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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起落动作越来越柔和、准确。在带飞50多个起落后，吕黎平和方子翼经过苏联教官严格考核合格，终于首批放了单飞。其他在带飞60多个起落后也陆续放了单飞，连李奎也顺利放了单飞。只有王东汉因痼癖动作，着陆跳跃将螺旋桨打坏，被停飞改学机械。
教官又带大家飞简单特技、编队、航行、迫降等课目。经过艰苦努力，大家也陆续考试合格，放了单飞。
单飞的实践，使大家进一步体会到，飞行是脑力与体力密切结合的特殊劳动。比如翻筋斗，没有体力，就承受不了大负荷的压迫，而没有灵敏的思维和快速反应能力，就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改出飞机的复杂状态。要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必须培养大胆而细心、沉着而机敏、准确而迅速的素质。一进座舱，不管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都要使自己的心情像湖水一样平静，使操纵动作像绣花一样细致准确。飞机出了故障，操纵出了险情，更不能慌张，要通过“想”，迅速判明原因；“做”，严格按《操纵手册》去做；“查”，核查动作是否按准确的程序去处理。这些是大家从实践中集体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
他们学飞行的历程，有迷惘，也有清醒，有磨难，也有成功，沉重与轻松就这样始终杂糅着。天道酬勤，四个月过去了，红军学员完成了初教机的全部单飞课目。盛世才第一期飞行班招收十名中学毕业生，初教机单飞期间淘汰两名。第二期飞行班招收16名中学毕业生，又淘汰4名，淘汰率都在20％左右。第三期25名共产党员，只淘汰1名，淘汰率是4％。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5）
主持航空队训练的苏联教官，亦称顾问，共有四人。其中两名飞行教官，负责飞行指挥和带教；一名领航教官，负责航空理论教育；一名机械教官，负责指导机务维护保障。苏联教官携带家属，不定期地轮换回国。红军学员进入航空队时，飞行总教官是尤吉耶夫上校，1939年换为扎布罗斯克上校，1941年换为米佐古夫上校，他后来晋升为少将。这些教官都是苏联政府从苏联空军中选派来的优秀干部，都是联共（布）党员。
邓发事先与苏联顾问谈过红军学员文化水平低，苏联顾问表示：“只要他们好好地学，我们负责教会他们。”因此，苏联顾问在讲授课程时都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学员学飞机。苏联教官为了回避盛世才人员的疑虑，除了教学上与学员接触外，平时不与他们来往，但经常通过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向*党代表转告这批学员的学习情况，提醒注意事项。
苏联教官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验，有的参加过远东诺蒙坎事件对日空战。他们飞行技术过硬，对红军学员关心，但教学作风比较粗暴生硬。一旦学员空中操纵动作不准确，苏联教官就在前舱晃起拳头。学员在空中出现危险动作，他就要大发脾气，拿着通话筒用俄语将学员劈头盖脸骂一通，并高举拳头示意要打脑袋，甚至突然压驾驶杆，利用前后舱驾驶杆的连动，敲打学员的腿部，或者拉几个大动作量，把学员折腾得晕头转向。
有一次，谢奇光实在忍受不了苏联教官的这种打骂人的“教训”方式，就在空中与教官顶起牛来。第二天，总教官把吕黎平找去，用俄语夹着几句汉语及大量的手势，向他说明：“你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教你们飞行比前两期认真。教官虽然在空中打人骂人，但目的想使你们学得更快更好，希望能理解。”吕黎平向总教官表示，严格要求是对的，应该的。我们每个同学都从心底感谢苏联教官的好意，但也请注意到，中国红军的制度是禁止打人骂人的，希望能改善教学的方式方法。
从那以后，党支部经常进行尊重教官的教育，并组织大家学习常用俄语。学员见到苏联教官，主动用俄语问个“您好”。苏联教官发脾气少了，教学双方的感情越来越融洽。苏联教官的教学更加细心、刻苦了，经常一个人包一架教练机，连续带飞四五人次不下飞机。通过严格泼辣的传帮带，帮助学员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纠正了不少痼癖动作。红军学员也学到了苏联红军飞行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好思想、好作风。
盛世才的航空队军官，都是苏联教官训练出来的，因而完全依赖苏联教官主持航空队的训练。苏联教官按照他们的飞行条令、大纲和操典，全套运用，因而小小的新疆航空队成了当时苏联空军训练模式的缩影。其训练方式还是卓有成效的，诸如：重视理论先行；注意循序渐进；平时“少吃多餐”；强调从严从难；培养学员气质等等。
