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在一旁插话说：在延安抗大时，每逢开会，都有拉拉队，“来一个，要不要”此起彼落，歌声震天，气氛热烈极了。
丁玲首先带头，在畜牧队排完了《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还排演了《刘三姐》。场部排演《三世仇》，就把丁玲、陈明找来当导演。老丁的住处离场部有三里多地。冬天农闲季节，下午四点就黑天，在零下30多度的冰雪荒原里，若遇上“大烟泡”，风雪扑面，刮得人睁不开眼。北大荒人每天都亲眼看到：丁玲老俩口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提前来到场部俱乐部。每天排完戏，都是深夜十一二点了。老丁紧紧地裹件大棉猴，带上大口罩，老俩口互相扶着，踏着吱吱作响的冰冻的雪地，走回自己的住处。每天如此，风雪无阻。
农场一下活跃起来了，每逢开会，党委书记上台带头指挥大唱革命歌曲，台下“再来一个，要不要”的喊声振天。热烈的气氛，把人们的感情，带到了烽火连天的革命斗争年代中去了。他们排演的《三世仇》、《刘三姐》等话剧歌剧，被邀请到各农场巡回演出。汤原县开党代会，还请他们去演了几场。
农场有个小青年，姓吴，不满17岁。他看了《三世仇》后说了一句：“旧社会的地主有这么厉害吗？”恰好这时《农垦报》的记者来了解农场开展文化活动的情况，听到小吴这句活，就要反映到编辑部去，要在《农垦报》上展开批判。丁玲听说后，特地找到这位记者，说：“小吴是个孩子，他长在新社会，也不知道旧社会地主是什么洋，是个认识问题，帮他提高认识就可以了。要在报纸上展开批判，他挨了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后，丁玲又特意找小吴：“你没经过旧社会，四川的《收租院》你看了吧？那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那地主不比《三世仇》里的‘活剥皮’厉害多了？”
春播、秋收大忙季节，老丁更忙了。她帮着工会组织文艺小分队，到田边地头演出。她就像战争时期的宣传鼓动员一样，看到谁干得好，干得快，她就给文艺宣传员编一段，在田间地头唱起来了。那时农场处在初创时期，没有钱买乐器，只有一把胡琴，老调填新词，上嘴就唱，宣传起连队的好人好事来。大伙一听，干的劲头更欢了。丁玲、陈明老俩口，就像在延安时期一样，经常一大早，就背个背包下连队，放下背包，就掏出小本本采访记录这个连队的新人新事，收集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王俊芬回忆说：“陈明在生产队办的黑板报，取名《农业尖兵》。老丁在畜牧队办的黑板报，不取名，什么季节，畜牧队有什么任务，她就在黑板报上宣传什么。”
一年冬天，小鸡饲料中缺乏叶绿素，这样开春小鸡容易得“白饥病”。鸡排的姑娘，都拎着篮子到野外去为小鸡挖野菜，老丁也跟着去了。北大荒的春天来得迟，而且多雨，天空几片乌云飘过来，说下雨就下雨，老丁那天正碰上一场大雨，淋成个落汤鸡。她回来之后，第二天就写出了一大板黑板报，两行醒目的大标题是“大家都来挖野菜，母鸡下蛋接着来”。下文就一段一段地表扬这天挖野菜谁挖得多，谁干得最好。
有天大伙早下工了，王俊芬吃完晚饭回鸡排一看，老丁还趴在那里写黑板报。她说：“大娘，人家都吃过晚饭了，你还不回家？”老丁忙得都顾不得抬头看她一眼，只说：“这是我的工作，工作没干完，怎么下班呢！”畜牧队的黑板报，每周要换两三次，收集材料、画、写，全是老丁一个人包了。
沉到人民中的这位坚贞的人民作家，把精神上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她凭着一个北大荒垦荒战士的激情，一颗赤诚的童心，紧紧和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豪迈事业熔化在一起了。
董世钧是农场的工会干部，也是上甘岭英雄部队的通迅营的排长，他回忆丁玲时说：老丁带头办黑板报，鼓舞干劲，各个生产队，都掀起了办黑板报的热潮。农场工会决定举办一次全农场的黑板报比赛。老丁和老陈，都精心地编排了一块黑板报。老丁的黑板报，用的是一张炕席，四周用木条钉个框框，上面糊上纸。她自己画报头，自己写诗歌，写畜牧队、养鸡排的先进人物，她还画些插图，配在黑板报上。黑板报编排好，她和老陈俩人，抬着送到农场工会。那天下午天气还挺好，黑板报就顺墙放在大院里。睡到半夜，老丁被一阵狂风刮醒，她想起黑板报还放在大院外面，立刻从炕上翻身起来穿上衣服，喊醒陈明：“外面起风了，黑板报还放在露天地上，快到场部去把黑板报抬进屋里。”老俩口摸着黑，顶着风，快步赶了三里多路来到场部大院，进院就动手把黑板报抬进场部屋里。老俩口刚走出大院，一束刺眼的手电筒光朝陈明眼前射来，随即传来厉声查问：“谁？”
陈明被照得睁不开眼，还以为是打更的闹着玩，“是我，你没看到吗？”
