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1％，这条经验法则以其发现者为名，称之为奥肯定理。但中国经济增长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却没能实现就业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甚至在较长时间序列上表现出了反常的正比关系。
对悖论的解释不外乎三种逻辑：第一种逻辑着眼于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强调了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多种原因，以及这些原因与经济增长之间较低的关联性。第二种逻辑着眼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的较弱支持性中寻求悖论的解释。第三种逻辑着眼于对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这两种经济变量都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指出了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
先看第一种逻辑，中国失业率的特殊性分析。一说到中国的失业率，数字失真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理论界一般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作为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估了失业水平，中国实际失业率应该在10％以上。其实，数字失真对于奥肯定理的失效影响不大，因为就算真实失业是高于官方数字的，那也只能增强对奥肯定理的偏离程度而已。因此，数字失真并不能给悖论提供解释，能够解释悖论的，是中国失业的构成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失业构成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村滞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每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就在千万以上，而城镇化建设的滞后更加重了就业负担，经济增长一方面对这部分失业构成的正面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无法遏制源头的失业创造，因此，这部分失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极低的相关性。二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就业牺牲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减人增效”为手段，在带来经济增长率提升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下岗人口，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的失业构成表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关系，这是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三是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造就了高失业，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显示出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而科技的进步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无论是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就业能力都有显著不足，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却较强，因此，产业结构向高边际经济收益、低边际劳动成本行业的转变，是造就中国奥肯悖论的重要原因。上述三大特殊性使得中国的失业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而奥肯定理作为周期性失业的重要描述，在中国失去市场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第二种逻辑，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经济对奥肯定理最直接的偏离就在于潜在GDP增长率水平上，原版奥肯定理将其定义为3％，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明显是太低了。对于中国来说，8％的潜在GDP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很直观的印象是，中国经济增长一旦低于这个数字，明显表现出颓势；而一旦高于这个数字，才可以称得上经济繁荣。不过就算将奥肯定理中的潜在GDP增长率修正为8％，悖论还是存在的，而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为悖论的解释提供了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投资推动型，而非消费推动型，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不太稳定，难以持久，造成了短期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普遍表现为对“高技术含量、高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使得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格局滑向“虚增长，低就业”的尴尬境地。特殊性二是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微观层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强者的盛宴，中小企业难以从中获得生存的营养。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数量一般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一般超过国内就业人数的50％，而中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获益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其解决就业的能力无从发挥。因此，中小企业的陪衬地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微观结构上缺乏大量吸收就业的主体，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奥肯定理在中国的失灵。
最后看第三种逻辑，政府行为在悖论形成中的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经济增长和失业同时具有控制力。如果这只手调控得当，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实现“双赢”，对奥肯定理就是一个额外的支持；但如果这只手施力不匀，那么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就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结果使得宏观调控成为奥肯定理最大的偏离动因之一。而中国长期以来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向和谐社会的转变尚处于激情启动阶段，这种政策思路造就了GDP崇拜的怪现象，地方政府在投资饥渴的刺激下，对投资项目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创造条件也要上”，但这些项目很多是增长带动力强、就业推动力弱的“形象工程”，造成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下降之间传导锁链的断裂，引致了悖论的产生。奥肯本人曾在其《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到：“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选择。”由于中国基本上没有农村失业保障制度，中国政府相对于西方各国财政负担较轻，这种较小的失业成本对政府偏向效率的宏观政策的制订、执行有着一定的“激励”作用，而对效率选择的惯性偏爱使得中国在表现出经济过热的症状同时，又表现出就业过冷的症状，与经济学悖论不期而遇。
总之，由于历史因素、地域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声名斐然的奥肯定理在中国却显得“不太准”，这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失业和经济增长的“中国特色”造成的，但宏观调控政策过往的重心偏离也是悖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经济学悖论才能还原到不至于妨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谐发展的合理边界。
相关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Leon）
程实微评：让雷诺最温情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这个杀手不太冷》不需要推荐和介绍，因为它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高分电影。杀手和小女孩的温情故事，几乎兼具了所有吸引人的元素，暴力美学、青涩真情和相对正义。就连这部电影里的反派角色，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充满魅力的颓废和神经质。艺术，最撕心裂肺的一种美，就是在你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就让他迅速死去，毫不拖泥带水。就像《冰与火之歌》里的血色婚礼，让雷诺最后在曙光中死去，某种程度上，是最恰如其分的结局。
