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 第1部分

《丁玲在北大荒》内容简介
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从此一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12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在寒荒地带，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纯朴群众的友情关爱，也受尽奚落歧视，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但她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锋刺骨的环境下熬炼，最终和北大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
　　本书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笑枫根据采访陈明等人，并深入北大荒实地访问后写成的一部纪实报告，真实再现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经历。同时附有丁玲、陈明等回顾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内心世界的一个难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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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北大荒》目录
我的自传/1
　　序/3
　　题记/7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1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10
　　“向左村”/26
　　陈明向到来的丁玲描述：汽车在一米多深的雪中碾开一条道，就像在原始的冰山雪谷中行走。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人，几天就在亘古荒原上亲手搭起了马架棚子。
　　王震将军向“右派”们训话：一个人右了，怕什么？还可以变左嘛！你们这个新居民点就取名叫“向左村”。
　　农场来了“大右派”/33
　　垦区领导和丁玲商量：是不是到一个条件好些的农场去？她回答：“我是来参加开发北大荒劳动的，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陈明被分配到二队种菜，丁玲在鸡排养鸡。
　　北大荒人说：老丁在我们这里，不仅是养鸡能手，而且是不是党员的党员。1961年，陈明摘了“帽子”，没有她；1962年摘帽又没有她，先进也不能评。老丁这样的人，为什么改造个没完呢？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46
　　###发调令，让丁玲回北京来。她给作协党组写信说：中央的精神，还是鼓励作家到基层去，我已经在下面了，我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锻炼。丁玲积极在农场帮助扫盲，办黑板报，在田头地边进行宣传鼓动，把延安的革命传统带到了北大荒。
　　纤笔一枝谁与似/53
　　她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她对北大荒人说：你们生活在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中，周围都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业绩，应该写出来。
　　她在北大荒12年，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其中保留下来的是一篇替别人写的家史。　　　
　　在宝泉岭农场/61
　　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中学生揪斗丁玲。那些向丁玲学写作的人，被作为“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受到批斗。但北大荒人在暗中保护她。农场家属揪着孩子们的耳朵说：你再跟着喊打倒丁玲，就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陈明偷偷传过来的纸条、火柴盒、苞米叶上短短的几句话，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一天深夜，她被脱光搜查，那些特殊书简都被销毁了。
　　1970年，丁玲和陈明被捕，离开了北大荒，押往秦城监狱。
　　附：三访汤原/73
　　附：追叙夜审丁玲/90
　　附：记入狱/96
　　重返北大荒/103
　　那些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北大荒人怎么样了？丁玲怀念他们。
　　“老丁回来了！”
　　丁玲和陈明走进场部附近的桦树林，那里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坟包，长眠着当年和他俩一起垦荒的老朋友。他俩希望在桦树林里给他们留个地方，要永远留在北大荒。
　　归来华发苍颜/120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永不消逝的活力/123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最后一篇作品/14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147
　　瞿秋白曾评论丁玲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自己理解这个评论：我正是这样的，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86年3月，一面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覆盖在丁玲身上。
　　附：我怀念她/153
　　附：风雪人间/199
　　跋/249
　　再版后记/253
　　

丁玲：我的自传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1904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1930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1936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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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