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间，杨锦链插话说：“我觉得你讲的东西跟我提的问题已经不一致了。”他说，孙爱宾说的劳动保险金其实就是包含在工程总造价里边，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建委的文件并未具体规定，建设单位为了拿到许可证，往往是先按照原来规定的工程总造价的331％缴了一次费，后又按照2006年刚实行的新文件里规定的304％的费率再缴一次。这根本上是两回事。随后，对于孙爱宾所作的介绍，杨锦链又先后三次打断了他的话，对相关问题进行询问。杨锦链直言不讳地表示：“你的话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代表不是来向你们学习文件的。”因为据报道说，孙爱宾的介绍用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
人们可以发现的是，在其后的对话、插话中，一些实质性问题开始得到澄清。比如，杨锦链表示，他曾打电话到建委问前后两种收费是不是一种收费时，对方明确表示“此费非彼费”。对此，孙主任无言以对，市建委纪工委书记林波表态说：“这是领导对自己的部属没有教育好，没有培训好。等人代会结束以后，杨代表和联署的六位代表，有空请到建委去，我们再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期间，还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得到了澄清。会后，有记者问杨锦链代表是否满意。报道说，他先只是笑了笑，想了一会之后，他说，通过询问，让代表们明白了这里边的一个大概情况，而对方领导也坦承不是重复收费的问题，只是在文件的执行上存在一些不足，不足还是可以纠正的。
七 真的透明产生于多次互动（2）
信息透明，政务公开，这已经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业已明确的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但信息透明和政务公开远不是按照某些规定，按部就班地将信息该透明的透明，该公开的公开那样简单。行政机构运作的政务信息，有的涉及相当复杂的专门化问题，有的与其他事物有着复杂的关联，有的既涉及政策的制定也涉及政策的执行过程。因此，只有单方面的简单信息披露，而没有相关的互动程序，许多重要的信息，仍然会处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以这次广州劳动保险金问题而论，有关的文件已经是明文公布的，征收的具体规定和方式也是公开的。仅仅从狭义信息公开的角度来说，应该也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在这些明显信息的背后，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公开和澄清的信息，比如相关费用征收的法律依据，许可证发放及其前置条件的法律依据，这项费用和另一项费用的关系，是否重复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加以澄清的。可以说，没有这样多次互动的过程，真正的信息透明就不可能实现。
这样多次往复的信息互动过程，还在于能够去掉那些妨碍信息透明的因素，使得信息的披露更直截了当，使得隐瞒信息更加困难。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官话和套话的盛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即使是在两会上，哪怕涉及的是很实质性的问题，各种云里雾里、言不及义的官腔套话也屡见不鲜，有限而宝贵的时间往往就被这些没有什么信息量的官话套话浪费掉了。因此可以说，官话和套话是阻碍信息透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直接的互动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掉这个因素。有关报道说，在2007年1月26日举行的重庆市民代表座谈会上，重庆市教委一名副主任在回答一位市民代表关于如何堵住买卖生源漏洞的质疑时，曾经被80岁高龄的政协委员雷亨顺中途抢白：“请直接回答问题，就说你晓得还是不晓得，具体该怎么办？”对于重庆雷委员的中途抢白，重庆教委这位副主任说：“我没分管职业教育这一块，所以不太清楚情况。但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教委也先后查处了不少违规……”当被要求举出几个例子时，副主任显得十分为难：“不是很清楚，这个我举不出来。”可见，抢白之后，问题才没有被回避掉。
由此可见，明确信息透明是一个博弈过程。这样的博弈过程有时甚至要包括施加压力等因素。
其实，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就是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质询过程。质询是国家代议机关对国家行政等机关进行监督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有关规则还规定，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或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如有相应数量的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如果有半数以上不满意的，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问题在于，这样一项程序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往往没有被有效使用。质询案立案条件过高，会议议程难以确保足够时间以保证质询的进行，以及包括相关机构和“两会”代表本人对质询存在的误解，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因此，在相关的改革中，应当将健全质询制度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首先是应当将质询常规化，看做是代议机构常规化议程的一部分，而不应当将其看做是一个让被质询者出丑，是与谁过不去的事情。质询也不意味着被质询者的工作出现了严重问题，更不意味着犯了严重错误。其次是降低质询的门槛，降低质询案的立案条件，使一些需要质询的议题能够方便地进入日程。再次，是完善质询的程序，程序要能够保障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对其中的一些需要进行辩论的问题，应当设立辩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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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1）
济南的一场暴雨，引出了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中需要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舆论，包括不完全真实的传言，抑或谣言。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济南暴雨受灾，传言某商场淹死了人。网络论坛上也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一个网名为红钻帝国的网友，态度激烈地认为肯定有人死了，只不过真相没有公布出来。像很多网友一样，她在回帖中转载了其他网友的现场描述，还引述了自己朋友的说法。有网友问红钻帝国要证据，她说自己没有义务提供证据，只是不相信那些辟谣，并称“我只信我身边朋友对我说的话”。
根据该商场的举报，红钻帝国被治安拘留。拘留的理由为，在某论坛恶意散布谣言，意图在群众中制造恐慌气氛，性质较为恶劣。争议由此而生。
事件发生后，反应敏锐的南方都市报专栏文章就指出，以散布谣言为由抓人，是明显的滥用法律的行为。文章更明确指出，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天然包含说错话的自由。文章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要警惕以制止谣言为名剥夺言论自由。但该文的观点马上受到针锋相对的批驳。批驳的基本理由是，保护言论自由并不是要保护造谣的自由。无论是警方的行动，还是上述的反驳言论，都无例外地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红钻帝国在帖子中明确说，是听朋友的爸爸说淹死了人，而在被拘留之后又承认是自己编造的。
