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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尔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正是由于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同于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过渡的过程就开始了。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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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迈不过坎儿是因为背后的畸形社会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福利资本主义、中产阶层、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一个社会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当人们使用大萧条这样的词汇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一幅晦暗的图景。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20年代甚至可以被称作“黄金十年”。以美国为例，1922~1929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GNP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一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生产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七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莱维·巴特拉，1988）。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威廉·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由于有一个畸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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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罗斯福新政的实质
是以社会进步创造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也许应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包括当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
但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它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由这些措施构成的社会进步要比第一阶段那些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看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穷人。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社会救济就成为当务之急。但必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社会救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不仅在危机中保住了底层的生存底线，而且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再看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的美国和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资强劳弱，劳工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当时的经济转不下去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工会问题的是1933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更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为了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该法律对一系列可能妨碍工会作用的行为，如歧视工会会员、收买工会等，明令予以禁止。
另一个重要措施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转引自李昀，2007）。于是就有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85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解力夫，1994）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
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很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出去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错特错。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1941年，1935年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糟，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才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通过工会的作用使得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这几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你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就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不仅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变革是重建了一种社会制度，重建了资本主义。历史学家汤因比回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说，那时“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认真思考与坦率谈论这样一个可能性，即西方社会的制度或许会垮台，再也行不通了”（转引自李庆余，2006）。可以说，此前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裸、血淋淋、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这种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罗斯福新政开启的社会进步，等于重新塑造了一个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个新的资本主义一直发展到今天，其潜力似乎还没有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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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更类似美国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
面对的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看到社会变革与走出经济危机的关系。假如用上述的一些认识分析今天的金融危机，会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与其说与美国的这次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相近，不如说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遇到的问题更相近。其实，我前些年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如果与美国比，和它什么时候最相近？我最后的结论是，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的美国情况很相近。这种相近不是在那些表面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和那个时候的美国都在过同一个坎儿，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但就是转不过去。这不是说中国也要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大萧条，而是说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在对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危机。无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引爆它的因素来看，还是从它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相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发生的，危机的发生地与所波及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在此前的传统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先出现经济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再引爆金融危机。而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不一样，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并不一样。就此而言，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总体性和全球性，也要看到危机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点。这次危机在美国这个源头的表现和在我国的表现，很有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的关系，你是阴他是阳，你是阳他是阴。从最表面的层面看，这场危机在美国是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其过度的消费；在中国则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足，消费不足。而这两者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其结果是，危机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金融层面（当然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对中国来说，则更具有传统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解决内需等。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问题。借用刘世定教授“传导机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危机的传导分为两个步骤。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一个是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这个传导的过程对两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这个传导的核心环节就是资金链条的断裂。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