1938年10月，24名学飞行的红军学员以平均4分以上的优良成绩，完成Y…2型初教机所有课目的训练，转飞P…5型侦察、轰炸机。P…5型飞机是当时新疆航空队的主要机种。机长9．5米，翼展15．5米，装一台700匹马力的内燃发动机，最大时速约280公里，最大航程1000公里，升限约4000米。飞机上装有3挺7．62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其中两挺固定，一挺可旋转射击，翼下可挂两枚50公斤的炸弹。飞机是双座舱，既可以教学，又可以执行战斗任务。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6）
教官在P…5型飞机上，带学员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
天气逐渐转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机场。刚开始，飞机在薄雪上滑行，还飞了几天。后来，积雪厚达半尺，机轮陷在雪地里不能转动。当时没有扫雪机，要用人工把一个偌大的草地机场打扫干净，这在人口稀少的迪化市郊区，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家被迫停飞了。
教官很会想办法，安排了三天滑雪课。大家高高兴兴地穿上一米半长的滑雪板，先在平坦的机场雪地上学滑走，然后到三五十米高的山坡上往下溜。两天后，大家就滑行如飞，还组织了比赛。
正当每一个人都发愁怎么飞行时，教官下达了飞行任务。晨曦掀开了夜幕，大家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机场，一看飞机都乐了。飞机的两个前轮不见了，装上了两块30多公分宽、两米多长的木质雪橇板。尾橇也改装成小雪板。大家驾着带雪橇的飞机又开飞了。
土豆块萝卜块
1938年冬，在转飞P…5型飞机以后，盛世才曾考虑利用空闲的初级教练机，再办一期飞行班。邓发闻讯后，马上请示*中央同意，将大革命时期去苏联学习航空，1938年9月回国路过迪化的共产党员常乾坤、王弼留下来，准备送进新疆航空队任教。又将1938年8月从延安抵迪化的郑德、吴元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林征等组织起来，准备送进航空队第四期飞行训练班学习。
盛世才做事波诡云谲，变化莫测，见*学飞行的人员先后到达迪化，忽然改变了主意。虽经邓发再三商谈，他都以种种借口不同意再办第四期飞行班，也不同意让常乾坤、王弼进航空队任教。邓发又提出，能否让延安来的人插入第三期飞行班学习。盛世才又以飞机少，学员多为借口回绝了。
邓发遂于1939年春，电请*中央同意，将当时在迪化的已学过航空和准备学航空的组织起来，在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驻地，举办了一个“航空训练班”。训练班一边组织自学航空理论，
*在新疆航空机械班学习的学员与老师合影一边继续等待进航空队的机会。在国民党空军学过飞行的共产党员郑德，担任了航空训练班的班长。常乾坤、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学员有吴元仁、林征、周元春、叶元之、李春华、任平以及1939年5月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刘风、王连、李凡、刘春、王占山和王田，其中刘风、王连等在苏联学过飞行。
航空队和航空训练班，在航空业务方面经常来往，互相学习。航空队学员利用去党代表驻地汇报工作，开支部大会的机会，向航空理论造诣较深的常乾坤、王弼请教理论问题，请他们上理论辅导课。常乾坤、王弼等还翻译了盛世才航空队没有的一些苏军飞行教材，供他们学习参考用。他们也向航空训练班的学员，介绍飞行的实践和体会。
1940年，盛世才对*态度明显冷淡，航空训练班的人已不可能再进新疆航空队。这部分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当年夏天，分乘两辆汽车返回延安。其中常乾坤、王弼、刘风、王连等乘坐的汽车先行到了西安。跟在后面不远的郑德、李凡、刘春等乘坐的汽车，却在甘肃平凉被国民党无理扣押。郑德、李凡被杀害。
随着飞行课目难度的不断增加，航空理论教育内容也越来越深。他们24名飞行学员，除了夏伯勋高小毕业，其他多数只上过几年的初小，有的是参军后才摘掉文盲帽子。从新兵营来的人，由于突击学习了半年文化，能勉强跟上航空理论学习进度，但成绩一直悬在3分左右；从延安来的人中，有几位连乘除都不能熟练运算，在越来越多的数学概念、计算公式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连续几次测验都不及格，急得直搓手。如果阶段性的航理考试和补考都不及格，就不能参加新课目训练，这就意味着失去继续飞行的资格。驾驶飞机在蓝天上战斗的梦想绝不能破裂，怎么办？只剩下华山一条道，坚决攻克航空理论这只“拦路虎”。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7）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大家每个人准备了个小本子，将定律、原理、公式都记在上面，有几分钟空，就掏出来背几句；还利用集体智慧互帮互学，互当“考官”，比比画画，互考互答，切磋交流。
