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瑙来生火，但是我也不知道去哪可以找到玉和玛瑙。于是我找了一些从“第二大街咖啡店”弄来的火柴代替，我把它们放在一个有封口的塑料袋里以防被雨淋湿。
献殿节时，我说想要个睡袋。我妈妈给我的那个上面印满了粉色的心型，那是由法兰绒做成的，在我因为体温过低死去前它大概只能使我在零度以下存活几秒钟。我问她是否可以换一个厚实的装在大口袋里的新睡袋。“你计划去哪里睡觉，北极圈吗？”她问我。我想也许我会去秘鲁安第斯山脉，因为我爸爸曾经去过那里露营。为了转换话题，我告诉她关于毒芹、野生胡萝卜还有欧洲防风的特性，但那真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她的眼眶里立刻含满了眼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却说没什么，她只是想起了爸爸曾经在拉玛特甘的花园里种的胡萝卜。我本来还想问她，爸爸除了橡树、柠檬树和胡萝卜之外还种了什么，但是我不想使她更难过，就没问。
我开始随身准备一本笔记本，并为它起名叫做《如何在野外生存》。
18． 我妈妈从未停止对我爸爸的爱
她对他始终保持着像他们相遇的那个夏天里一样的爱。为了做到这一点，她改变了生活方式。有时候，她会在一段时间里只依赖水和空气存活，她是唯一能做到这点的高等动物，他们应该用某一物种来为她起名。有一次，朱利安舅舅告诉我，雕刻家兼绘画家阿尔伯图说，有时候，如果你要画一张脸，你应该放弃整个身体；画一片叶子，你应该牺牲整片风景。这看上去就像你先是局限自身，但是过一会儿你会意识到只需要强调四分之一部分就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整体，这会比你抓住整片天空更有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我妈妈的悲伤（6）
我妈妈没有选择一片树叶或一张脸。她选择了我的爸爸，为了坚持这种感觉，她放弃了整个世界。
19． 我妈妈和世界间的字典之墙逐年升高
有时候，字典脱页，纸张就堆在她脚边，shallon（毛织斜纹绒布）、shalop（河船）、shallot（红葱头）、shallow（浅薄）、shalom（再见）、sham（骗局）、shaman（巫师）、shamble（蹒跚），每个字都像巨大花朵的片片花瓣。我小时候以为她再也不会使用这些躺在地上的字，很怕有一天她会变得说不出一个字，于是我试着用胶带把这些掉下来的页面贴回去。
20． 在我爸爸死后，妈妈只接受了两次约会
第一次是在五年前，我还只有十岁。她和一个胖胖的英语编辑出去，她是在出版她翻译作品的一家编辑部认识他的。他的左手小指上戴了一枚刻着家族十字徽章的戒指，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家族的徽章。每当谈到自己的时候，他总喜欢挥挥那只手。有次聊天中，这个叫莱尔的男人发现，我妈妈和他都在牛津读过书，由于这种巧合，他邀请她出去。之前有许多男人想邀请我妈妈但她一概说不。不知什么原因，这次她居然答应了。星期六的晚上，她把头发盘起来，披着我爸爸在秘鲁买给她的红色披肩出现在客厅里。“我看上去怎样？”她问。她看上去美极了，但是披着这个好像并不太恰当。不过已经没有时间再说什么了，因为这个时候莱尔出现在了前门，他气喘吁吁，然后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我问他是否知道一些关于野外生存的事，他说，“当然。”我又问他是否知道毒芹和野生胡萝卜的区别，他却巨细靡遗地谈起他在牛津大学的一场划艇比赛，他在最后三秒里猛一用力，赢得了比赛。“还真不错，”我用一种听上去像讽刺的口气说。莱尔还追忆起了在查维尔河撑船的愉快时光。我妈妈说她一点不了解，因为她从来没有在查维尔河撑过船。我想，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走后，我在客厅里观看一个关于南极洲信天翁的电视节目：它们可以几年不着地地飞行，在空中睡觉，喝海水，把盐吐出来，然后和同一个伴侣每年回来孵小鸟。后来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当我听到妈妈用钥匙开锁的声音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她的几根鬈曲的头发落在脖子上，而且她的妆容有点乱了。可是当我问她一切怎样了的时候，她说如果是一只猩猩也许她还会和它聊得更开心一点。