于是问题就引申为，红钻帝国是不是故意造谣，也就是其主观动机问题。辩之者称，红钻帝国并没有造谣的主观故意。其中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帖主是一个在婚纱影楼工作的23岁的姑娘，其“红钻帝国”的网名，是在济南暴雨之前就已经注册的，其发表意见主要是在该网站的“漂亮新娘”版块，也就是说参与的是与影楼业务有关的版块。而且即使是在暴雨事件后，“红钻”也没有发过主帖，仅仅是以跟帖形式参与了有关的讨论。评论者指出，一个连主帖都未开过，其所有发言都是以“跟帖”形式出现的普通网民怎么会有“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观故意”？而攻之者则认为，对于编造谎言的人，无论如何，他的动机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警方不介入，大家就都可以编造说自己有个什么朋友说过什么话了。
这时候，法律专家的说法就显得权威了。有关报道引用一位法学教授的说法：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应与传播小道消息区分开来，后者不属于违法行为。前者属于结果犯罪，不单单要有基本散布谣言的行为，如果不造成后果，则不违法。造成的客观结果是有具体指标的，比如造成人心惶惶，抢购，秩序混乱，大家不敢出门等等。对于网上发帖的行为，还要看这个帖子有多少人看到，有多大的影响面。比如被广泛转载，就证明大家对这个消息感兴趣，也是衡量社会危害性的指标，还要看在什么情况下发帖，比如政府已经辟谣，还在发帖，这也是一个衡量指标，不能笼统地看待这一行为。
争论到这里，人们的感觉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是在将主观动机这样难以判断的因素扯进来之后，事情就更是无法判断了。也许红钻帝国被拘留是否依法有据的问题，还需要法学家继续争论下去，或许这个事件会成为未来我国讨论相关言论立法时会不断援引的一个经典性案例。但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下几点。 。。
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2）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整个争论中，人们几乎很少有直接引用我国的有关法律条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警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是人们引用的唯一法律条款。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一条款，不仅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而显得含糊，而且也将散布谣言和谎报险情等并列，并涉及“故意”这样的主观因素。在讨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案例时没有频繁引用我国更为明确的法律条文，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相关法律条文。于是人们就只能引述政治哲学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论述、外国的相关法律以及国外发生的类似案例。其中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就引述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两年前美国南部发生了卡特里娜飓风悲剧，1500人死亡。刚开始消息混乱，媒体报道中死亡人数高达几万甚至更多。人们迅速将矛头指向布什政府的反应迟钝，救援不力，甚至有人提议弹劾总统。布什总统狼狈不堪，却从来不敢怪罪媒体造谣，更不敢想象警方因为说错死亡数据而抓人。一年以后，还有电视主持人“造谣”说：“今天是卡特里娜一周年，当然，如果从布什总统知道它的时候算起，还有两个月才到……”如果按照上述简单而笼统的法律条款，如何对这个事件进行处罚？
这个现象所表明的，是我国在有关言论或舆论管理上法治化的粗疏。其实，不仅仅是红钻帝国事件，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许多涉及言论事件的处理，都往往具有同样的特征。拘禁用手机短信针砭时弊的作者时，诽谤领导可以成为“理由”；而制造“纸箱馅包子”假新闻的作者，则是以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即使制造这种假新闻是有罪的，损害商品声誉罪的罪名也是很勉强的，因为声誉受到损害的，并不是某种具体的商品，而是某个种类的商品。问题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成文的新闻法。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因为没有成文的新闻法，訾北佳在实施造假行为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犯罪，在追究其法律责任时，司法机关也还要费尽心机地搜罗罪名。
其次，我们如何对待可能会夹杂失实因素的言论。红钻帝国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除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如何实现言论自由这个老问题之外，还在于如下两点。第一，所谓谣言，最近几年中似乎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敏感的问题，而这种敏感性又往往是与频发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上，由于可以匿名发帖，且网络传播的速度快，如何对待以匿名方式发布的消息，尤其是不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消息，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谣言”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在于其本身的模糊性。纯粹的谣言，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任何国家也都不会容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但问题是，在现实中，谣言的边界是很难界定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是在大体真实的消息中，也会含有不完全真实的因素。这样，当社会取缔了不完全真实的舆论的时候，也就取消了舆论本身。因此，一个社会在用法律的手段制止谣言的时候，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正常的舆论，包括含有某些不真实成分的舆论，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近些年来反*的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分子，在其*行为被有关部门查证之前，均没有在媒体上揭露过。换言之，在反*的过程中，媒体和公众舆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但这个问题不能看做是媒体偶然性的失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红钻帝国事件与谣言敏感症（3）
再次，如何界定谣言，如何区分谣言与非谣言的边界，在我们的社会中之所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谣言的过分敏感有关，换言之，是我们这个社会在面对谣言时过分脆弱。在特定的情况下，谣言是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比如，在飞机上高喊一声“有炸弹”，或在人多的商场里高喊“失火了”，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倾向并不多见。为什么？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社会对谣言会有一种免疫力。这种免疫力，是由一种正常的舆论生态提供的。在正常的舆论生态中，由于对一件事情可以有多种消息来源，其中一些消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