巡逻的人背着大枪，走近一看，毫不客气地厉声说：“原来是你们两个！半夜三更的，跑进场部搞什么鬼来啦？”陈明一听，一股火气冲上心头，也厉声说：“你没见快下雨了，黑板报不赶快抬进屋去，淋坏了怎么比赛？”背枪的“哼”了一声，说：“你们这号人还有这副好肠子？”
丁玲站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是刚刚摸黑急着赶来的。你不信，去摸摸我炕上的被窝，被窝还温着呢！”
背枪的人不容分说：“走，跟我到派出所去。”
第二天，农场公安局局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鲁莽的青年人，亲自到丁玲家道歉。陈明憋着满肚子的火还没消。正要开口，丁玲接过话头说：“公安局长都亲自来了，误解澄清了，就好嘛！”
丁玲本来患有脊椎骨质增生，这时去医院检查，发现整个脊椎骨质都增生了。她写黑板报，腰弯久了，痛得都伸不直。她还患有气管炎，天一冷，就犯病，在农场排戏那一个多月，天天深夜回来，咳嗽不止，睡不了觉，就坐在炕上咳。那时农场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每晚回来，陈明就用偏方给老丁治病：用香油煎一个荷包蛋，蛋煎得老老的，不用盐，吃下去，能睡两个小时。药劲一过，就只好披上棉袄，裹着棉被，坐在炕上一直咳到天亮。……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纤笔一枝谁与似（1）
她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她对北大荒人说：你们生活在丰富的创作源泉之中，周围都是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英雄。这些英雄的业绩，应该写出来。
她在北大荒12年，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其中保留下来的是一篇替别人写的家史。
转业来到农场的李亚铎，原是部队的文化教员，现在八队当农工，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洪宣娇》，特地赶到畜牧队来向老丁、老陈请教。丁玲看了，恳切地对他说：“你现在写这样大部头的剧本，条件还不具备。你要写好《洪宣娇》，人物要站得起来，你得要坐下来研究多少历史资料，这些历史你都不熟悉。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剧本放一放，先写你熟悉的生活。你不也是从上甘岭来的吗？”
李亚铎答道：“是呀！我在上甘岭坑道里，战斗过17个昼夜。”
丁玲高兴地说：“上甘岭的英雄部队，放下手中枪，拿起锄头镰刀来开发建设北大荒，难能可贵，应该歌颂的人和事很多，建议你把平时爱写些东西的人，组织起来，写北大荒。写你们最熟悉的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丰富生活。”
李亚铎当即找到娄芹、罗平伟、郭硕基、老耿等七八个来自上甘岭部队的爱好文艺的战士，和丁玲商议写北大荒的事。
郭硕基苦恼地望着老丁，说：“你叫我们写，写啥呢？我们来到北大荒，刚来住马架棚子，开春就翻地种大豆，没有机器，就用手拿根木棍，在拖拉机翻出的垡片上用手点播。春去冬来，这两年都是这样，地没锄完，就麦收了，生活太平淡无奇了。”
丁玲怀着对北大荒生活的深深激情说：“你们从上甘岭来到北大荒，披荆斩棘，开发荒原，干的不就是翻天覆地的事业吗？”接着，她对老郭谈起延安，谈起当年开发南泥湾。她语重心长地说：“当年王震同志率领359旅在南泥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伟大之处在于使边区根据地自给自足，粉碎敌人的封锁。现在回过头来看，南泥湾就了不起。你应该站得更高些，把建设北大荒的事业写出来，下一代就能看出它的伟大。”
老丁又找到老耿说：“在长征时，黄镇同志会画几笔画，就用画搞宣传鼓动。他画了许多画，画长征途中的红军英雄人物、红军的英雄事迹。当时一路行军打仗随画随丢。长征过后多少年了，每找到一张黄镇同志当年长征途中的画，都感到亲切、珍贵。你们现在写北大荒的艰苦创业，等许多年后，再看看你们写的北大荒，才珍贵哩！”
丁玲充满感情地说：“你们现在生活在创作的源泉之中，英雄都在你们周围，从上甘岭到北大荒，你们每天都在一起并肩战斗，并肩建设社会主义，生活太丰富了。”
在丁玲的鼓励和指导下，罗平写了《一张没有发出的奖状》，娄芹写了《战友》，李亚铎写了《15块钱的皮革厂》，丁玲到北大荒第一个认识的“青年诗人”王金宝，用“柯红”的笔名写的一部长诗，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亚铎对老丁说：“你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这本书我读了几遍，写得真好！”
