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雯和雷颇觉光荣。
毕业一年后，他俩结婚，又过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女儿。
雯拿着国家的薪水，养孩子，上班是副业，带女儿是主业，她所在的单位，是行业管理协会，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工作。
上班无非是给领导送送简报，归类行业动态，行业新闻，能后就是喝喝开水，看看报。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有一点点不满足，这点不满足，让她没敢丢了自己的专长———画画，设计，她每天坚持两小时。
业余时间，她也给北京的一些较熟悉的服装企业设计款式，增加一些收入。收入不错，但她心中仍然有些不开心，不知为什么，她就是高兴不起来。
忙一点的时间，是每年一度的国际服装节，他们是主办单位之一，负责后勤，组织。
这种时候，站在台下的她，看着台上的一场场盛大、眩目的服装秀，特别是当每一场秀后，看到一个个携着模特的手，在热烈的掌声中，众人敬慕的目光中，闪亮登场被众星捧月拥戴而出的设计师，心中总是异常兴奋，心驰神往。
看着那些人的成功，就象她自己成功一样。
这种兴奋，就连她结婚生孩子也没能感觉到。
她知道，这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为某种事业而生的，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的，只有把那个生命中的事业做到自己能力的最高点，她才会有释放的轻松，自在惬意。当她有一天，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后，心中不免骤然，怅然若失。
这几年，她在协会工作，直接连接企业、媒体、设计师，她看到了台前的风光、漂亮，更看到了台后、台下的真实。
知道一个设计师，要想出名，自己的灵气、创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得有人捧，身后要有强大的财力或势力支撑，不管是因为什么得到这样的财力、势力。或者，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抓住某次得奖机遇，特别擅长钻营、炒作，一举成名。
雯知道自己和雷都不是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她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除能帮着带孩子外，别的指望不上；靠别的企业财团来支持，也不可能。
一，她不是单身，老板不会对她额外关照，他们是为爱而结婚的，她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关照；二，他们不是名设计师，没有老板用来炒作品牌的价值；同时，他们也不是那种特能抓住机会折腾，爱抛头露面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大学时，他们俩人都在全国比赛中得过奖，早把自己炒热了。
踩在得失的天平上（2）
一般情况下，雯是一个沉静的人，也许是多年画画养成的习性，不太喜欢太热闹、人多的场面，这是成名的大忌。
但雯在明了这些后，心中还是说服不了自己就此在服装协会这个位置上终老一生，寂寂无闻。
一句话，不甘心。她想到，要提高自己在时装界的地位，只剩一条路，出国留学，拿个外国文凭，最好，能再拿个什么奖。
孩子五岁的时候，她终于赚够了去日本留学的学费，也申请到了东京大学接纳她，之所以去日本，是因为她英文不好，听说，日文不会说，还可以用写汉字来交流，这样，她想她的进入会快点。
她丈夫支持她去，他对现有的生活，也早已不满意，进出口企业的工作，开阔了他的眼界，大宗的、巨额的买卖也撑大了他的胃口，他明白了什么叫有钱，什么叫大买卖，他早已不满足一个业务员的位子，他也在积极申请出国深造。
那时，他们还年轻，还不知道分离对于年轻夫妻的感情意味着什么，他们对自己的感情很自信，从来没有设想过，还有另外的可能。他们在一起生活，就象每天存在于空气中一样自然而然。
孩子虽然舍不得，但交给自己的父母带，还是放心的。半年内，夫妇俩先后出国，雯到了东京，雷到了美国，他放弃了服装设计，转学企业管理。
雯到了东京帝国大学后，她的服装设计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倒是她的中国重彩工笔画，让她的指导老师耀大为惊喜。
耀是日本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出资让雯租了一间画室，潜心作画一年，不用为挣生活费，学费去打工。
他说，粗砺、艰辛的劳动，会磨灭一个艺术人最宝贵的灵性，会毁掉一个女人的美好，他不要她这样，他要保护她。
这一年，她潜心作画，观摩，学习，日子过的新鲜充实。