相关电影：《孤胆特工》（TheManfromNowhere）
程实微评：元斌最男人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内心柔软的杀手和表面坚强的小女孩，这个搭配实在太过讨喜。法国版和韩国版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都是很Man的电影，让雷诺和元斌，用西方人和东方人稍有不同的铁骨柔情，演绎出同样充满激情的雄性张力——内敛，简单，敢于保护，勇于担当。
大部制改革的减法效应
《美丽心灵》的经济启示：在一个远离了鲁宾逊时代的互联世界里，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局部控制往往会导致整体失控，减少政策决策者则往往能提升政策效应。
“Factisstrangerthanfiction。”（现实比虚构还离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个曾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却拿到了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根据这段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又摘得了200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桂冠。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约翰纳什，这部经典电影叫《美丽心灵》。作为一位正儿八经的数学家，纳什在与病魔战斗多年并远离学术圈的背景下，还能获得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只能说他做出的经济学理论贡献实在太大。纳什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纳什均衡则构成了博弈论的基石之一，而博弈论则让分裂的经济世界连接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经济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都不是鲁宾逊，其经济行为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个体理性的集合往往对应着集体非理性。纳什均衡及其代表的博弈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纠葛复杂的经济世界变得更加清晰起来，诸多经济现象也能由此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这个足以引发无尽思索的经济现象，如果我们从纳什提供的互动分析视角去解读，则别有一番深意。
从1982年到2013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务院机构多次瘦身，从100到61，到59，到40，到29，到28，到27，再到25，机构个数不断有序减少。十八大报告中则进一步强调，要继续“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纵向回顾来看，机构数量与政府效率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负向相关关系。横向比较也对这种微妙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支撑，与大部分内阁机构动辄超过20、甚至30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效率相对较高的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个以下的内阁机构，比如美国是15个，日本则是12个。
如何解释这种“减法改进”的有趣效应呢？为了回答这个看似简单肤浅、实则复杂深奥的数字问题，我们先将问题放得再大一点，那就是政府存在的作用。这里我们简单地从经济学视角把政府看作宏观政策的“供给者”，如果其供给是有效的，即宏观政策能够实现其既定政策目标，那么政府这个“供给者”的作用就是显著的。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宏观政策并非单一政策，而是政府制定的全部政策组合，即政策搭配。对于单一政策有效性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毕竟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引人入胜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曾经产生过名声斐然的“咸水与淡水”之争。但对于政策搭配的有效性，似乎没有吸引过太多的主流研究的兴趣，实际上两者概念大相径庭，相比“单对单”的单一政策有效性，“多对多”的政策搭配有效性是一个更加“全局性”的强势概念，强调的是政策供给者对政策目标的整体控制力。
虽然市场总有失灵的时候，也就是说政府调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有效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就一定能够实现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抛去政策调控水平等一系列外生因素，就算政策供给者是完全理性的，它也不一定能够生产出有效的政策搭配。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是：也许压根就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实现效率改进的“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既然没有，再英明睿智的供给者也只能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考进入了真正的核心环节，即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
如果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开发、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对经济变量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就有理论依据，如果不存在有效政策搭配，那么政府进行政策搭配将由于无法达到政策目标而变得师出无名，在后一种情况下，政策搭配很可能由于其“经济外生扰动”的性质而失去“凯恩斯革命”以来的存在必要。事实上，存在性问题（existenceproblem）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研究传统从来都将其作为科学性基础而投入大量研究工作。如果稍微沉浮于经济学史海，就能轻易发现“存在性”的核心意义。自瓦尔拉斯1874年第一次于《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系统描述斯密《国富论》里“看不见的手”理论以来，阿罗和德布鲁等人于20世纪中叶之后运用拓扑学中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才让整个微观经济学得以建立在一个较为完整和牢固的基础之上。而纳什运用拓扑学对“纳什均衡存在性”的证明也让博弈论在科学、系统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纳什及其他经济学大师们都很清楚，如果缺乏支持其主要概念“存在”的论证，他们的理论都将是空洞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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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才是合理的，而决定“存在”与否的，是制度。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需要种种条件才能满足，而制度安排是决定这些条件变化的核心要素。如果制度改进能够使得这些存在条件更为满足，那么这种制度改进很可能就起到了增强政府调控效率的潜在基础性作用。现在，在大费周章的逻辑接力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将大部制改革与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密有趣的“减法改进”了。
关于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丁伯根通过对矩阵性质的考察开创了一代研究先河。他将有效政策搭配存在性研究有条不紊地分成变量划分、总量关系方程构建、政策目标均衡值确定和最优化过程分析四个步骤，并得出了著名的“丁伯根法则”，即只有当政策工具数量大于政策目标数量的时候，有效政策搭配的存在性才得以满足。对“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的如此开创性贡献，让丁伯根毫无悬念地摘取了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花冠。─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如果仅仅从这个经典理论出发，那么大部制改革与政府政策供给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难以解释。但理论是发展的，博弈论工具的应用性开发让这一领域在2005年和2006年重新结出累累硕果，Acocella和Bartolomeo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创新，他们将传统方法与博弈方法有机融合成一体，初步建立了静态和动态多决策者丁伯根博弈模型，“将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