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证。天山本身就是一篇长卷史诗，越过时间的长河，屹立在天地间。天山的雄伟壮丽，素来为古人所称道，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曾赋诗：“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是御沟花。”
天山山高路险，坡陡弯急。汽车沿悬崖陡壁吃力地盘旋而上。在山脚时，人人感到闷热，敞胸露怀；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将近山顶寒风习习。山上山下，恍若两个季节。天山北麓是缓坡阔远的大平原。成群的羊群、马群和牛群，悠闲地在嫩绿的草地上游荡着。雪山、草地衬托下的各色畜群，就像绣在缎面上的彩色图案。沿途见到的男男女女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戴着缀满花色的小帽，姑娘们梳着十几条小辫，都操着民族语言。
车队在迪化东南20余里的红雁池停了下来，等到暮色徐徐降临大地，才趁天黑驶进市区，驶进正在修建中的西河坝纺织厂。
将士们住下后，一个使人转不过弯来的问题摆在面前。
陈云把团以上干部集合起来，说：“盛世才虽然对我党友好，对南京政府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但他是新疆的边防督办，也不公然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翻脸。因此，他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市安置，但不愿意让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这样，我们就不便佩戴红色帽徽领章，需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来掩护身份，适应新疆特定的政治环境。”
河西血战已载入史册，新的历史篇章开始了。但是，往事不是风，不会一吹就散。那些浴血鏖战的撼天巨浪过后，千万朵带血的感情的浪花，依然沉重的留在指战员心里。陈云讲解的道理大家明白，但回去一传达，多数人情绪上接受不了。在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西征河西中，不就是穿这种军服的人，想置我们于死地吗？大家把盛世才派人送来的军服堆在一旁，执拗地不穿。
陈云耐心动员，反复讲明道理。将士们终于怀着惜别的心情把红领章、红帽徽和旧军服洗得干干净净珍藏起来，换上了盛世才军队的服装。这种军服上衣四个口袋在外、短领，下身是马裤、短靴，其布料都是苏联援助的。
西路军左支队悄悄进驻迪化，对外称“新兵营”。两天之后，盛世才在督署东花园贵宾室接见红军领导人，也采取秘密方式。红军将领未走督署正门，而是从旁门进入，由陈培生把陈云、李先念、程世才等迎入东花园会客厅。
这期间，又有近百名突围时被打散的西路军指战员由星星峡来到迪化。人多院小住不下，陈云商请盛世才在迪化东门外，为进疆的指战员腾出一座有四五个相邻的院子和一个大操场的营房。营房背靠城墙，面对雪光闪烁的天山，西边紧挨着盛世才的装甲大队，东边斜对门是盛的特务团，再过去是盛的军官学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1）
新兵营大门搬到新营区之后，开始组织整顿。左支队走出祁连山时清点人数，全队903人，经安西一仗至此仅剩400余人了。陈云、滕代远和李卓然、李先念等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商量后，把400多人编制成4个建制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排，每个排辖3个班，每班10人左右，上设总队部统一领导。由于进疆的干部比较多，编4个大队后，还多出60多名连、营、团职干部。陈云决定将这些干部集中一起，编成干部队，由他直接领导。
进疆部队中还有十几名军师领导干部，按陈云意见暂住总队部学习、休养，等候党中央安排。他们是：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特；
红五军政委黄超；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原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静观；
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干部在新兵营宿舍门前合影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局长郭天民；
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
对于整个新疆来说，这些天只是个普通平凡没有出现任何奇迹的日子，但是，对于西路军左支队将士，却意味着新的战斗生活的诞生和开始。
接应西路军者谈
滕代远——
1936年，因接应红四方面军我去了新疆和邓发接头，到约定地方未见到邓发，就回苏联了。
1936年，中央指示我们，西路军损失惨重，应想法组织起来，整顿一下找个出路。当时决定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还有我、冯铉、段子俊、李春田，赴新迎接西路军。我们未走之前，见过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两次，向他们反映红军长征情况。他们问要什么，我们提出西路军进疆缺弹药等。他们表示要大力帮助，有90辆坦克，90门大炮，让我们看。我们很高兴，想接到西路军后搞开一个局面。
我们到边境后，恰遇“双十二”事变，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我们停下来等候指示。陈云同志流鼻血很厉害，就用飞机送到阿拉木图治疗。我们住在边防军一个营长家，他有妻子、母亲、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正值冬天，常下雪。没书读，只有俄文报，让冯铉给我们读读；也没事干，很寂寞，就打扑克。后来接到指示，和陈云同志一同出发去迪化。盛世才派了一个顾问，给了一辆汽车，给我们每人一件牛皮大衣，穿在外面，羊皮大衣穿在里面。我们到了迪化，盛表示欢迎。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宋侃夫等同志已到星星峡一带，我们才知道西路军只有几百人了。苏联给了那么多东西不好要，要了也拿不了。和盛谈到西路军入疆，对外叫新兵营，在新疆训练干部，学飞机、炮兵、无线电等。盛同意，派了一个顾问（苏籍）同我们一起，还派了汽车，一个团（团或营记不清了）去迎接。盛的顾问提出要我们放下枪，以免出事。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盛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那时盛对我们是又怕又爱，怕是怕我们干了他，坐不稳；爱是想和我们拉关系，表示亲苏亲共。
1937年5月，西路军由星星峡到达迪化。新兵营住在东门外一带，我们也住在新兵营，和盛接头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我们按营、连、排把新兵营组织了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政治、飞机、炮兵、无线电。我们着重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不少人要去莫斯科学习，我们说服先在此训练一下再去。同志们思想很复杂，陈云同志很耐心，做了不少工作。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2）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同志来新，公开担任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我们争取援助，盛给了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周初来时，盛曾问我们：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周恩来？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陈云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泽民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泽民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新兵营旧址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陈云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陈云、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陈云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