耀运用他在日本的关系和影响，为她在画廊举办了一个画展，请来了日本各大新闻媒体和各界名人来捧场，她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她的重彩工笔画，沉静而又艳丽，典雅而又张扬，精致而又空灵，象一个女人围裹在华丽丝缎下蓬勃怒放的青春，那种被压抑的美好生命的激情勃发，打动了每一个观看它的人。她的画价一天比一天高，大大小小的媒体，争相报道。她一夜成名。
不久，她用卖画的钱，开了一间陶艺工作室，有了一间自己的制作工坊，这在地价高昂的东京，是非常难得的，她是幸运的。
她不但在离井背乡的留学生中是幸运的，就是本土的日本人，做到这样，也算是幸运的。
她喜欢陶艺，是因为她有无穷无尽的想象，经她的手，能把那些沉寂的泥巴，变化出一个又一个永恒的、意韵深长、惟美的瞬间，创造出意象万千的姿态，带给她诸多的喜悦。
她拜名师学做了一年的陶艺，一边观摩新的技法，一边自己创作。两年后，她的陶艺展，再次引起轰动。
她的陶艺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画。象处子般清新、婉约、曼妙、优美，隐隐泛着圣洁的光辉。每一个看见它的人，心象被泉水洗过一样，瞬间变得纯净、清新。只能远远的看着它，不忍走近它，触摸它。
她的每一样瓷器、陶艺都被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被爱好者高价买走。
三年多一晃而过，她用卖画、卖陶艺的钱，供丈夫在美国上学、生活，供北京的孩子、父母、公婆的生活。
他们都过得不错，生活有了大的改善。
丈夫直到第三年，在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找到职位，才让她不要再寄钱。
在这三年两地分居的生活中，有一件事是他俩都回避，但又真实存在的，他在美国有了一个生活伴侣，她在日本也有了一个生活伴侣。
她的自然是耀，他的是一个从大陆去的留学生。
他俩从不在深夜给对方打电话，他们也从不去对方的国家探亲，只是在每年的寒暑假回北京度假。
踩在得失的天平上（3）
他们都是三十出头的，正当年的年轻人，长年累月没有性生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他们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心里都清楚，谁都不会放弃对方。这世上，他俩是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暂时的牺牲，是为了一辈子活的更好。
在他俩的爱恋中，他们都用尽了人生的激情，不可能再对第二个人，再产生那份兴奋热烈了。
耀在第一眼看见雯的时候，就在心里惊呼，这个女生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古典淑女。他要像保护一件艺术珍品一样珍藏她。
她的古典、优雅、纯净的青春风情，再度点燃了他生命和创作的激情。使他六十多岁业已干枯的创作生命和生理生命再度复苏。
他的投资回报率是奇高的。
六年后，雷已是国际上一家跨国集团的中国区总经理了。
他事业的发展，已比雯要好得多，舞台要大得多。雯再怎么做，也只是一个个体艺术家，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么能和雷的千军万马比？
雷要求雯回国，他们现在有条件在北京买大别墅，建一个漂亮的家，过上等人的日子了。
雯没有多少犹豫就回国了。
她和耀的关系，早已淡了，一个六十多的老人，不是她能喜欢的，甘心的，何况他还有老婆，自己的老公又那么优秀？
她在日本的艺术事业，也早已到头。
她有灵性、才情、独特的风格，但不可能成为大师之类，那种人在专业上是极端喜爱偏激的、疯狂的。她不是，她是一个很清醒、现实的，想活的好一点的人，艺术只是她喜欢的一个工作，一个适合她赚钱的工具，她永远不可能全情投入。
而且，在日本的中国人，很难申请到日籍，每四年，就要去签一次居留证，她很不喜欢这种做法，总不能做一辈子的临时客居之人吧。而且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女人，是不能带丈夫的。所以她决定回国，跟随老公。
耀送她到机场，分别时，只是轻轻抱她一抱，似乎没有丝毫的伤感，留恋，这是她万没想到的。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连电话也没有。以致让她怀疑，他早就想甩她，她已成为他的包袱。
这样的分别，让她有些伤感。毕竟这个男人三四年来日日与她相伴，自己生活、工作的一点一滴，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一点点教引她长大成人，帮助她走向成功之路。
其实不是，收藏艺术上品，是用来观赏、把玩的，作为一项投资，不需要永久占有，特别是在它的回报率，远远大于投资时，放手或转手，是一件很自然、轻松、不用多想的事。
回国后，看上去一切都好，她成了一个明星企业家CEO的令无数女性羡慕的神秘富有的太太，出入香车宝马，享受着荣华富贵。
但不久，有一件事，让她如鲠在喉，就是夜半铃响。
