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约翰- 第1部分

第一章　一语成谶（1）
1980年12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安吉正待在我们在北威尔士开的一家小酒吧里，忙着布置房间，准备迎接圣诞节的来临。那是一个寒冷、阴沉的下午，但是屋子里却充盈着欢快而温暖的气氛。我们开了一瓶酒，边喝边把一些小玩意儿挂到圣诞树上，把节日的照片贴到墙上。当我们笑着拉开一个爆破玩具，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我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当我看清楚手里的东西时，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那是一把小小的塑料枪，在一堆缤纷闪耀的纸彩条当中，它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第二天，我去了伦敦，到我的朋友莫·斯塔基那里。说真的，圣诞节前夕的这段黄金时间，我真的不能浪费，但是我的律师坚持要我去签署一些法律材料，所以我就坐火车赶去了，并且打算第二天就回来。家里这边的事情就拜托我的丈夫和安吉来替我处理一下。安吉是保罗·麦卡特尼的弟弟迈克的前妻，他们离婚后，她就跑来替我们做事，现在就住在酒吧楼上的小公寓里。
　　每次见到莫我都非常高兴。我们早在1962年就是朋友了，当时我是约翰的女朋友，而她只有十几岁，是一个歌迷。在卡文俱乐部，她和林戈·斯塔尔相爱了，并且在我们结婚18个月后也步入了教堂。在披头士进行世界巡演的日子里，我有很多时光是和莫一起度过的。她的大儿子萨克15岁了，比我的儿子朱利安小1岁半，两个孩子过去经常在一起玩耍。
　　莫和林戈在1974年分手了，她伤心欲绝，骑着摩托车径直向一堵砖墙撞去，导致自己严重受伤。她从15岁开始就爱上了林戈，但是后来，当他带着他的新任女友、美国女演员南希·安德鲁斯在公众面前出现时，给了她一个致命的打击。
　　离婚以后，只有27岁的莫带着3个孩子搬到了梅达韦尔的一所房子里，她的3个孩子萨克、杰森、利当时分别是8岁、6岁和3岁。由于在摩托车事故中受了伤，她的脸部做了整形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她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漂亮了，这才使她慢慢地快乐起来。并且，她开始逐渐从林戈和旧日情感的阴影中走出来，后来还曾与乔治·哈里森有过短暂的约会，再后来，她就开始与“硬石”连锁餐厅的老板、百万富翁埃萨克·泰格雷特约会了。
　　晚上我到了莫家里的时候，屋子里像往常一样有很多人。她的母亲弗洛、3个孩子还有保姆和她住在一起。莫家的大门总是为朋友们敞开，那天晚上，包括纽顿夫妇在内的一些老朋友都过来吃晚饭。保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借着酒兴聊起了那些前尘旧事，不知不觉间就谈到了披头士的前巡演经理迈尔·埃文斯之死。早年当他还在邮局工作，并且在卡文俱乐部兼职做保安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了。在披头士刚刚开始走上成功之路的时候，他们让迈尔来为他们工作。
　　迈尔是乐队的一个忠实的朋友，与约翰的关系尤其好。这种感情好到每一场巡演他都跟随着，并且和另一个同样忠诚的经理尼尔·阿斯皮诺尔一起安排行程、处理问题，保护以及照顾乐队成员。
　　在披头士解散之前，迈尔就失踪了。后来得知他去了洛杉矶，并且开始酗酒和吸毒。1976年1月4日，在一次争吵当中，他的女友打电话报警，说迈尔用枪指着她。后来警察赶到，他的手里还举着枪不肯放下，没办法，警察只好将他击毙，然后冲进了公寓。可是就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那支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这件事很让人难过，我们只能推测他当时可能是受到了毒品的影响。我们的迈尔本来就不会杀死谁，只能让自己的灵魂飘向月亮。不管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死使我们非常震惊。晚上大伙儿围在莫的壁炉前，谈论的都是关于他以前如何如何好，以及哀悼他过早的离去。对我们来说，几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毙命于子弹之下是什么样的情景，更没有想过竟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好朋友身上。
　　聊了一会儿我就去睡了，我知道他们还得聊到很晚，但是我必须睡个好觉，因为第二天要早早起床，赶火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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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语成谶（2）
正在客房熟睡的时候，我被一阵惊叫声吵醒，过了好半天才意识到这是莫的声音。接着，我房间的门被猛地推开了，莫走了进来，对我说：“辛，约翰被人用枪打死了，林戈打来电话说的，他要和你说话。”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下了床，然后走到楼下去接电话的，但是，林戈从大洋那头传来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却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辛，约翰死了，我非常难过。”
