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年龄差距很大，在父亲面前，母亲似乎永远都像一个少女等待着他的照顾与呵护。父亲是南方人，而母亲是北方人，他们俩故乡之间的距离遥远到至今没有直通的火车可以抵达。因此经常有人好奇他们俩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每次母亲只是笑笑。
不记得是什么缘故，无意中问到母亲的初恋，母亲说其实五岁的时候，他曾来我家拜访过一次。记忆中，那个男人很高大，有黝黑的皮肤和挺拔的鼻子。年幼的我，就很懂得察言观色，看到父亲冷淡的样子，不自觉也表现出对他的憎恶。但很快我似乎就转变了态度，与这个好看的叔叔玩得不亦乐乎。不得不承认，孩子天性中就有以貌取人和健忘的一面。
母亲和他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的，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双方父母还是世交。但高中以后，那个男人考上了外地的学校，母亲则留在老家，除了写信便很少见面了。后来，母亲因为外公打成右派，工作也随之调动，一家人从东北搬到了南方的城市，在那个没有手机和E…mail的时代，失去一个人的联系显得那么容易，还身在大学里的男人写了很多信，皆因母亲的地址改变而石沉大海。再后来，母亲遇到父亲，恋爱、结婚、生子。母亲说，我在她肚子里六个月大的时候，那个男人才从同学口中得知母亲结婚的消息，请了假从北方连夜坐火车赶到南方。那天，他提着行李站在母亲面前，看到母亲微微凸起的肚子，有眼泪滚落下来。只是他很迅速地转过身去，甚至没有和母亲说任何话，就这样离开了。
母亲谈起这些，神色很平静，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后来呢？我脱口而出，但马上便后悔了，怎么还会有后来呢。无论我表面上有多么的不屑和不情愿，内心里的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母亲的故事如此迷人。母亲从未和我说过关于这个男人的任何细节，也因此我会不断在自己想象里不断地丰富这个故事，想象他们失去联系后那个男人如何打听我的母亲下落，想象那个男人站在怀孕的母亲面前是怎样的百感交集，想象他离开以后的种种……
而对母亲，我一直是愧疚的。
在知道这个故事后，母亲曾接到过北方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参加同学会。那时的我如此惶恐，我坚定地相信母亲必定是会遇见那个男人的，我用尽各种理由央求母亲不要去。可是母亲的态度很坚决。绝望的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哭喊和尖叫着，如果去了，你就不会要我了，也不要爸爸了。我不知道，孩子的哭喊与泪水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么巨大的杀伤力。一直以来看到母亲落泪，我总是会心疼得要命，唯独那次，母亲的泪水流得如何恣意如何决堤，我都不曾有丝毫的怜悯。看到母亲终于还是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露出了胜利的笑容，那是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挽救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母亲。
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变得异常敏感，只要接到来自北方的电话，如果不是亲人，我都会变得高度警惕。偶尔还会神经质地偷偷翻开母亲的衣柜，想象着也许会有那么一两封那个男人寄来的信件藏在某个角落，可是始终没有翻到。
后来，和母亲依然无话不谈，母亲依然对我很好，不过我们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男人以及母亲的过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渐渐意识到当初自己做了一件多么自私和残忍的事情。
地球太危险了
文/ 张丛
我与妈妈的最后一次出游是在几年前的夏天，我们一起去了青岛，跟料想的一样，整个过程里，我的妈妈始终都在抱怨，手里一直拿着一小罐酒精棉花，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抗拒与妈妈一起出游，甚至在出门前，我也始终在担心，接下来的那么多天朝夕相处，面面相觑，我们之间并没有像其他母女般的亲密感，我也很久没有与她睡在同一间房子里，所以心里的忐忑和局促让我自己都惊讶。现在想来，这次出游就好像是还了一次多年来的债，让我在剩下的很多时间里可以心里得到些平静——说起来，我终于是陪着妈妈出去玩了一次，陪她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飞机。
与妈妈一起出游，是一定要报名旅行团的，在这之前，我已经当过很多年的背包客，住过很多次的青年旅馆，自己攒了机票的钱飞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欧洲，辗转挤在各种朋友的屋子里用最少的钱玩乐。
她都知道这些，可是因为这些事情从未在她眼前发生过，所以她就只当作不知道。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太多艰难险阻，太多的欺骗，太多的暴力，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唯有旅行团是安全的，因为那是一个团体，妈妈习惯性地想与团体在一起。但是同时团体也让妈妈厌恶，她看不惯旅行团里的这个人那个人，从内心里来说，她讨厌与太多不认识的人呆在一起，寒暄、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
