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设，我也不管；谁会做市政计划，谁去做吧！干我甚事？”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6）
后来，以毛泽民为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魏亚瑶为城市建设总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规划设计。毛泽民招收青年20余人，组成测教班，一面学习技术，一面实习测量。魏亚瑶设计了规划蓝图：在原有西大桥外，增设中桥和三桥，以利市区与河西新区的交通；由中桥进入市区，修建中山路，三桥进入市区为团结路；修筑几条主要干路，如黄河路、扬子江路、钱塘江路、西北路；对市区原有街道、私营商店，亦要逐步做到合乎标准，趋于整齐。除道路外，又划出不少房号，按“干”字排列，卖给市民群众，收入交省库，支出经预算，纳入全疆总预算内。
盛世才统治时期，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称为“特别行动费”。当时特务横行，搞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安。毛泽民以坦荡胸襟，不移贞刚之质，对“特别行动费”卡得非常严。有一次，李英奇又向财政厅要一笔庞大的特别费。
“干什么用，拿出计划来？”
“特别行动费是临时采取的紧急行动，无法拿出计划！”
“那不行！没有计划，你总该知道干什么用的，否则这个钱就不能拨！”
“干什么用？我不知道，你去问督办好了！”
“你是公安管理处的处长，你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开支呢？”
两人争得很厉害，直闹到盛世才那里。最后李英奇还是做了个公开的行动计划，尽管是巧立名目。
毛泽民在制定财政收支预算时，对军费特别是“公安费”卡得很严，而对经济建设、文教卫生等方面尺度放得宽。在毛泽民的坚持下，公安费在总预算中由20％降为10％弱，教育经费由4．5％增加到11．5％。
李溶是新疆巴里坤人，由迪化专区行政长接任新疆省主席。财政厅和省政府在一个院里，毛泽民常和李溶谈天，交流在杨增新和金树仁时期人民生活的见闻及看法。李溶对此是知无不言，言必详尽。毛泽民认为李溶在当时一般高级官吏中还是较好的，常称赞李主席诚恳正直。他认为有人称李溶为“李草包”，是不切合实际的。李溶认为办理新疆财政，前有胡寿康，现有毛泽民，而在经验和一切措施上，有远见，敢负责，毛是优于胡的。所以李溶告诉省政府秘书长刘效藜，对毛泽民有关财政上的一切办法和措施，应大力支持，并说：“我们新疆有毛泽民这样的人掌理财政，是新疆人民的幸福。”
李溶病故时，成立了以毛泽民为主任委员的追悼会。李溶灵堂前，有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联，有盛世才的挽联，此外还有各厅局、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各法团的挽联。各单位按规定日期集体参加吊唁，当时驻迪化的苏联领事也前来吊唁。过去杨增新的追悼会，在上帝庙开了将近40天，所以李溶家属要求按照追悼杨增新的先例，也举办文公礼，时间至少也不要少于三七二十一天。虽然，毛泽民和李溶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交情都很好，但他还是再三说服李溶家属，追悼会只开了七天。
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
毛泽民的理财是平稳和务实的。在他任财政厅长以前，为了奖励税务人员，增加收入，规定了不少收入提成办法。如田斌税，规定县长在总收入内提成5％归己所有，正副税务局长和征收人员提成1．5％，此外还有税收提成，由税局掌握分配。因此，一个税务局长的月收入，比一个专区行政长的月收入还要高出很多。由于当时规定各县县长兼任各县税务局副局长，这些县长又多由汉族人员充当，他们的高收入及其变相的贪赃枉法引起了当地民族县长和民众的不满。为了严肃财政纪律，消除这种弊端，理顺各方关系，毛泽民决定各县税务局长统由财政厅委派。他一再告诫他们，要尊重当地民族县长，和衷共济，完成收入计划。全部取消提成惯例，考虑到会影响收入，毛泽民采用逐年降低提成的办法，避免一刀切。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7）