丁玲笑了，她说：“这本书是群众干出来，不是我写出来的。不深入生活，不熟悉群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能坐在屋里写出来吗？”
老丁除了为这些喜爱写作的年轻人看稿、改稿外，她在每周出版两三次的黑板报上，亲自动笔，写了孵化室的山东姑娘孙素英，写了鸭排的养鸭能手徐婉云，还写了一篇散文《放鸭归来》。她还为农场许多苦大仇深的家属，写了家史。汤原农场一分场畜牧一队饲养员任广荣，老家在河南。她爹弟兄几个，只有半亩她。她从小就是背在娘背上，沿村讨饭长大的。丁玲含着泪，为她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生活回忆》的家史，署名“任广荣”，发表在1961年1月12日的《合江农垦》报上。农场宣传部副部长郭硕基说：“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老丁在北大荒12年，为北大荒人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就剩下这一篇家史了。”
现在看来，丁玲在北大荒为任广荣写的这篇家史，已经成了珍贵史料，我觉得应该全文转载在此：
我的生活回忆 。。
纤笔一枝谁与似（2）
汤原一分场畜牧一队饲养员 任广荣
我的年龄不算大，今年才20岁，但我在解放以前受到的折磨却实在不少，尽管那时候我很小，可是印象很深，一件件都记得很清楚，思想起来，总不由得心里十分难过，压不住一阵阵伤心，仇恨象火一样在燃烧。
我是河南人，我爹弟兄几个都是好劳力，可是我们家只有半亩地。1940年，我们那里遭了灾荒，全家没有吃的，我爹只好带着我奶奶、我娘和我出外逃荒，流落在离我家200里地的一个村子上，我爹替人打短工，糊住他自己，有时还能换个一二升粮食回家。我娘想找活做，没有人要，只好背着我，扶着奶奶沿村乞讨，讨上一点豆皮糠屑，三个人混上一顿，有时一天一点也吃下上。刚去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东倒西歪，还勉强遮得住风雨，后来我奶奶病了，村子上人说是伤寒，要传染，就把我们赶了出来。我爹带着我们，背着病重的奶奶，站在村外野地里。这时天高地阔，远近白茫茫一片，秋风一阵阵卷起落叶，凉嗖嗖地打在我们身上，走吧，哪里是路？住吧，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后来，我们就在河边的沙滩上盖了一个小茅篷，一家四口紧紧地挤在里边。通夜通夜听河水拍打着荒滩，野狗一阵阵叫唤，我紧紧贴在娘的怀里，真是说不出的害怕。
后来，奶奶病好了，我们老小三口仍旧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讨吃。每到一个村，狗一咬，我就吓哭了。奶奶又走不动，我俩就相偎着坐在村外地上，我娘就一个人进村去，有时也把我牵着，或者抱着带去，有钱人家的孩子们总喜欢打我，他们家大人教他们：“打，打那个穷孩子，把她们打走！”狗也不喜欢我们，老围着我们咬。我常常不肯跟着我娘，怕讨饭，怕人，怕狗，我娘就说：“去吧？不去讨你吃什么呢？”我有时撒赖，不去。娘也舍不得打我骂我，就只抱着我流眼泪，我一看见娘伤心，就又乖乖地跟着她了。常常一天走三四十里，又累又饿，到头来还讨不到够一顿吃的。
我那时只常常盼爹回家来，爹要是换上一二升粮食，全家就能吃上一顿窝窝头，那就是我们过年了。可是我爹换来的粮食总是太少，他常常起早贪黑在外边拾粪，好容易拾得一车，推到地主家去，只能换得一二升粮食。我四五岁时，也总是到处找粪，看见粪就象看见金子，因为它可以换粮食，尽管少，却可以填填肚子呵！
我们流落在那里一共七年，奶奶死了，用几块板钉起来放在野地里。那时听说家里年成好些，爹又带着我们回了老家。他在一个地主家扛长活，年头累到年尾，也顾不住我们，我们还得讨着吃。
1949年我们那里解放了，有一天我母亲正准备出门讨饭去，我伯父走来说：“不要去讨了，今天到地主家去分粮食，我现在是农会会长了。”我娘不相信，说：“真有这事么？”伯父说：“真的，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帮助我们穷人闹翻身咧。”伯父走后，我娘和我欢喜得不知怎样是好，满屋子找，找不到一个布袋，找不到一个可以盛粮食的家什。还是到姑姑家借了两条毛巾缝起来，分回来了几升粮食。过年前又分到一次粮，还分到了钱，我娘舍不得买肉吃，给我做了一件花布衣，这是我生下来头一回穿新衣服。我时时去摸它，看它，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到的呵！
土改时，我娘在大会上诉苦，哭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