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争气，而是我没法脱下自己的这身黄皮，谁会要一个外国人来替他们的国家执法呢？固执地留在美国，面对的却是这样的境况，家里家外，我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终于，退而求其次，我得到了一个狱警的工作，虽然它的学历要求起点只是高中，与我的硕士文凭相差很大，但为了当警察，我只能从这个最低点开始。我给东华提出了新的时间表：等我入了籍，五年后再说回国的事。
1992年是我们结婚十年纪念日，一家三口专门到照相馆去，拍了一组纪念性的照片。东华特意穿上了她在美国的第一件新衣服：有铜扣子，大翻领，袖子上缀着白圆点图案的外套，在照片上，我们一家三口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冲着看不见的相机送出笑容。这张照片，是我们在美国十多年中最郑重的一张纪念照。很快，我们又开始筹划买房子：每月公寓房租要交1000块左右，算一算远不如自己买房划得来，毕竟付清贷款后，房子就能是自己的。算一算，这次搬入新居，是我和东华结婚后第八次搬家。我们再一次像筑巢的燕子一样，兢兢业业地收拾这个新房子，而且比以往都更加用心，毕竟，这里将是我们长久定居的地方。
毕业与失业（2）
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在哪里买了房，就表示今后要永远住在那里了，家给中国人的归属感，恐怕是一些惯于迁移的民族所无法体会的。我和东华在大得像迷宫一样的家具城里逛来逛去 ，累得脚底板都抽筋了 ，终于买到了最称心的床垫，软硬适中 ，而且一分钱一分货，几乎是最贵的一种 。
后来有朋友跟我们闲聊说，家里的床垫被睡出了一个坑，我开玩笑说 ：“那是床经常局部受力的缘故。可我们的那张床垫 ，一直睡了十几年都还好好的 。还有黑色的意大利皮沙发 ，放在客厅里可以显得很气派，给石姗看书用的软椅 ，坐很久也不会觉得不舒服。拥有自己的房子，也是一种美国梦 ，虽然它还不是“大耗子”（带花园的小别墅）；但我们从这一步中获得了足够的安定感和自信 。
只是，我们的根到底能在美国扎多深，在将来 ，东华能怎样 ，我又能怎样呢？我还是不清楚 。我知道 ，不少新移民不习惯美国的生活，而且还在惋惜在国内失去的一切，他们是为了孩子才留在美国的 。
可是，家人之间的付出和回报 ，是应该如何计算才合理呢 ？美国是个人人自由的社 ，如果想飞 ，谁也拴不住，自己不飞，谁也帮不了 。夫妻各自为对方，共同为子女付出多 又得到多少回报，这笔情感债谁能算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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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也被罚
还是刚买了第一辆车的时候，一个星期天 ，我高高兴兴地带着东华和石姗出门，路上要穿过一个居民小区 。美国的这种小区是没有红绿灯的，只有出入口各竖一个牌子 ，上写大红的“ 停” 字 ，汽车到这都得完全停稳再重新起步，相当于中国家属院里的“ 出入下车 ”。我正和后座上的石姗说话 ，漫不经心地只是轻点了一下刹车 ，就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 ，石姗就叫了起来：“ 爸爸，爸爸 ，后面有一辆警车！”
我从反光镜里一看，果然正有一辆警车紧跟着我，无声地闪着警灯，等出了小区，这辆警车就超了过来，车里的警察冲我做个手势 ，示意我靠边停车 。停下车 ，心里一阵紧张 ，紧张的不是遇见警察——
据说美国警察一年当中拦车的次数有上千万 ，算不了什么，紧张的是，如果违规就要罚款，还会留下记录，比较麻烦 。
石姗在后座上有些骚动，我赶紧哄她：“没事，乖乖的！”摇下车窗，警察却不先过来，而是保持一段距离，哇啦哇啦地用对讲机说着什么——应该是查这车是否报失过。然后他才走近来，伸手要我的驾照和行驶证。“警察先生，我其实停车了，只是不太明显。”我堆起笑容说。他不为所动：“不，您不但没有停车，而且超速了，这里是限速的。我必须给您开一张罚单。”“您要罚我多少？”“两项违规一共50美元。”他一边说一边开始抄我的驾照号码。我在心里暗暗叫苦，50美元够我们一家三口下次馆子了，我可不愿这么轻易地把打工的辛苦钱上缴给美国国库。我灵机一动，指着后座的石姗说：“警察先生，很抱歉，不过我是有理由的，我女儿正急着上厕所，我才忽视了标志。”
那警察半信半疑地从前车窗外往后座上望，石姗听懂了，赶紧在后座上做出一副扭动不安的样子，只有东华不知我们在说什么，小声地问石姗：“怎么了，不舒服？”石姗赶紧抿嘴摇摇头，继续扮苦相。那警察看来有点信以为真了，抬起身，犹豫了一下说：“但是你有两项违规，我不能完全不罚你，这样吧，我只记你超速一次。”我赶紧说好，他撕下单子递给我，例行公事地说一声“谢谢你”，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说：“哦，前面左拐就有个公共厕所！”我赶紧说：“好，谢谢您！”摇好车窗，重新发动汽车，我和石姗一起忍不住笑了起来。呵呵，略施小计，“省下”25美元，我很为自己的急中生智而自鸣得意。
