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创新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现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不会那么稳固了。”
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营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它也正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者。“任何停止或扭转改革开放的做法都会走向死胡同，”*在*十七大上重申，“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当我和多丽丝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坐。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天津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8年参加了*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4年后怀揣金融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先驱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得依靠无数像崔津渡一样的人们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网，喜欢在网上交流，这一点给王巍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天津筹备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织者正是王巍）的时候，崔副市长发给王巍的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之间发出的。5000多名CEO参加了那一届洽谈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级政府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四川大地震后，*总理树立了一位慈祥爷爷的形象，因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而深受爱戴。而且，似乎善于把互联网作为便利的公关工具的也不止贝拉克·奥巴马一人。2009年2月*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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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言论、决策和选择自由，而且还是自主的必要条件。
自主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发源于本身的意愿。我们可以借助艺术来说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画家在初学绘画的时候都在临摹。从写实到抽象，甚至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都会先从学习别人的杰作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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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虫的神奇蜕变
世界着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在巡回演出时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
中国不但思想开放了，而且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旧式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21世纪的现代化企业了。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与分享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开始于领导人心态的转变，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永远也不会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的话，这一体制就像是毛毛虫阶段，一直持续了30年。随着春天到来，*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并一直持续至今。
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毛毛虫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毛毛虫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毛毛虫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毛毛虫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muni*）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第二种“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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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毛毛虫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为其正名：蝴蝶已非毛毛虫。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决定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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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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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