　　巨大的震惊像海浪一样袭来，吞没了我。我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啜泣。通常当震惊过于突然和巨大时，人容易产生那种感觉。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啜泣的声音是从我自己的嘴里发出来的。莫接过电话，对林戈说了再见，就用胳膊抱住了我，她也在抽泣：“辛，我也很难过。”
　　我当时大脑已经麻木了，只有一个清晰的念头，就是我的儿子，不，我们的儿子，正在家里的床上躺着，我要赶快回去把他父亲的死讯告诉他。他17岁了，历史令人惊骇地重复着：约翰和我在这个年纪都曾失去了一位至亲。
　　我给丈夫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正在回去的路上，并且嘱咐他不要告诉朱利安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紧张了一段时间了，在内心深处，我感觉到它就快要结束了。但是他当时表现得很配合。“当然，”他说，“我尽量不让他知道。”当我把衣服穿好，并且把东西收拾好的时候，莫已经找了一辆车，要把我送回威尔士。她坚持带着萨克随我一同回去，她说：“如果需要让朱利安避开媒体的话，我就带他过来和我们住一段时间。”
　　约翰是在纽约被人枪杀的，当时是12月8日晚上大约10点50分，也就是英国时间12月9日的凌晨3时50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林戈给我们打的电话，而我们是早晨7点出发回威尔士去的。整个路程大约需要4个小时，路上我一直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脑子里想的都是约翰。
　　一路上，混乱的思绪缠绕着我，但是有两点回忆却不停闪现，挥之不去。一个是，9对于约翰来说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他是10月9日出生的，他的第二个儿子肖恩也出生在这一天。他母亲曾经住所的门牌号是9；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住处的门牌号是18（9的倍数）；朱利安出生的医院地址也是9号；布赖恩·爱泼斯坦①　是在某个月的9日第一次听到披头士的音乐的；他们是在9日签了第一份唱片合同。而且，约翰也是在9日与小野洋子相遇的。这个数字在约翰的生活里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很多次，以至于他还为此专门创作了三首歌曲《909后班车》（One　After　909）、《革命之9》（Revolution　9）、《9号梦幻》（#　9　Dream）。现在，他同样死在了9日—多么惊人的巧合！
　　我接下来的回忆就是，在过去的14年里，约翰一直生活在害怕被枪杀的恐惧当中。1966年他收到了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给他的信，说他将会在美国被人用枪打死。对此我们都很不安：当时披头士正要进行他们在美国的最后一次巡演，当然我们就以为这个警告是指那一次。当时约翰刚刚发表了他那次不受欢迎的言论—“披头士比耶稣还要受人喜爱”，引起了全世界的骚动，几乎每封来信都带有警告和威胁，但是这封信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尽管当时很害怕，但他还是去了美国，并且被迫为他所说的话道了歉。当他完好无损地回到家时，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个警告仍然留在了他的脑子里，从那以后，他好像一直在扭头看，等待着枪手的出现。他总说：“我有一天会被人用枪打死。”现在，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被枪杀了。
　　我们在快到正午的时候到达了里辛，就当车子要驶入那个平时安静得像睡着了一样的小镇时，我的心沉了下来。我的丈夫根本无法向朱利安隐瞒这个消息：小镇里挤满了记者。许多人拿着相机和话筒，挤满了广场、街道，甚至我们的酒吧。
　　我们惊讶万分，赶快想办法把车停在了几条街以外的地方，然后偷偷从酒吧后门溜了进去，以避开前面人们的注意。屋子里，我的丈夫正在不安地走来走去，而妈妈正从拉着的窗帘后面张望着门前拥挤的人们。她当时已经77岁了，并已出现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所以我把她接来和安吉住在酒吧的楼上，好照顾她。看见外面围了那么多人，她被弄晕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章　一语成谶（3）
我望着我的丈夫，眼神说出了我的问题：朱利安知道吗？他冲着楼梯点了点头。过了一分钟，朱利安从楼梯上跑了下来，瘦小的身体钻到了我的怀里。我伸出双臂抱住了他。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趴在我的肩膀上抽泣起来。我抱着他一起流泪，他父亲的死带给我们的是撕心裂肺的伤痛。
　　莫忙着给大家弄喝的东西，萨克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大家在喝茶的时候讨论了一下该怎么应对的问题。莫说可以带朱利安回伦敦去，但是朱利安说：“我想去纽约，妈妈，我想到爸爸去世的地方去。”虽然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理解他的想法。
　　莫和萨克拥抱了我们就走了，然后我和朱利安到楼上的卧室去给小野洋子打电话。我们直接向她说明了想法，她同意让朱利安去，并且说会给他安排当天下午的飞机。我告诉他我很担心朱利安的状态，但是她明确地表示不欢迎我去。她说：“辛西娅，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我的老同学啊。”这话很伤人，但我还是接受了：在约翰的公共哀悼会上，是没有我这个前妻的位置的。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丈夫和我一起开车把朱利安送到了曼彻斯特机场。出来的时候，围在门口的记者发现了我们，但是当看到我们的脸时，都纷纷后退，让我们过去了。这令我很感动。两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都在沉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内心深深的痛楚吞噬着我，而我为了朱利安还必须收起伤痛去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这一切弄得我心力交瘁。