大约一年以后，伯德在往邻居家的阳台上跳的时候摔折了手腕，然后那个在急诊室为他治疗的高个子医生邀请我妈妈出去。也许是因为他能使伯德在手已经弯成了一个可怕的形状时还能笑出来，妈妈在爸爸去世后第二次答应了。医生的名字叫亨利·勒凡达，这个名字让我觉得是个好兆头（艾尔玛·勒凡达）。当门铃响起，伯德衣服都没穿，只戴着他的石膏飞快地跑下楼，在唱机里放进“那就是爱”的唱片，然后又飞快地跑回去。我妈妈冲下楼梯，没有披那条红披肩，赶紧移开了唱针。当亨利进门的时候，唱机正发出一阵尖厉的声音，然后戛然而止，唱片在唱盘上无声地旋转。他接过一杯白葡萄酒，然后和我们谈起他收集的贝壳，其中很多是他在菲律宾潜水的时候亲自带回来的。我想象着我们几个在一起的将来，他会带着我们一起潜水探险，我们四个在海底透过潜水面镜互相取笑。第二天早上我问妈妈怎样了。她说他是个很好的男人。我把这看成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可是当亨利·勒凡达在那个下午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妈妈正在超市，之后她没有回电话给他。两天后他又做了一次尝试，这次我妈妈在公园散步。我说，“你是不是不准备给他回电话了？”她说，“是的。”当亨利·勒凡达第三次打来的时候，她正专心致志地在看一本故事书，她已经几次声称这本书的作者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妈妈专门给死去的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我拿着电话躲进了厨房，“勒凡达先生？”然后我告诉他虽然我认为我妈妈一定是喜欢他的，一个正常人也一定会喜欢和他谈话，然后和他约会的。但是我已经认识了我妈妈十一年半了，她从来没做过一件正常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妈妈的悲伤（7）
21．我想，那只是因为她还没遇到对的人
事实上，她总是穿着睡衣，在家里翻译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写的作品，这样是帮不了她的。有时候，她会因为某个特定句子的翻译而沉思几个小时，像一只叼着骨头到处走的狗一样直到最后叫出来：“我知道了！”然后小步跑回她的书桌继续埋头研究。我决定自己为她安排。有一天，一个叫图西医生的兽医来到我们六年级的班级里。他有好听的声音和一只停在他肩上的叫高多的鹦鹉，它正有点不高兴地看着窗外。他还有一条大蜥蜴、两只雪貂、一盒乌龟、一群树蛙、一只翅膀带伤的鸭子和一条叫曼哈玛的最近正在蜕皮的蟒蛇。他的后院里还养着两只美洲鸵。下课后，当所有人都去看曼哈玛的时候，我跑去问他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带着疑惑的表情说没有，然后我问他要了一张名片。他的名片上印了一只猴子，有几个孩子对蟒蛇失去了兴趣，也跑来索要名片。
那天晚上，我找到一张我妈妈穿着泳装的漂亮照片，寄给富兰克·图西医生，还列了一张关于她优点的清单。这些优点是：高智商，广大的阅读面，迷人（见照片），有趣。伯德看了一遍后想了一会儿，建议加上独断，这个词是我教他的，还有顽固，当我说我并不认为这些是她的优点甚至是好的特点时，伯德说当它们被列到纸上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像优点了，然后如果图西医生愿意和她见面的话，他也不会有受骗的感觉。这看上去是一场合理的争论，所以我加上了独断和顽固。在最下面我写上了电话号码，然后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没有打电话来，又过了三天，我开始后悔我是否不该把独断和顽固加上去。
第二天电话响了，我听到妈妈说，“什么富兰克？”然后是一阵长久的沉默。“对不起？”然后又是沉默。然后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她放下电话来到我的房间里。“怎么回事？”我故作无辜地问道。“什么怎么回事？”妈妈更加无辜地问。“刚刚打电话来的那个人，”我说。“哦，那个啊，”她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安排了个四人约会，我和那个对蛇很有吸引力的人，还有你和荷尔曼·库柏。”
荷尔曼·库柏是那个住在我们街区的八年级的恶魔，他把每个人叫做*，并且喜欢对着邻居的狗的睾丸大叫。
“我宁愿去舔人行道。”我说。
22． 那一年，我一连四十二天穿着我爸爸的毛衣
当我第十二天经过莎朗·纽曼和她朋友的大厅时，“那件令人恶心的毛衣是怎么回事？”她说。去吃点毒芹吧，我想着，并且决定在生命余下的日子里都穿着爸爸的毛衣。我几乎坚持到了学年结束的时候。这件毛衣是驼羊毛制成的，到了五月中旬，那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我妈妈认为这样的悲伤来得太迟了，但是我并不是要开创什么纪录。我只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23． 在我妈妈紧靠书桌的墙上，她保留了一张爸爸的相片
有那么一次或两次，我经过她的书房门，听到她大声地和照片说话。我妈妈很孤单，即使是我们都在她身边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当我想到等我长大以后离开她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时她会是怎样，我的胃就痛得厉害。其他时候，我总是想着我永远也不会离开。
24． 我曾有过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了
