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郑玄的《孝经注》。
郑玄避难潜心注《孝经》（2）
正如郑玄注云：“《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纪纲。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仆被难于南城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之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
南城山在哪里？“南城”，《汉书》作南成，又称南武城，在山东费县西南。这个地方是曾子出身之地，也是曾子葬父之处，“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后汉书·王符传》章怀注）于是形成这样的对比和联系：
曾子——南武城人——葬父处——《孝经》
郑玄——避难南城山——父母坟未成——注《孝经》
特别是郑玄的高龄之父去世了，有思念亲人之情感在心头回应，而且郑玄在《戒子书》里说过“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这是说临死难忘、愤愤难平的是死去双亲的坟墓还未建成。
他又在《戒子书》里叮嘱过儿子：“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系印章的丝绳）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这是情感深沉地说，显赫声誉成就于同僚朋友之中，道德品行确立在自己的志向里。若能获致名声称誉，亦使得父母有荣光，能不深深挂念吗？能不深深挂念！我虽然没有高官显位的功业，但颇有辞让爵位的清高。自己以论赞之功为快乐，但也不会给后人留下羞辱。——郑玄的这些理念，与《孝经》所说的是多么吻合！
如此，他注释《孝经》，实有种种触发感念。因此有“念昔先人之余暇”之句，也有“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之言了。郑玄在《戒子书》中又说：“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政百家之不齐。”这也写出了注释《孝经》的动机。
《齐乘》卷四：“南武城，费县南百余里，齐檀子所守，汉侯国，属东海；因为南城山而名。汉末黄巾之乱，郑康成避难此山，有注经石室。”《十道志》还提到“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这里也有两个小插曲：一、《序》中所说的“避难”指什么？或说是郑玄避党锢之难；但是大多数认为，此是避黄巾之乱难。二、是郑玄作《孝经注》，还是他的孙子所作？郑玄只有一个儿子叫郑益恩，孔融在北海的时候，郑益恩被推举为孝廉，后来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时，郑益恩赴难而献身。郑益恩有个遗腹子，即郑玄的孙子，郑玄认为孙子手的长相与自己很像，因此就取名为小同，后来小同也以通经著称。又因《序》中有句话：“念昔先人之余暇”，所以或理解为此是孙子对祖父的思念而言的，便有“盖郑胤孙所作”之说了。
郑玄在那里避难大约五年光景，后来孔融请他返乡。郑玄一直到建安（196～219年）年间，被朝廷封为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那是管理财政的官员，还分配给他一辆车，所经过的地方长吏迎送，不过郑玄还是称病请求回家。因为在他之前还有一位叫郑众（？～83年）的经学家，也担任过司农，因此又称郑玄为“后郑”。
郑玄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注的《诗》、《三礼》，从唐代起被收入九经，清代列入《十三经注疏》。唐太宗曾封郑玄为“高密伯”，雍正还称郑玄为“先儒郑子”，与董仲舒地位相等同。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树立了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块巍巍丰碑。
唐玄宗与《孝经》（1）
唐玄宗和《孝经》是一个很有故事的话题，这里也作一略说。
先说这位皇帝的简历。唐玄宗（685～762年）名李隆基，又称唐明皇。他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初被封为楚王，改为临淄郡王。英武有才略，善骑射，知音律，通历象，善书法，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景龙四年（710年），皇后韦氏弑中宗。李隆基面对韦后之乱，密谋匡复，结果与太平公主合诛韦后以及韦、武的同党，拥立睿宗复位，以太子参与朝政。
先天元年（712年）李隆基即帝位，尊睿宗为太上皇。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亲党，开始掌握全权，改元开元。在位初期，励精图治。以姚崇、宋（）、张九龄等为相，纳谏诤，明赏罚，裁冗员，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注意节俭，革除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又整军经武，维护边防。此时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强盛，史称“开元盛世”，可比于“贞观之治”。
然而自从天宝后，渐渐骄满，图逸乐，宠杨贵妃，以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生活奢侈，政治日渐*。君田制、府兵制均遭破坏。中央军备空虚，边将拥兵自雄，终于酿成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反于范阳，此为“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逃入蜀中。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至德二载（757年）末年，自蜀返归长安，幽居兴庆宫，抑郁而死。葬泰陵（今陕西蒲城东北），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宗在位四十多年，享年七十八岁。改元三次，先天、开元、天宝，庙号为玄宗。
唐玄宗与《孝经》结缘甚深，这里也一一道来。
唐玄宗曾经经历了一个多政变的时代，史家指出，自从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至于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唐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了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举例如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推翻武则天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拥戴李显复位，此就是唐中宗。但是中宗纵容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三思勾结，操纵朝廷，搞得混乱不堪，中宗后被皇后韦后毒死。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昏君，还谥号孝和皇帝。
