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水库的年月里当过民工团的政委，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能说会道，颇有名气。为新到任的书记打巴掌拍手之余，向往和苦恼在宫学斌心中像两条纠缠在一起的绳索，一时乱糟糟地找不见各自的头绪。
“一大二公”和“一平二调”的公社时代，万事开头易。办窑场的第一件事是建烟囱，谭炳汉只需带着工程技术人员用脚在地上画了圈儿，整整４５米高的大烟囱便直插云霄。没有砌地基的石头，他们就到望石庙的山上开采，凿眼放炮，轰轰烈烈。没有垒烟囱的砖头，县窑场１２．６万块机制砖，车推肩挑，现买现用。至于一排１２间，整整四排的职工宿舍，以及工棚厂房、办公室和伙房等等建筑用料，自然是山上的石头山下土。山上，大锤小锤响得如同炒爆豆一般；山下，自建土窑土法烧砖热火朝天。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先治坡，后治窝”。在大寨精神鼓舞下，窑场广大干部职工还在以地当床、露天餐饮的时候，就开动机器，烧砖制瓦了。书记谭炳汉身先士卒，和职工一起推大泥、磕砖坯、点火烧窑，事必躬亲，一竿子插到底。乍一看，真所谓劲儿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然而他哪曾晓得，在他的身后人们又是秧歌又是戏，变着法儿偷懒耍滑。小车队里有个人称“滚刀肉”的青年，一上午只推十来趟泥，他就敢借口上厕所而比别人少推两趟。车间副主任李树良忍不住批评几句，他脖子拧成个麻花：“你管天管地，还管老子拉屎放屁？”
少推几车泥，少磕几块砖，于公于私，终究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无伤大碍。但是，一个小土窑本来装满６５００块砖坯才能点火烘烧，有些人却为省得一时的气力，赚得片刻的消闲，只稀稀拉拉装个５０００块就点火，浪费了宝贵的燃料不说，无形中还提高了砖的成本。不过高消耗也好，高成本也罢，书记混在职工堆里视而不见，谁还愿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反正孬好都是一个灶台上摸勺子，有肉一块儿吃，有汤一起喝，撑不着你，也饿不煞我。咳！一口“大锅饭”，消磨了人们多少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啊！
也是，自窑场开工那天起，所有干部职工的报酬就统一规定，男劳力一天１０分，妇女劳力６分５厘。一年按３６０天计，年终拨给各自所在的大队，工值高的沾光，工值低的吃亏，不说贵贱，不讲盈欠，各人论各人的运气。这样的分配原则，人们的心理难免会失去平衡。一次，有人和正在往瓦模上抹煤油的一位女工打赌，说是煤油是你的冤家，天天抹也抹不完，敢把脚边的油桶踢倒撒撒气么？不料那女工眉头皱也没皱，抬脚就将油桶踢翻，清澈的煤油汩汩流淌着，这要是用来点灯照明，她一家三年也用不完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窑场十年显身手（3）
都说笑比哭好，对这一类的恶作剧，人们是强笑在脸上，泪水淌在心里，真不如哭的好。对于大家这些复杂微妙的心态，以及各种各样消极怠工和投机取巧的举措，宫学斌看在眼里，痛惜在心里。因为作为主管会计，他和书记谭炳汉同室办公。办公室装了窑场唯一的一部电话，平时县里和公社来个通知，以及干部职工的家属有个要紧的话儿，都由宫学斌满世界找人来接。日子久了，次数多了，特别是每每看到书记在车间里忙忙碌碌，而对职工的行为不管不问，心里便有了许多的分析比较，产生出种种遗憾来。
一年夏天，老天爷阴沉着脸，半个多月没笑面儿，整天价哭哭啼啼，泪洒衣襟。窑场有个职工家里的房子漏了，便到办公室找书记要三页瓦，正巧他人不在，宫学斌听说后就同意他拿了应急。当天谭炳汉便知道了这件事，立时高一声低一声地责问：“一个会计，哪来这么大的权力？”非逼着宫学斌要回那三页瓦来。三页瓦堵住了漏雨的窟窿，再撤下来，他岂肯做这种损人缺德的事儿。可如果不做的话，又难平息书记心中的火气。心里一阵比较权衡，最后，宫学斌只好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三页瓦的借据，才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屋外的濛濛细雨看来还没有歇息的意思，天照样阴沉着，明媚的阳光何时当空呢？宫学斌心里连连叹气，不断安慰自己：看来要想进入一扇门，就要让自己的头颅矮过门框；要登上成功的山峰，就要让自己低头弯腰努力地攀登；要沐浴灿烂的阳光，就要有足够的耐心挨过阴霾。
受命于临危之时
谭炳汉执政窑场期间，正是中央领导邓小平同志重新站出来工作的头几年，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中国致力发展经济的巨轮已经启动，虽然十分艰难缓慢，但却真正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按说这该是窑场借势起跑，甩开臂膀冲刺的关键时刻，然而，事实上，窑场却坐失良机，难如所愿。