妈妈从进宾馆开始就把她的那一罐酒精棉花捏在手上——为了更舒适，我们已经报了很昂贵的团，住的也是非常好的宾馆，但是她始终坚持她的逻辑，那就是外面的东西是不可以用的，那些浆洗过的毛巾和浴衣她全部都不用，一定要自己把装在塑料袋里的洗漱用品拿出来，她觉得外面的东西很肮脏，她甚至不想用宾馆里的马桶，谁知道之前这里住着的是什么样的人，谁知道是谁用过这里的马桶和浴缸，她带着牙刷，杯子，数不清的纸巾，消毒药水，拖鞋，毛巾，睡衣，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刀枪不入。与她在一起住宾馆，我是绝对不能不穿睡衣就睡觉的，她觉得哪里都是脏的，包括床单，明明白到刺眼，她还是觉得是种威胁。
接下来的几天，她都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极度不信任中度过的。她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于她的生活中，只不过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已经行成了一种既定的秩序，长久以来都照着这样的秩序在运行，我便觉得见怪不怪。比如说，她是绝对不会去银行的ATM机上取钱的，她觉得机器不安全，哪怕是取很小额的钱，她也要跑到银行去，站在柜台前面才行；买东西的时候，她也是绝对不会刷卡的，她还一直跟我唠叨叫我也不要刷卡，她说，你根本不会知道，他们到底刷走了你多少钱；再或者，家里有三室一厅的房子，她却根本不愿意去请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害怕家里有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她觉得陌生人会威胁到她的安全，她说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时工来打扫卫生，她也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这个人，这只会让她更累。于是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她，当我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把房子的钥匙都配给了小时工，无非是希望她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才来打扫卫生，这样对我来说才不会是一种打扰。我对外面的世界过分信任，简直是妈妈的极反面。
而妈妈的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脱离了她的生活环境，就被无限放大，她的所有警觉雷达都被打开，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状态。每当导游带着我们去一个景点，若需要买票，妈妈一定反复琢磨，她担心的并非这个景点值得不值得去，而是导游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钱，所有社会阴暗面的报道仿佛都存于她的心中，她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安全手册，时刻提醒着那些我所根本看不到的危险。晚上的海鲜大排档更是想都不用去想，妈妈从来不会去那些看起来有点脏的地方吃饭，于是我们终于脱离了团体，我带着她在商业区的马路上游荡，结果居然去吃了一家杭州菜，嗯，她只吃她吃过的东西，对于新鲜的，她所不知道的东西，她都觉得是危险的，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做尝试，那些能够让生活更轻松也更愉快的尝试，她全部不愿意去做。
我现在想起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妈妈就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任何有关这个世界的美好，她只是反复地提醒着我，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危险、可怕。马路上任何搭讪的人都是不能理睬的，没有人是值得信任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只有家里是安全的，只有父母是不会伤害我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这样的教育，却能够养育出我这样的孩子，大概是因为那些恐惧是她的恐惧，而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在她年轻的时候，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从来也不跟我说起这一部分，这也是她的安全措施之一，她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是怎么样的，因为她觉得这不能说，她觉得对政治感兴趣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毕业后我去报社工作，她最担心的事情也是，不要跑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条线，不要触碰到政治。我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有块阴影，这个世界一定从某种程度上伤害过她，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畏首畏尾，像只蜗牛一样躲在自己所谓的安全堡垒里。
但是我，我从未受到过任何伤害，这个世界一直善待于我，周围的人也都是善良的面孔，所以我不能理解和接受她的恐惧，因为那是她自己的恐惧，她生育了我，可是她不能够把她的恐惧也遗传给我，这是不公平的，我不需要去接受这些。
