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美国老鹰VS功夫熊猫
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的美国已经遭遇了创伤。作为新兴的领导者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市场来保证自己经济的增长，因此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自己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制度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驻中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篇关于中国新模式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如果让一批根据品行选拔出来的、又经过严格训练，思想纯正、胸有成竹的官员，在没有指手画脚的国会束缚的情况下去放手工作，他们会干出何等的业绩来？这一切不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以创纪录的速度，从“*”造成的经济废墟中兴建起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宏伟的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水坝吗？”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对手，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
曾经翱翔于高空、无人可以挑战的美国老鹰正在努力恢复自己往日的辉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度笨拙的熊猫现在经过良好的武术训练后正在慢慢崛起。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欧洲是一个沉迷于为所有事物……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香蕉等……订立规范的联盟，那么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是实现强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新技术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通过限制外资股份等手段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壮大它们。
《中国大趋势》导言（4）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个巨大市场，这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制定各项政治和经济条件。
与在2000年发布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并宣誓要“在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但却从未努力实施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欧盟不同，与似乎无法从历史纠葛中走出的日本也不同，中国不仅完成而且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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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要理解*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着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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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由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