　　在机场，我看着他被一个乘务员领上了飞机。我知道，坐在机舱里，他周围肯定到处都是正在看报纸的人们，而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对他父亲的死进行大肆渲染的文章。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去，陪在他的身边。就在要消失在机舱门口的那一刻，朱利安扭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他那么年轻而单薄瘦小，我的心也开始为不得不让他独自前往而疼了起来。
　　回到威尔士，大批的记者仍然堵在家门口，把整个小镇都塞满了。几年以后，当朱迪·芬尼根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梅德利一同出演电影《清晨》（This　Morning）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天早晨她也在围在我家门口的记者当中。“我能体会你当时的感受，”她说，“你看起来憔悴极了。”
　　当我的丈夫把一个伶牙俐齿的记者放进屋里来的时候，我非常生气。这个记者自称正在写一本关于约翰的书。后来，他出去以后，竟然宣称我接受了他的一个长长的采访，但是事实上我只和他说了几句话就打发他走了。我没有心情和状态接受任何采访。回到屋里，我拖着麻木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已经挤不出眼泪了，我努力让自己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那天夜里，当我好不容易阖上眼的时候，一声可怕的巨响又把我惊醒了，就好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顾不得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跑了出去，发现屋顶上的烟囱被大风刮倒砸穿了天花板，落到了朱利安在顶楼的房间里。很显然，刚刚不知道从哪儿刮了一阵疾风，似乎有点不祥。谢天谢地的是，我的朱利安不在那里。
　　第二天朱利安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安全到达了，正在和小野洋子、肖恩还有很多其他人待在位于达科他大厦的公寓里。房子外面早就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屋子里面，肖恩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在洋子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告诉他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朱利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他告诉我，是约翰的助手弗雷德·西曼到机场去接的他，并且对他非常好。听到有人在照顾我的儿子，我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了一些。
　　在威尔士，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酒吧不能关门，还得靠它来维持生计。而且在这个忙碌的时节，丈夫和安吉也不能缺少了我，所以我们只得照常营业。我每天继续打扫卫生、烧饭、招呼客人、照顾妈妈……麻木地做着一切，还常常走神。要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收起悲痛，但是关于约翰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音乐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关于他，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我收到了几百张慰问卡片，有的来自约翰以前的熟人，还有的来自那些喜爱他和他的音乐的人，这些卡片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在那个圣诞节前的时节里，我的心始终空落落的，儿子不在身边，婚姻处在危机，我被痛苦、心碎和失落所淹没。这个令我充满激情地爱了这么久的男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活力四射的生命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疯子的子弹夺走了呢？他怎么能在两个儿子都非常需要他的时候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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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1）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熟。
　　1957年9月，我开始在利物浦艺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我刚刚18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