在人民公社的时代，窑场职工大都是各生产大队卸“包袱”卸下来的人，就连青山后大队大彪子（即弱智）刘大兴，也被趁机塞进来充数。真是好汉不稀干、赖汉干不了的营生。试想，这些人单枪匹马都能闹个动静出来，凑在一起自然更成了大问题。
窑场运载砖瓦原料的传输带，本来正轰轰隆隆飞速运转，有人就敢在众目之下塞进块石头，故意将机轴或齿轮别坏了，以便借技术员维修的空当儿，磨会儿洋工，贪图点儿享受。至于工作中寻话抬杠、吹牛皮、拌嘴起哄、打闹嬉笑，已经成为风气，司空见惯了。
鸡拉屎，狗撒尿，各有各的道。磕砖制瓦的车间能使出这等方法偷奸耍滑，出大窑的人们自然也有取巧的手段。已经熄火烧好的砖瓦，本来大窑一天只能出四个窑室８万块砖，但人们偏以古人结绳记事在窑壁上画杠杠的计算方法，长长短短，前前后后，擦了画，画了又擦，硬是谎报出砖的数量，因此，在区区８万块砖里，常常能赚出许多偷懒时间来。他们暗地里窃喜，这叫骑驴拄棍儿，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其实，书记谭炳汉也是吃了自己不识字的亏，每天只听在本子上记的出砖的数儿，到月底一累计，白纸黑字，是多少就多少，唐伯虎点蚊香（秋香），好骗得很呢！
人心散了，窑场乱了，三天两头出事端。这年秋天，窑场四周的坡上坡下，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红脸腮的苹果、黄脸膛的梨、蓬头散发的板栗，以及白胖胖的花生，睡在麻屋里，躲在泥土里，它们以天然的诱惑力，明里招手，暗里努嘴，肆无忌惮地挑逗着那些馋嘴的窑场职工。于是，在早出晚归，甚至午休的时间里，有些人就长出三只手来，偷苹果摘梨，隔三岔五，还捎带着扒地里的花生，吃进肚子不说，有的还往腰包里塞。
物极必反，窑场白白占了西庙后、东庙后和庙西大队的大片良田，本来就引起三个大队干部群众的许多不满，这一来，不满的心中又添堵，气便不打一处来。有一天午饭过后，他们好像经过了串通联络，把那些草沟沟里打埋伏捉住的惯偷们，一个个拧着胳膊按着头，骂骂咧咧，柳枝穿小鱼似的提到窑场办公室，非逼着书记谭炳汉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要么给现钱，要么用砖瓦来抵顶。
第三章 窑场十年显身手（4）
然而，他们提出赔偿的现钱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卖半个窑场也不够，以砖瓦相抵吧，小小的窑场书记又说了不算，别说分文不取白拿白捡，就是收现款卖一块砖、一页瓦，他谭炳汉也没这个权力。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要卖砖瓦全凭县有关部门和公社领导批条子，只有他们才有这种特权。如今和尚向姑子讨孩子——谁也没咒念。
咳！大字不识的当家人啊，平时有理你都说不出个囫囵话儿，眼下明摆着理亏，你还能讲出个什么呢？其实有啥说啥，要挟总是不应该的，你们大队的社员不也因偷过窑场的东西被捉过么？破唇说豁子，有什么可较真儿的！
说句老实活，谭炳汉心眼儿好，人不奸，泥里水里下得去，舍得出力流汗，可就爱犯糊涂，大事小事不理会，真像宫学斌分析揣摸的，是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人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纪格庄窑场便是这种境况，当家的没啥手段本事，当兵的也没丁点儿能耐。自从偷东西的被抓以后，三个大队联起手来对付制约他们，田野边的路不让走，水坝里的水不让用，把个窑场的干部职工就像鸟儿似的困在笼子里，谁想伸伸腿扑腾下翅膀就喊打，真是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
“对外抖不起威风，对内却敢窝里横。”提起窑场头三年的情形，宫学斌十分痛心地回忆道，“这是那些胸无大志、窝窝囊囊没出息之人的德性和通病。那时窑场人不多，却分出许多的谭家派、江家派和宫家派，这派那派地摩擦内耗，肆意滋事，把个窑场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谁还有心思工作呢？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我的态度是慎言寡语不多事，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会不盲从，才能够用理智的思考来对待生活。其实那时的生活就像一条浑浊的河流，你越搅它，它就越浑浊。某种情况下，只能置之不理，任其自清。”
以不变应万变，话真让宫学斌说准了。１９７４年初冬，有一次不知为什么，窑场有位保管和书记谭炳汉抬杠，你争我吵的，戗来戗去就交了梢（胶东方言：即相互动手的意思），动起真格的来了。结果俩人个个鼻青眼肿，双双变成了血头公鸡。公社知道这件事情后，便派人到窑场严肃处理。谁知经过了解，他们俩人有理和没理都各占一半，所以就没做处理。但在调查中，公社却发现窑场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广大职工也怨声载道。更重要的是，窑场创建三年，年年亏损，已濒临倒闭。