后来我才知道，“上厕所”是超速者用得最多的理由，而警察一般都会宽宏大量。也是，水火无情，谁都得原谅三分。等我自己当了警察，上路执勤时不知遇到过司机们多少千奇百怪的要求原谅的理由，而我也经常挥挥手放他们过去。
警察不是机器，何必那么古板？只是罚单一旦开出，我就绝不会让法官在法庭上宣布我的处罚无效，那可是有伤我职业尊严的事。没想到，我这个警察也被人罚了一次。父母来美探亲，我开车带他们到纽约游玩，道路不熟，就在最热闹的曼哈顿区闯了禁行，正撞在一个警察的眼皮底下。乖乖地领了罚单，这次可是整整100美元，不过今非昔比，不像当年的25美元那么让我心痛了。
父母却有些不平，说：“你自己是警察也挨罚，这事可真够稀罕的。”我说：“警察非工作期间开车也是一样的待遇啊，这里可没有特权！”
后来，回到国内，看到有些车辆并无特殊标志，却露骨地不守交通规则，也没有人管，我知道那一定就是特权车，开车的坐车的都不是一般人物。看着他们乱拐乱窜，对正在执勤的交警们来说，肯定会感觉很不爽吧，要知道，这是真正的职业尊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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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了洋财（1）
第一代中国移民的典型形象，原来就是开餐馆的小老板，半辈子都缩在柜台后面，眼前的世界就只有那十几个平米的店堂。
时代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到美国的高学历，然而都集中在理工科，尤其是计算机领域，于是中国人的典型形象随之变成一天十几个小时埋头敲键盘、编程序的电脑工程师，这种职业虽然报酬丰厚，但其实也就是高级蓝领，技术含量高的工人，仍然不属于美国的主流社会。
美国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但美国价值观又不仅仅以金钱为核心，像教授和公务人员，收入虽然不如其他的一些阶层，但普遍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其他人比不了的。就像我，虽然只是个普通警察，却也是一个执法者的代表，从事这样的职业，在我看来比埋头只顾自己赚钱有意义得多。东华却不是这样看。在美国呆的时间久了，接触了一些中国人，她逐渐开始对我的专业和职业选择不以为然。当警察拿的是死工资，就算有加班费也没几个钱，而那些学了电脑，混成了公司白领的中国人，不但买得起大房子，还能养老婆，和他们相比，我简直是混得太差了，这就是她经常吹给我的枕边风。
中国人讲“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女人结婚就像买得一张长期饭票，从此生活质量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男人身上，觉得丈夫就是自己的依靠，丈夫不成功，对女人来说就意味婚姻和人生的失败。我毕业以后还坚持不回国，她很不情愿，但考虑到石姗的教育，也就忍了，
在这个不属于她的世界里，除了赚钱之外，再也没什么别的让她关注的了 。那一年，邓小平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经商热烧遍全国，远在大洋彼岸的我们也受到感染 ，许多早已失去联系的朋友 ，和八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都冒了出来，向我们发出一条条充满诱惑力的信息 。“你们有没有关系能搞到废钢铁啊 ，有多少我要多少！”“美国人不是不吃动物内脏吗，你们能不能搞几船猪下水 ，鸡爪子过来 ，我能搞定这边的海关手续！”“我这里有大批质量最好的纯毛地毯 ，你们帮我们做美国代理行不行 ？”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钞票的气息都差不多，我们好像嗅到了，而且迅速地兴奋了起来。
于是，我们也跃跃欲试，跟很多中国人一样 ，想“下海” 当弄潮儿了 。我们开始煞有介事地琢磨，美国有什么可卖的 ，中国又有什么可买的，越洋传真，国际长途，东华也不再吝啬电话 ，在国内的亲戚也被我们发动起来，帮着我们到处寻找联络看不见的上家和下家，为了完全看不见影的大生意，我甚至专门回了趟国。虽然抓到的只是一些听起来十分激动人心，但却完全不靠谱的信息，但却让我们十分兴奋，认真地相信其中商机无限 ，而且秘诀十分简单。
忙活了好一阵，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只是和别人一样在一堆泡沫里瞎扑腾 。商机是有的，但我们完全走不进去，美国是有成千上万吨的废钢铁、猪下水和鸡爪子 ，但它们早就有自己的流通渠道，中国也有许多产品等待外销，可我们既没能力，也没资本去打通那许多环节 ，至于那些所谓的合作伙伴，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也只是一些捕风捉影、凭空想象出来的机会。于是，发财梦迅速破灭，我和东华只是在“海 ”里湿了湿脚，就上岸了，望着一大堆信件和传真 ，惟一的收获是，我们明 白了自己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人，这堆失败的记录都被我们狠狠地扔进了垃圾箱。
