深处走来。她在那柱子的深处站立着等候，有心不去看他，可是眼睛出卖了心，满脸都是笑意，唇边盛不住
了，一点点泛向两腮去，粉红的，桃花飞飞，烧透了半边天。非关情欲，只是饥渴。生命深处的一种渴。
说是但汉章把《怨女》拍到一半，才发现这是根据《金锁记》改写的，而《金锁记》其实还比《怨女》的故事更好。然而已经开机，总不能把拍过的片子都作废，只得尽量把后半部的故事往《金锁记》上靠，将彼此的意向融合。所以夏文汐可以说是七巧和银娣的两位一体。也许这也是人物形象特别饱满的一个缘故。拍完之后，但汉章觉得色彩方面不尽人意，想在美国重新冲印，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
后来大陆电视连续剧《金锁记》也是多少将两部小说各取了一些题材，然而宣传稿里却一再强调编剧把三万字小说改编成二十几集电视剧是多么的伟大，完全不承认《怨女》的十几万字，不禁令人蹙眉齿冷；而且戏里把曹七巧与姜季泽演绎成一段曲折婉约的爱情故事，也完全失了作品的原味；整部戏，就只有程前演的姜伯泽还可以看一点，许是因为原著里关于大爷的描写甚少，演员发挥余地反而大的缘故吧。
其实张爱玲笔下从来没有完整的人，也从来不想写绝对的浪漫故事，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结局算是美满了，也是因为炮火，炮火促成了一对乱世夫妻，可并不是神仙眷侣。
还有一部侯孝贤导的电影《海上花》不可不提，这是台湾电影在我心目中唯一可以和《怨女》相媲美的。
这故事不是张爱玲的，但她曾呕心沥血将它译为白话本，而电影开篇字幕，也端端正正写着：《海上花列传》，韩子云原著，张爱玲注释。可见与张爱玲不无关系。编剧朱天文，更是一位超级“张迷”，且与张爱玲联系微妙，是胡兰成的私淑弟子，这在后文会详细谈及。
近些年来，张爱玲的小说被多次搬上荧屏，相对来说，电影都还好些，因为那么曲折的故事要在一百分钟的长度里表现出来，总是容易体现精髓；长篇电视剧却是一种地道的荼毒，导演与编剧们为了加长片集拉广告，往往不惜昧着良心地扭曲注水——若只是掺些清汤寡水也还好些，又都是造假工厂排出的污水。
倒是有一部极老的连续剧《侬本多情》，是张爱玲《第一炉香》和《心经》两部小说揉在一起的，由张国荣饰男主角乔琪，那可真是像到极点，看得人荡气回肠。可又是女主角商天娥演得弱了，拿乔拿致的，带累得张国荣发挥得也有些累，孤身奋战似的，便显得游离。
李安导演的《色·戒》已经上映。男主角是梁朝伟，男二号王力宏。《色·戒》自发表起便颇受争议，而以拍摄边缘影片而著名的好莱坞导演李安同样是个有争议的风云人物，由他执导张爱玲小说，至少没有思想或者立场上的包袱，但愿他再得一次奥斯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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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遇到胡兰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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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漫步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静安寺路上，身边滔滔地经过着面目模糊的熟人：王娇蕊挽着佟振保的胳膊走在路上，他们要去看电影，可是半路遇见了一位相熟的英国太太，不得不立下来攀谈几句；二乔和四美骑着自行车从旁边掠过，一路不住口地数落着新嫂嫂玉清的破落家世；南宫婳刚散戏归来，黄包车夫啰啰唆唆地要加钱，她忽然不耐烦起来，干脆跳下车步行，一边踽踽地走着，一边百无聊赖地看橱窗；王佳芝也在摩西路口下了三轮车，走进咖啡馆里等老易，他们约好了要一同去买戒指；忽闻得汽车铃声一响，却不是老易，而是白流苏陪着七小姐相亲回来了，一脸的心虚与得意，一低头钻进门，死不出来；一只猫从门洞里溜出来，竖直着尾巴嗖一下不见了，门洞里黑黝黝的，看不清是不是小艾东家五奶奶的那只“雪里拖枪”，也或者是潆珠祖父匡老太爷的……
我的灵魂跟着那只猫一闪身飘进公寓，看到镂花铁门的电梯和绿色的邮筒，灵魂不晓得自己乘电梯，只好一级级地盘旋游上，有人家开着无线电，在唱《蔷薇蔷薇处处开》，偶尔插一段新闻社论，我看一眼那无线电匣子，方方正正的，在《太太万岁》里见过，丈夫送给妻子的那一种，于是猜这家的女主人大概就是陈思珍；然而也未必，或是孟烟鹂也说不准，她也喜欢整天开着无线电听新闻，想在空屋子里听见人的声音；再上一层楼，苏州娘姨阿小在厨房里招呼儿子百顺吃饭，百顺说：“姆妈，对过他们今天吃干菜烧肉！”不等说完，头上早着了阿小一记筷子；灵魂再向上飘，楼上的门也是开着的，客厅里挂着结婚证书，配了框子，上角突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欧阳敦凤坐在框子底下织绒线，米晶尧搭讪着走过去拿外套，含含糊糊地说：“我出去一会儿。”敦凤和我都知道，他是要去前妻的家……
我的灵魂一直地飘上顶楼，看到六零五室门前有个男人在敲门——长衫，礼帽，相貌清癯，身形萧索，彬彬有礼地问：“张爱玲先生在么？”然后自门洞里塞进一张字条去……
那便是胡兰成。
我的灵魂躲在那楼道里哭泣，极力地呼唤爱玲，呼唤她不要开门。——她果然没有开门，然而后来却又打电话，说愿意去看胡兰成。
有张报纸也塞在门缝里，那上面明明白白写着：1944年的2月4日。
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嵊县，1927年从燕京大学退学，1936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5月，两广兵变失败，胡兰成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33天。1937年因在《中华日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论中国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关税数字，并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遂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去上海。1938年年初，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1939年离开香港回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次年就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1944年应日本人之邀主编《苦竹》杂志，任《大楚报》社长。抗战胜利后，从香港逃亡日本。1974年到台湾。1981年7月25日在东京病逝，著有《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
据闻胡兰成为文，从不起草，一挥而蹴，倚马可待。稿成，亦极少改动，故有“大笔如椽”之誉。办报时，每周至少两篇社论，都由他自己执笔，因其文笔犀利，常言旁人所不敢言，每令报纸原刊社论之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烈而被抽起不发，又并无预稿替补，遂只得留白，是谓“空窗”。同人有规劝其稍事隐讳以免触犯当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报刊之特色。”可谓狂狷本色，自负至极。 。。
第八章 遇到胡兰成（2）
1944年1月24日，是旧历的除夕，胡兰成彼时刚从狱中释放，赋闲在家，百无聊赖，遂随手翻开本杂志消遣，一段孽缘，就此展开——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胡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胡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