我妈妈的悲伤（8）
在我十四岁生日那天，伯德跳到我的床上，唱着“她是一个快乐的家伙”把我弄醒。他送我一块已经融化了的好时巧克力和一顶红色的羊毛帽，那是他从失物招领处拿来的。我在上面找到一根弯弯的金色头发，在那天接下去的时间里我一直戴着它。妈妈送给我一件丹增·诺盖在和爱德蒙·希拉瑞一起攀登珠峰时穿过的连帽外套和一顶皮制的飞行员帽，那顶帽子就像是我的偶像安东尼·圣·埃克苏佩里戴的。我爸爸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读《小王子》给我听，还告诉我圣埃克苏佩里是怎样一位伟大的飞行员，他冒着生命危险，运送信件到偏远地区，最后被一架德国战斗机击落，从此，他和他的飞机就永远地消失在了地中海里。
除了外套和帽子，妈妈还给了我一本书，作者叫丹尼尔·埃德瑞治，又是一个她认为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当然这取决于他们愿意颁发文学奖给史前学家。“他死了吗？”我问。“为什么你那么问？”“不为什么，”我说。伯德问什么是史前学家，妈妈说如果他仔细阅读城市艺术博物馆的资料，然后在博物馆的台阶上把它们都撕碎扔到风中，过了几星期后，再回去那里，搜集他能找到的碎片，然后能通过这些碎片重新回忆起绘画的历史，包括学派、风格、种类和画家的名字，那么他也能成为一个史前学家了。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的史前学家是从化石推算出生命进化的起源。每个十四岁的孩子都应该知道一些关于他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我妈妈说，成天东奔西跑是没什么意思的。然后，很突然地，就好像被一笔带过般的，她说这本书是属于爸爸的。伯德急忙拿来抚摩着封面。
这本书叫做《我们所不知道的生命》。封底上是埃德瑞治的照片。他有深邃的眼睛和浓密的睫毛，手里正拿着一个看起来很恐怖的鱼化石。照片下方写着他是哥伦比亚的一位教授。那个晚上，我开始阅读这本书。我以为爸爸一定在空白的地方留了批注，但是他没有。他留下的唯一笔迹就是在内页上的签名。这本书说的是埃德瑞治和其他几位科学家是怎样坐潜水艇潜入海底，然后在地壳板块交会处发现了热液喷口的，喷口处冒出温度高达三百七十摄氏度、饱含矿物质的气体。在那之前，科学家推测海洋地壳是一片只有极少数或者根本没有生物的空间。但是埃德瑞治和他的同事通过潜水艇的探测灯发现那里有成百上千的肉眼不容易发现的生物体——他们意识到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生态体系。他们称之为“黑色生物圈”。那里有很多像这样的喷口，很快他们又发现在那些温度高得足以融化一切的水孔周围的岩石间有很多微型生物。当他们带了一些生物体来到陆地上时，立刻闻到一股腐烂鸡蛋的味道。他们意识到那这些奇怪的生物体就是靠从水孔中喷射出的硫化物为生的，它们呼出硫磺，这就像陆地上的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一样。根据埃德瑞治博士的书，他们的发现成果为生物科学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数百亿年前，通往演化之始的化学之路。
这个关于物种进化的研究真是既美妙又感伤。地球上最早大约有五十亿到五百亿物种，但是现在还留存的只有五百万到五千万种。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
我妈妈的悲伤（9）
25． 我的弟弟是弥赛亚
那天晚上，我正在看书，伯德来到我的房间，爬到床上来和我挤在一起。作为一个十一岁半的孩子，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他把他冰冷的双脚往我腿上挤。“告诉我一些关于爸爸的事，”他小声说。“你忘记剪你的脚指甲了，”我说。他的脚掌在我小腿上磨蹭着。“求你了，”他恳求道。我仔细思索，因为我不记得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反复告诉过他了，我只好乱编，“他很喜欢攀岩，”我说，“他是一个攀岩高手。有一次，他爬上了一块约有六十公尺高的岩石。”伯德热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在马撒大马撒大，以色列南部的犹太人圣地。现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他问。“是的，”我说，“他就是喜欢攀岩，这是他的爱好，”我说。“他喜欢跳舞吗？”伯德问。我并不知道他是否喜欢跳舞，但是我说，“他喜爱跳舞。他甚至还会跳探戈，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的，他和妈妈总是一起跳舞。他会把咖啡桌搬到墙边，然后把整个房间空出来跳舞。他总是一会举起她，一会又放低她，还在她耳边唱歌。”“我也在吗？”“你当然在啊，”我说。“他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