盛世才掌权初期，地主们虽然占有很多亩地，但每年缴纳的田赋很少。因为他们的地亩常化整为零，分租于贫农，立约言定，按四六分成，地主占四成，租地人占六成，但种子、差徭、赋税，地主不管。租户每年虽得六成，除留种子和缴纳赋粮外，还带应付差徭，信仰*教的农民还按本人全年收入缴纳1/40的“乌守扎卡提”宗教粮，因而每年所余粮食，不足糊口，难以度生。占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不纳粮，不应差，一切都加在贫农身上。根据毛泽民颁布的税收条例，各县税务局同县政府一起组织群众，将全县巴依的土地、资产进行复查，核定纳税量，按规定征税。这样核定征税，既杜绝了偷税漏税现象，又改变了税收混乱局面。
毛泽民经常强调，理财要有全局眼光，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蛋；要蓄水养鱼，养鸡生蛋。收入有了来源，支出才有保证。毛泽民认真实施经济计划，亲自担任新疆二期三年建设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组组长。在财政金融日趋巩固下，新疆经济建设得到空前发展。他在新疆留下了感人的业绩，仅以农业为例：减免农业税，指导奖励牧民从事农业生产，使全疆开始在较大块土地上耕作。全疆开垦荒地5392488亩，单以和田为例，两年开荒达153019亩。水利兴建也颇普遍，迪化红雁池水库修建，麦盖提县引玉河水大渠完成，伊犁裕民渠河槽及渡水槽的增设，博格达山水利勘察的成功，修缮长90公里深宽3米至9米的伊犁皇渠，修缮长30公里深宽1米至3米的焉耆乌拉斯台渠。此外，棉种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扑灭，新式农具与农机的推广使用，均获得成就。为发展农业，银行逐年增加贷款，并调整贷款项目。1938年发放贷款40万元，贷籽种3万石；1939年发放农业贷款47．5万元，贷籽种4．1万石；就在这两年，财政厅还拨专款从苏联购买了各种农机用具2万多件。1940年对农业的贷款总数达百万元，各类籽种6．9万石，并免息给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农民团体优良棉种30吨。1941年春耕农机及特种农作物贷款总数达250万余元。
毛泽民站得很高，新疆财政和新疆建设就像他面前的一帧米白色宣纸，他挥毫泼墨，酣畅淋漓地描绘……
“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
毛泽民身任厅长要职，但生活朴素，冰雪节操。他任厅长时沉稳内敛的目光和不动声色而又极具张力的自信，令人每时每刻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他与朱旦华的婚礼，在督办公署西大楼举行。盛世才送了一幅红色缎幛，上写：“组织新家庭，建设新新疆”十个大字。督办公署外事处处长王宝乾代表盛世才讲话。新房陈设，除了书架、写字台和四把苏式椅子外，别无他物。床上铺盖仍用新人自己原有的被褥，连件新衣也未添置。很多同志和朋友到他家里贺喜，但因房屋狭窄，客人随来随走，只有陈潭秋、徐梦秋、茅盾、张仲实等坐得久一些。婚礼虽然热闹但极为简单，也无喜宴，只是在鸿春园买了点菜，简单招待。
婚礼之后，财政厅主任秘书张远凤对会计科科长刘德贺说：“我打算找个炊事员给他俩做饭。另外，由于厅长的住宅距财政厅较远，打算让办公室工友张德胜老头每天到他家里，照顾一下炉火或代为购买日用主副食品等，你看如何？”刘德胜自然同意，他也觉得两人每天都在紧张地工作，甚至晚上还要开会，哪有时间搞家务。他俩把这个意见向毛泽民提出。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8）
“不行，不行，我们各厅预算，并未给厅长规定一个炊事员和工友。今天由我开端，那如何能行？”
“即使炊事员不要，每天采买以及一些杂务，你们没有时间，迪化市又没有夜市，你们下班后到哪里买去？张老头是你办公室里的人，他也同意，又不需要多开支，难道还不行吗？”
这样，才使毛泽民点了头。他和朱旦华总是自己动手做饭，饮食也极为简单。他从到财政厅直至离开，未缝一件新衣，总是穿那套毛布西服和外衣。
毛泽民工作，一度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有时朱旦华半夜醒来，仍见灯光摇曳不灭，他还在挑灯伏案，埋头工作，常常是一边咳嗽一边批阅文件。他夜以继日超强度的工作，使新疆财政起死回生，自己的气管炎却更严重了。他仍不辞辛劳，带病卧床叫来部属，当面指示和督促工作。有位科长，在一次出差回来的路上，由于道路崎岖，又逢大雨滂沱，发生了严重的翻车事件。消息传来，正是半夜三更，毛泽民不顾重病缠身，冒着大雨，摸黑赶到现场。大家看他咳嗽吐血，仍全身心投入工作，无不深受感动，口服心服，热泪盈眶，自觉主动地完成各项任务。总务科长，感到厅长公务繁重，身体不好，伙食简单，花钱买了几斤好肉，让他改善生活。他对这位科长说：“我的生活很好，不需要特殊照顾。你这样搞，不符合清廉政策！”并让把肉退还了。
