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感觉。因为现在许多事情就卡在这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在改革论争中，我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结果是许多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变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形不断重复之后，改革的共识在破裂，改革的动力在丧失。
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事情。对这样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等于不改革。在目前这样相对有利的时机下，稳妥而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要选对突破口。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至少要考虑这样几点。第一点，不敏感。第二点，上下有动力。第三点，有潜力。
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我觉得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7年底到2008年初，我连续写了六七篇关于暗箱操作的文章。有人说，你怎么和暗箱操作干起来了，其实就是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考虑有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规范权力。暗箱操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暗箱操作是现在我们政治行政体制的“癌症”。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词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我们体制当中的很多弊端。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对政府有效性的损害，对老百姓利益的侵犯，我们仔细去分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暗箱操作相联系的。
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权力相当普遍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比如国企改革是暗箱操作，干部提拔是暗箱操作，征地拆迁是暗箱操作，司法行政是暗箱操作，招生录用是暗箱操作，甚至转移支付是暗箱操作，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是暗箱操作。不久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前几年的国企改革，还有许多*大案要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暗箱操作。所谓暗箱操作，就是对权力的不公开行使。原来这个问题还简单一点。进入到利益时代事情就不一样了。在当今的情况下，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好处在于上下都有动力。从上边来看，无数个下级机构，每个人都在那儿捣鼓暗箱操作，政府不可能政令畅通。上下有动力，合到一块有合力。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的公开，信息的透明化，将会从根本上压缩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制定种种措施。比如，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公示制度。比如武汉，一个机构上边来了人，吃多少、喝多少，有一套手续，费用要有一个清单，贴在局里的大厅里，贴七天。七天之后，内部互联网上挂着。当然这当中会有很多漏洞，但这无疑展示了我们未来体制建设的方向。
但是，在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上，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真正的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建立一种正常的言论和舆论生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例来说，*问题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相反，都是结案之后才开始在媒体上加以披露。如果有点蛛丝马迹媒体就能穷追不舍，一些大案要案可能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一些*分子也就不会走到后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生态是不健全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的肌体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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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南方周末：前面也已经讲到了，近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孙立平：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因此，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位工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油田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当职工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企业重大提案有话要说而不得不走向上访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所有公交车一律停发；所有单位保安人员全体出动，日夜值班把守工厂大门；所有公安干警天不亮就紧急出动把守各个通向厂、局机关办公楼的要道路口，不叫漏过一个相关人员。如果哪个单位因为措施不力，出现了上访者，该单位分管领导就地被免职（而在平时，免去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非常困难的，干部一般都是只上不下，除非退休和发生意外情况），以此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稳定工作的充分重视。因此，每有职工意欲上访的风声，各级领导干部始终是如临大敌，诚惶诚恐。上访人员则往往要甘冒诸如减薪、下岗，直至开除厂籍的处罚威胁。除此之外，企业单位还对上访职工亲属实行类似“株连制”的连带责任攻势，以此动员亲属力量化解上访行动。
本来，职工上访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行为，可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利益要求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十七大报告中肯定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权。这样的表达权，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如果这个过程过于滞后，利益关系的失衡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1）
南方周末：在一次座谈会上，您提出要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秩序思维与稳定思维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秩序问题的重点又是什么？
孙立平：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秩序。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生活新秩序。在前两年我就曾经说过，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四大主题，一个是发展，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公平，一个是秩序。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发展和改革的问题已经破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并在体制改革上突破关键的瓶颈；公平的问题实际上是刚刚在破题；而秩序的问题则几乎是完全没有破题。在秩序的问题上，过去就是一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需要用一种新的关于秩序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稳定思维。稳定是被动的，秩序则是主动的；稳定是静态的，秩序则是动态的；稳定往往是与活力矛盾的，而秩序则是与活力兼容的。可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是社会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
秩序涉及极为广泛的因素，比如法治就是秩序最重要的条件。但在这里我想更加强调的是基础秩序的重建。因为这个问题人们讲的比较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心里完全没有这根弦。
我这两年在讲一个概念，叫不可治理状态。目前我们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真正威胁秩序的，造成社会生活紊乱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一些*现象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为什么一些*是处于不可治理状态？有据可查和无据可查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你发都发现不了你怎么治理？现在你看*都怎么暴露出来的？要么小偷偷了他们家，偷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一个贪官被抓住，把别人给咬出来了，咬出来一个贪官；要么二奶没养好，二奶造反了；山东的段义和则是爆炸炸出来的一个贪官。也就是说，你靠正常的制度化的办法，已经没有办法发现这些*现象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高度隐秘的状态。过去我们说一件事情隐秘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现在的一些*行为已经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你怎么去发现？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没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每年都放狠话，叫加大打击力度，但在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加大打击力度有什么用？
因此，对于这类目前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首先要使其进入可治理状态。怎么进入可治理状态？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的建设。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就这一个东西，事情解决大半了。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超过5000块钱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账，必须通过银行走账，事情就大不一样。为什么现在的*会天不知地不知？因为几十万的现金拎过去，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踪迹可查。如果有了规范的现金管理，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你可以*，但是50万现金拎过去没有可能了。你得想办法，要么你给他账号里打过去50万元，要么你给他办一张卡，要么你给他买个房，都行，但无论哪一种，都有记录可查，事情也就有可能进入可治理状态。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用秩序思维替代稳定思维（2）
有一个例子。美国中情局的一个官员因消费大大高于收入，被怀疑出卖情报而受到秘密调查。调查人员通过对该官员个人银行账号中资金往来的调查，发现其收到来自非工资收入的款项，并且该款项是来自与某敌对国家有关的机构。而进一步调查显示该机构与该国间谍机关有关系。调查人员立即对该官员保管的情报进行监控和调查，最后揭露出一起出卖机密情报案。在证据面前，该中情局官员承认曾将自己保管的机密文件拷贝后出卖给某国间谍。从这个案例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