她接到过两次，一个开口即“哈罗”的女中音，她没有多问，即把电话交给了枕头边的他，他接过电话，看了她一眼，简短的说了两句，就是问好不好之类，即把电话挂了。
他没解释什么，两人一夜无话。
她不用问，就知道那个女人是他在美国的伴侣。
奇怪的是，接电话后，竟是她自己突突的心跳，有点怕，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她气自己没有理直气壮的责问他，仿佛自己不是他十年来明媒正娶，患难与共的妻子。
说什么呢？算起来，这个女人前后跟他的时间，也五六年了，并不比自己的少，能说什么呢？
她心里惟一硬气的是，当初是他先出轨的，男人总是比较容易冲动，耐不住寂寞，与其让他花钱去做那些高危险的事，不如让他找个相对固定的性伴，风险小，花钱少。
她什么都算到了，就是忘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几个字。
她听女友说，现在很多夫妻，为了保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不但分房、分床睡，家中还装两部电话，各用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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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在得失的天平上（4）
晚上，她把这当笑话讲给丈夫听，丈夫说，有这么多秘密，还有什么必要作夫妻。
她对他的态度很满意，似乎在告诉她，他没有什么隐瞒她的，他的心还是她的。但她还是又申请了一个号，以后，丈夫用的那部电话铃响，她不再接。
这样既显自己有涵养，又保护了自己的尊严。
但是，每一次，只要丈夫那部电话一响，她的心就会“突突”的跳。电话铃声在她脑中无限放大，充满了她的世界，而且无处不在，似乎她走到哪，跟到哪。
有的时候，坐在沙发中的她，会忽然惊跳起来，忽然之间，她又听到电话铃声在尖利的响，她知道，这叫幻听。
她奇怪自己，为什么在日本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乎过这个人，在乎过这个问题，回国后，俩人天天睡一张床上，她反而紧张起来了。
后来电话在一天，不再响起，她的第六感，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那个女人回国了，是他同意的。
他不是一个薄情人，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而现在，正是这长情、厚意伤害着她，这是多么悖论的事！
她来找他了，他和她在一起了，所有的画面，像冒着蓝红光的电烙铁一样清晰的印烙在她心里，吱吱啦啦作响。奇怪的是不疼，只是有一种缺氧，要被窒息的感觉，她常常要做深呼吸，来调整自己。
闷闷的，懒懒的，像要沉溺在水中。
丈夫，一星期中，总有那么几个晚上晚归至深夜，疲惫不堪，周末的休息，他也总有这样的应酬，那样的会晤，匆匆来去。
回国后，她原本要换国内车本，但她取消了这个想法，她告诉他，北京的交通太乱，她不敢开，这样，家里只买一辆车，周末，她陪女儿上业余补习班，她就可以让丈夫送，丈夫接，中午一起去餐厅吃饭。
雯现在竟然要如此用心来抓丈夫的时间，还有心。这是她回国前，做梦也不曾想过的。
她的第二个不开心是女儿，女儿由于交由爷爷奶奶带，一味的娇宠，又不知怎么疼才好，就不断地，毫无节制地给她吃，吃成了一个大胖儿童，特别是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垃圾食品，几乎天天不离。
回来后，雯天天给她减肥，如果减不下来，一个女孩长成这样，她的一生，已输了大半。对于女儿现在的样貌，当爹的虽然没说什么，但不满是明显的。
有时，雯竟然会想，他会不会和别的女人，再生一个啊！
回国后，画画、陶艺，又成了她的业余爱好，她在国内没什么名气，她的画、她的陶艺卖不出什么钱来，自然就没有心境去做、去画。
现在雯又成了服装设计师，只是只给一些高层次的人设计，这对她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她把它当作她的外事活动来经营。很快，她就在那些财势太太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气氛，和她的新贵丈夫的名位，相得益彰。
回国后，她没想到，东京最令她想念的，竟是随时可见，抬脚可进的咖啡馆，在那里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呆着。
回国的第二年，她回了一趟日本，耀到机场接她，见面时，给了她一个热烈而又亲切的满怀之抱，就象她昨天才走一样，这让她颇为欣慰和释然。
雯没住耀为她准备的公寓，而是借住在她以前的房东家，这样做，一是为了让丈夫放心，二是，她不是来和耀叙旧情的。她只想一个人静静，在日本到处走走看看，坐坐东京院街的咖啡馆。那里能为一个女人，提供一个独处的，不被人打搅的空间，不象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