由于过分劳累，病情加重，毛泽民不得不于1939年5月到苏联治病。工友张德胜老人对毛泽民感情很深，日夜盼望厅长早日病愈归来。当毛泽民返回迪化时，张德胜欢喜极了，激动地说：“我到底又看到你了！”他经常赞叹地对别人讲，“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厅长！”
毛泽民到苏联疗养返回新疆后，还有些后遗症，有时感觉腹痛，经盛世才同意，在迪化东郊的水磨沟休养。他住在水磨沟清凉亭上，做饭需要一个火炉。张远凤主张买个石油炉子，由财政厅开支。毛泽民不同意：“我个人休养，为什么让公家买炉子呢？”刘德贺家有个石油炉子，拿出让他使用，他才接受了。
从延安来的财政厅秘书郑亦胜到哈密出差，返回时乘坐飞机。郑知道毛泽民身体不好，特意从哈密带来一桶活鳝鱼送给他。毛泽民收下后对刘德贺几个人说：“今天你们下班后，都来水磨沟，我给你们做鳝鱼吃。”下班之后，几个人乘车一同来到清凉亭。
清凉亭四周，郁郁葱葱，青青翠翠，气蕴温馨而恬静。毛泽民和朱旦华加上来客一共七个人，大家动手共同享受了一次鳝鱼风味。因为只有一个石油炉子，又要做饭又要做汤，大家很晚才吃完回家。第二天早上，盛世才下了一道手谕说，不准毛泽民在水磨沟养病，要他立刻回来，在城内另找适当地方。为了让毛泽民很好养病，刘德贺等到处看房子，只有刘家花园较好，但吃水困难，而且地方偏僻，安全也有问题。毛泽民不让他们找房，决定一边在家养病，一边仍带病办公。
1941年7月30日，吃鳝鱼的时间过去还不到一个月。盛世才以毛泽民有病，财政厅工作繁重为借口，将毛泽民调离财政厅，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以银行行长藏谷峰兼财政厅代厅长。据说，盛世才接到密报，说毛泽民和几个人在水磨沟开秘密会议，所以做出如上决定。
《西路军》 毛泽民任代厅长（9）
暂缓在新疆使用法币
抗战时期，苏联支持中国，通过新疆霍尔果斯至哈密国际运输线上，向内地运送物资。运费先由新疆垫付，然后由南京政府按期拨付法币。起初，新疆使用旧币（以两为单位），币值法币较高，但在改用以元为单位的新币后（新币一元换旧币2000两）币值又比法币高得多。加之法币大量发行，币值日有跌落，而拨来的法币新疆尚未通用，只好在西安、兰州一带套购物资，运回新疆。陕西、甘肃两省认为这样影响了他们的物价，因此电告蒋介石，请求加以制止。另外，新疆伊犁航空教导队，系苏联为中国培训航空人员而设，许多航空员觉得新疆货多价格又便宜，便想从中捞些油水。他们因新疆不用法币，就从内地捎带美国纸烟，以新币销售，再套购物资，牟取暴利。新疆当局发现这种情况后，就一面提高烟的统税，一面对新来或回去的航空员在新疆境内使用的新币额作出规定。在规定限额内，可用法币一元兑换新币一元，超出此数概不兑换。这样，就限制了航空员的套购，因而航空员大为不满，跑到内地说什么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用法币，法币是国币，应该通用于全国，新疆为什么闹独立而例外？后来，蒋介石来电指示：新疆是中国领土，为了顾全大局，新疆应通用法币，并将通用日期电告中央等等。
盛世才接到电报后，将原电交毛泽民、藏谷峰两人核议。
藏谷峰对毛泽民说：“我一点办法也没有，还是我执笔，你定调子，看这出戏如何唱法？”
毛泽民考虑后说：“我的意见：一、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都不识汉字，尤其是农民及边远牧民，更不懂汉字，因此新疆币票面印有维、蒙各族文字。而法币上全是汉字，票面又多种多样，少数民族不易识别，一些人难免从中捣鬼，不但人民易遭受损失，市场也容易乱。同时，若帝国主义者伪造法币，鱼目混珠，则贻害更不堪设想。二、目前情况，新疆币值比较稳定，而法币币值一再毛荒，新疆若使用法币，则新疆新币也必将受到影响，或发生毛荒，或影响币值，按比率计算将使新疆财政金融遭受很大困难。这种情况，对中央无所裨益，对新疆更加不利。又如新疆新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买到苏方货物，若使用法币则失去这种便利。三、新疆垫付运费，一切垫付和过去多次代中央向苏方购买汽油和飞机油，其中有用土产换的也有用新币买的，但在中央还垫款时一律拨发法币，虽然两种币值有着差距，但为顾全大局，新疆仍是勉为其难，承担损失。新疆仅有400万人口，若在币值上再受到更大压力，实在无法承担。四、今后，新疆一律改用法币，固然属于统一币制或改革币制问题，但若使用法币后，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全疆收支预决算必将出现大量赤字，中央是否能为弥补？根据以上理由，我们的意见是，暂仍维持现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