在这期间，一直被宫学斌视为师傅的宋乃红，业已调到公社任工交办的主任了。在宋乃红的提议下，公社调谭炳汉到采石场当了场长，窑场书记的职务便由宫学斌取而代之，原来的副书记江世汉则被任命为场长。当时，公社还打算抽调一位机关干部到窑场任副书记的，被深谋远虑的宫学斌婉言拒之。他力荐车间主任刘华腾干副书记，因为明了内情的人都知道，刘华腾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干将，而且他家在窑场驻地庙西大队，以后和周围大队的干部社员有个纠纷啥的，自然是个很好的说客人选。
欲取之，先予之，这是宫学斌的过人之处。
对症才能下药
宫学斌走马上任窑场书记，是他充分展示才华的开始。但生活的磨砺嚯嚯有声：展示的才华要立足现实，时机不成熟的展现只能是徒劳无功，应该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悄然而为，赢得成就的最好途径就是把表现行为巧妙地掩饰起来，慢慢寻找机会，步步为营，获得掌声后再期待更大的成功。
人们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宫学斌并没有匆忙点燃，窑场的人事结构和生产管理依旧维持现状。在大家的观望期待中，宫学斌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他推起独轮车，夹杂在推大泥的队伍里，你一锨一锨地装载，他也并非两锨并作一锨掘；你撩起车绊套上肩头，前身躬后腿蹬地往前拱，他也照葫芦画瓢一趟不落。只是别人还不知道，在多么远的距离，多么长的时间，一人平均能推几车泥，宫学斌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了。
为了核清切割砖坯和瓦坯的工作量，宫学斌叫上副书记刘华腾，双双站在车坯台的两旁，一人掐表，一人操作。这样反复计算，小机子一天能切割８０００块砖瓦坯，大机子则能达１２０００块。如此每月以３０天计，一个车间大小机子每月平均产量就应该是６０万。还有能源消费，首次点火需要多少松木棒子，多少柴油，以及每吨什么样的煤能烧多少砖，多少瓦，红砖红瓦出多少，黑砖黑瓦又当是多少，宫学斌都一一做过详细调查性试验。至于从窑室里出砖出瓦，他摒弃原始的在窑壁上画杠杠做记号的统计法，干脆利索，童叟无欺，待窑场外码起垛来再清点计算，连破损的在内，是多少就多少，统统上账留存，想变卦都难。
第三章 窑场十年显身手（5）
对症才能下药，宫学斌思谋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把窑场领导、大小会计和车间正副主任们召集起来，点着“嗤嗤”作响的汽灯，冒着被“戴帽子”和“打棍子”的危险，开了一个离经叛道的诸葛亮献计献策会。会上，宫学斌一声声“诸葛军师”地称呼大家，空前大胆地提出，把窑场按车间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实行小段包干，计件生产，完成定额的记满分，完不成的就扣罚。该吃肉的吃肉，该喝汤的喝汤，连汤也喝不上的就喝西北风去，把“大锅饭”砸它一个大窟窿！
这一席话使会场顿时沸腾起来。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着抢着发言。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激昂。刚刚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呀，心里明镜似的，只要这样做，那些平日里好吃懒作、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夹不住狐狸尾巴啦！大家都凭本事靠力气挣工分，多得少得心甘情愿。因此，他们扯起嗓子高声嚷嚷：“天上有雨不愁旱，自己看好自己的园。宫书记，不要犹豫，就这么干吧！”
然而，整整那一代的中国人都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许多的历史教训告诉他们，这件事弄不好会招致无穷的灾难。于是有人提出，现在上级号召农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叫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咱们这种时候搞承包责任制，是不是太担风险了？
宫学斌后脊梁骨一紧，双眉蹙成个倒“八”字，这事他不是没想过，而且想得更深更远，唯一能站住脚的理由是，现如今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经济工作，他老人家大概不会反对责任承包制的。但理由归理由，并且这种理由也不便公开。急中生智，宫学斌只好搪塞说：“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哩！其实我们的承包责任制，就是一种带有奖罚性质的劳动竞争。只要依靠贫下中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