既然这样，平凡的日子还得继续，我当我的警察，东华也找到了一个全职的工作，在电话公司向中国人推销长途业务。这个工作帮助她挽回了不少自信，她的销售业绩总是名列前茅，别人常为完成任务而着急，她却可以有大把空闲时间，跟她在电话里认识的那些客户聊天，她的电话录音还被公司当作范本，供新入职的员工学习。除了赚钱，这个工作还满足了东华的另外一个愿望：拥有自己的文化圈。电话公司的同事都是中国人，客户也都是中国人，和他们打交道，她如鱼得水，再不孤独。她为自己在美国创造出一小片中国环境，然而她对大环境的苦恼就不是我和石姗能将心比心地体会到的。中国是回不去了，在美国也混不出头，这好像就是东华所看到的全部人生前景，十分黯淡。
在她看来，我是问题的根源，而我却只顾考虑自己怎么才能做一个成功的警察，不但不体贴她的情绪，还总抱怨她没有给我足够的支持。美国成了我和她之间的一个死结，对于她，只要回国，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我要的却是入籍，加入美国主流社会，我们已经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光，但却也因此丧失了相互扶助的精神，看对方都是包袱，看自己都是牺牲，无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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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了洋财（2）
于是，争吵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激烈，就像唱歌一样，调子上去了就下不来。争吵的起因往往微不足道，但每一次却都要把所有的陈年旧账翻腾个底儿朝天，向对方倾泻自己所有的不满。我们都好面子，不肯对别人吐露家庭的秘密，于是家就成了秘密的战场，分不出胜负，也治不好伤痕。争吵之后就是冷战，美国人的婚姻戒律之一是，夫妻吵架绝不应该过夜，然而我和东华却不知多少次都是心怀着怨气入睡，然后是一个星期 ，甚至十几天不说话。
最后，直到有什么事情不得不开口 ，这一轮才算结束。石姗无处可躲，被迫旁观我们的无数次争吵，我们对她的管教一直很严 ，但却没能给她做出一个和睦的榜样 。而且她也被迫卷入进来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第三者做裁判 ，何况我们都认为留在美国的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她，尤其是东华，在心理上越来越依赖这个女儿的慰藉。
在高中之前 ，她的性格一直很内向，从来不正面和我们顶撞，所以我们也不了解她的真正想法 ，只有一个征象 ，就是她几乎从不邀请同学到家里来做客，我们都没想到 ，那是因为她为自己的家庭关系而自卑 。
终于 ，我入了籍，在法律上成了美国人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倪萍的自传里写过她办北京户口的事：警察把户口本递给她 ，说：“得 ，您打今儿起就是北京人了！”她揣着户口本 ，沿着长安街走了好几里地 ，心里一直念着 ：“我是北京人了 ，我是北京人了 ！” 一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拿到北京户口就能兴奋成这样 ，我拿到了美国户口，更不容易 ，是不是应该更兴奋？我只看重一点：自己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当警察，而不用再受外国人身份的限制了 。
但是，不管怎样 ，我还是中国人，美国人永远都不会把我当他们真正的同胞看 ，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一个“ Chinese”，一个“ American ”，中间再加上一条横杠，说明我这种人就是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哪一边都不能完全属于。东华倒比我更高兴，虽然她不喜欢我死较劲要当警察 ，但她愿意有更安定的生活，而公民身份就是保障。她总是计算，如果我们没出国会怎样：我估计已经当了处长 ，她从前的同事中间 ，当省级银行行长的都有了，我们怎么也能过上中上等水平的生活吧？
如今，在这个计算的天平一端 ，加上了我的美国护照，好像才往美国这边倾斜了一点点 。她暂时放弃了劝我回国的努力，但对我的警察工作还是持保留态度，我无数次地想过：从中国漂移到美国，我们一直是一个生活的共同体，维系我们的，是惯性，是无奈，还是责任？我感到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