有谁不想与自己的妈妈亲密地在一起呢，可是阴影让两个人的距离变得好远。我希望的是，她放下她手里的酒精棉花，与我一起到海边去吃一次海鲜排档，在那些脏兮兮的地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我想告诉她，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快乐，有很多很多的微笑，还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告诉她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驱散，她心里的那块阴影。
一个中学生的材料归档
文/熊小默
我确实在我的叔伯辈中，发现了一些愿意将他们经历的*浪漫化的人。在他们眼中那十年贫穷却信仰坚定，艰苦却刻骨铭心，甚至在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不禁引为银幕自传。而最容易被这一拨人说烂的四个字，便是“青春无悔”，真让人啼笑皆非。我爸每每看见此类诸君在各类电视节目中忆往昔峥嵘，都有种拉他们去鉴定是否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冲动。
作为一个乡绅和旧政府职员的儿子，我爸一直没机会戴上红领巾。这是个挺糟糕的情形，不正是这样吗？即便在今天，大家仍然时刻担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担心自己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正常”。年轻人们有同样的偶像，听同样的歌看同样的综艺节目；被同样的话语鼓动，好恶着同样的事情，乃至同样地盲目同样地虔诚。我们好歹都还是同一批次的思想产品，以胸前飘扬的红领巾为记，除了我爸。
他坐在课堂里，猜测他为什么不能拥有一条光荣的红领巾，这用烈士鲜血染成的圣物。我爸肯定幻想过能有幸拥有这块布的部分边角料，以期和其他革命少年站在一起，而不是坐在教室角落里。其实在我念小学的时候，我遇到的入队宣传也是同样的说辞，可见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换过宣传文案。以致于我产生了和我爸当年一样的，对该产品如此复杂工序的疑惑。
可能就和我学生时代的各色兴趣小组一样，我爸的学长们自发组织成各色红卫兵组织，四处抄家。从淮海路旧宅的窗口，爸爸可以看见这些制服少年冲入他的某个同学家，四处搜查，并找到了两把宝剑——雕龙画凤，Made in China的那种。“这是不是日本指挥刀？”红小将愤怒地质问，黑五类百口莫辩。“你是不是汉奸翻译官？你说！”反革命哑口无言。在很多年之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爸爸讲起这段窗台偷窥往事仍然回味无穷。
虽然没资格成为任何革命少年组织的成员，但是他至少也没留下污点。没有抄过别人家、没有砸过圣人碑、没有打过校长、没有揭发过别人的牢骚，如果我爸真有什么少年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他才更有资格说“青春无悔”。
那年尼克松在中南海吃完国宴，转身又来到上海参观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两报一刊上印的自然是含蓄的相关新闻，而班主任在课堂上对我爸爸和他的同学们念的则是另外一份“注意保管，不可外传”的内部学习文件，分析时政要闻的深层含义，大意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子，美帝总统尼克松眼见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只好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来我国求饶云云。这时候，我爸当堂举手了：
“报纸上说，他是应我们周总理的邀请才来访问的啊！”
大概有三秒钟的时间，班主任什么都没干，只是努力向脸部*，就像一条被激怒的河豚：
“姓熊的，你总有一天要去坐牢！”
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只不过在三十多年后，偶尔会被我爸爸讲起，用来炫耀他当初是多么的刻薄，并有足够的天资去实现这种刻薄。这绝对不是一个初中生对政治事件表现出的天真懵懂，而是我们熊家的一种神秘遗传：对现实不满，并伺机挖苦，时刻准备着。
在当年，“对现实不满”可是一桩重罪。这种危险的遗传给我爸（以及我）惹了不少麻烦，几乎让他班主任的预言成真。在所有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中，永远漏不了这五个字。十年*时期，社会虽说混乱归混乱，淮海路上大字报满天飞以至于环卫工人可以天天发横财，但是合法的“对现实不满”只有一种统一的格式：只许火上浇油，不许逆潮流而动。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是切忌别出心裁。你可以是一万个起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别当在平静课堂里举手提问的那个白痴。
那年人们口口相传的，是关于曾经的“林副统帅”的消息。这种大规模的信息蔓延，与报纸上的风平浪静相映成趣。我爸说他当时倒无所谓，没明白“亲爱的林副统帅”这一称谓从新闻广播里消失的微妙含义。直到一份编号以“中发1972”开头的秘密文件传达到了他所在的学校，这一问题才开始公开。
这份秘密文件从高层干部传达到中层干部，再传达到各级单位，再传达到各个地市的各个党委，一直到某市某区的某所中学。当校长通过大喇叭朗读这份文件的时候，“秘密”二字依然光彩熠熠——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内容早就家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