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八、九年，政局逐渐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唐玄宗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以及此前历朝历代的风风雨雨，他开始重估“以孝治天下”的理念与价值，从而重视《孝经》的注释、传扬、教化与治国。唐玄宗与《孝经》有几件大事应当叙说。
其一，下令质定《孝经》。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下诏令群儒质定《孝经》。敕令曰：“《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旨趣，颇多蝽驳，精义妙理，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此后未多久又下达诏令：“《孝经》者，德教所先，自倾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希望诸儒“详其可否奏闻”。（《唐会要》）
当时《孝经》本子有今文本、古文本；最有影响的注释家是孔安国的古文注、郑玄的今文注。右庶子刘知几主古文，否认郑玄为《孝经》作过注，并立十二验以驳郑。当时的国子祭酒司马贞（即司马坚）主今文，肯定郑玄注，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以及《注》中的问题，而攻击否定古文《孝经》与孔传。这一场学术辩论，实际上是为唐玄宗撰《孝经注》做出了准备。当时刘知几、司马贞两人的意见同时上奏，唐玄宗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的理念，而又比较多地采用司马贞的建议。结果郑《注》“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并存继绝之典。是未因知几而废郑；亦未因贞而废孔。迨时阅三年，乃有御《注》太学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贞不预列。御《注》既行，孔、郑两家遂并废，亦未闻贞更建议废孔也”。（《四库全书总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唐玄宗与《孝经》（2）
其二，亲自为《孝经》作注。
722年，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唐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唐会要》卷36《修撰》）
当时唐玄宗已经即位11年了。唐玄宗在作注后，还“特令元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这是说，唐玄宗自己为《孝经》作《注》以后，又特别命令大臣元行冲作为注释作《疏》。
元行冲（653～729年），唐河南人，名澹。他是北魏皇室的后裔；进士出身，博学多识，尤善音律、训诂。累迁通事舍人。在唐睿宗的*年间，任太常少卿。因为系出拓跋氏，而北魏无编年史，于是撰写《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学者赞之。唐玄宗开元初，为右散常侍、东都副留守。后来升为大理寺，转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等职，封常山郡公。继马怀素、褚无量未竟之业，组织学者撰写古今书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从元行冲的这些背景与经历来看，唐玄宗选定他来为自己的《孝经注》作《疏》，是很有道理的。
其三，再次为《孝经》作注。
唐玄宗第二次为《孝经》作注，是743年，“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唐会要》卷36《修撰》）此距离上一次又过了22年。重新作注大概有几个原因：（1）从政治上考虑，22年过去了，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节度使的拥兵自重，可能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强调孝与忠，来巩固政局。（2）从本身注释的情况看，随着这一长期的思考，在文字上、理念上也都会有修改的必要。（3）唐玄宗希望其注能成为一个精品流传后世，所以也应当打磨一番。
其四，营造京兆《石台孝经》。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大臣李齐古上《石台孝经表》，奏请唐玄宗“特建石台”，“以垂百世”。此举很符合唐玄宗的心意，因此玄宗自己亲自隶书，并以此御制刻石于太学，谓之京兆《石台孝经》；至今还光莹如漆，很好地保存于西安碑林中。四块高大的碑石聚成方形，上有盖，立于多层石台上。四面刻字，前三面为隶书，各十八行，每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半部分为隶书七行，后半部分上截为楷书写的表文九行、行书写的批答三行，下截为诸臣题名四列。李亨篆额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武皇帝注孝经台”。
其五，下诏颁示中外。
在天宝五载（746年），玄宗又下达诏书，说：“《孝经》书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缺文。仍令集贤院具写，送付所司，颁示中外。”唐玄宗命令集贤院再次修订《孝经义疏》，并于中外颁示。
唐玄宗的《孝经注》列于学官，这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这样评价：“《孝经注》之列于学官者，系唐元宗御《注》，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拾取）以仅存。而当时元行冲《义疏》，经宋邢删改，亦尚未失其真。学者舍是，固无窥《孝经》之门径也。”因此，这是后人进入《孝经》的入门之作。
唐明皇的《孝经御注》行世，其他各注也被替代了。有意思的是，不仅在中国造成影响，在日本也受到波及。李学勤曾有说：在中国，八世纪中期《孝经》御注颁行，《孔传》、《郑注》同归衰亡，这件事也影响到日本。日本大宝二年（702年，武后长安二年）颁布的学令原规定学生治经必兼修《孝经》、《论语》，《孝经》用《孔传》、《郑注》。到贞观二年（860年，唐懿宗咸通元年）诏书，以唐玄宗御注立于学官。但是同时又说：“但去圣久远，学不厌博，若犹敦孔注，有心讲诵，兼听试用，莫令失望。”这是孔《传》继续在日本流传的重要原因。（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
这里令人触发的地方很多，如日本一方面紧跟唐朝的潮流，加以变化；一方面又允许滞后，可以不变。这种现象颇有启示的深意，不仅孔《传》、郑《注》因此得以继续传流，而且推而广之。这就是一个传统与新潮的处理智慧问题了。笔者去大阪、奈良、姬路、神户参观的时候，见古迹、文物保存得如此好，而现代建筑又如此繁华，两者并行而不悖，相处而相顾，也许就是这种智慧的深层的渗透。反思我们，颇喜欢“一刀切”、“不留尾巴”，追求“整齐划一”，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古建筑，也不知道毁坏了多少文物典籍。我们深刻地反思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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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孝经序》（1）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