每次上完理论课，教官一出教室门，夏伯勋等几位“小教员”就走上讲台，给几位文化底子差的同学“开小灶”，帮他们赶队。可是，一则小教员的能力很有限，再则那几位同学基础实在太差了，连立方体概念也搞不清楚。小教员急得抓耳挠腮，看到窗外有一堆土豆，灵机一动，拔腿奔出教室，不一会儿蹦蹦跳跳地走进来，高声嚷道：
“同志们，这就是立方体模型！”
大家一看，都乐了。原来，小教员手里捏着一个用小刀切得方方正正的土豆块。
“土豆块太小了，用萝卜可以切成大的立方体。”机灵的陈熙冒了一句。
陈潭秋他们真的从食堂、菜地找来了大萝卜。小教员不但把萝卜切成立方体，讲解体积、乘积，还切成四方形、三角形，拼成平行四边形，讲解几何图形、概念和计算公式。小教员还把萝卜切成不规则的圆锥形，拦腰割了几层，讲解航空图上等高线概念。如此等等，萝卜块成了多用途“数学模型”。
航空队党支部同志之间亲密团结，一人有困难，八方伸出热情帮助的手。胡子昆、王东汉和吴峰等技术上薄弱环节多一些，技术较好的方子翼、陈熙、夏伯勋、朱火华等，就主动用业余时间手把手的传帮带，帮助他们克服技术难点。周立范患病动了大手术，在住医院和回队养病期间，同志们护理他，替他洗脸擦背，背他到院里晒太阳，早晚帮他补功课，上街也都忘不了买点营养品给他。在全体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曾经病危的周立范终于恢复了健康，而且很快跟上了学习进度。
盛世才不允许他的军队内部有任何党派活动。在森严的禁令下，航空队党支部有巧妙的活动方式。“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政治团体，要求军政人员和各阶层人民普遍入会，广泛建立“反帝会”分会、支部、小组。航空队全体都加入了“反帝会”，他们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凡党的会议都以“反帝会”小组名义召集。偶然，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干部来参加小组会，他们就欢迎“光临指导”，畅谈反帝；等其一走，又变成了他们的党小组会。由于每隔一周半月都以这种方式开一次党小组会，他们曾因“经常组织反帝会活动”而受到航空队“反帝会”分会的嘉奖。每月的党支部大会，多数是利用星期天到市里洗澡的机会，悄悄地集合到党中央代表驻地附近的一所独立“新房子”召开，偶尔也利用休息时间在教室里开。外人总以为他们又在自学航空理论。党支部每年都按党章要求，通过*选举改选党支部委员会。继吕黎平之后，严振刚、朱火华、方华、汪德祥等，分别担任过支部书记。
1939年夏天，邓发因汽车事故胸部受伤，中央决定他回延安，由从苏联回国路过迪化的陈潭秋接任党中央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待人谦逊和蔼，满腔热情，给航空队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范老觉得肚子疼，航空队军医确诊肚子里长了个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亲自四方奔走，多方联系，最后通过苏联总领事，请苏联在盛世才军队医院工作的专家诊治，动了手术，切除瘤子。陈潭秋还用自己的津贴，多次购买营养品送给周立范，还指示航空队精心护理，终于把周立范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1940年以后，盛世才倒行逆施，使新疆经济恶化，物价飞涨。航空队学员的伙食费却没有涨，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人渐渐消瘦了。陈潭秋看到后非常心疼，请示中央有关部门，从新疆历年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补助航空队的伙食，使大家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我们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8）
机械班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学习和实习，于1939年9月按期毕业。航空队按照惯例，在大操场上搭起讲台，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盛世才亲临讲话，和全体毕业学员合影。给毕业学员授军衔时，按照考试成绩排列授衔的先后顺序。红军学员总共18名，除王东汉考4分外，其他都考4．5分以上，自豪地排在靠前位置。严振刚等两人被授予中尉军衔，其余被授予少尉军衔。吴茂林因患肺结核，已于1938年退学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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