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秒钟以后，总统走进李医生的办公室，并随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递给自己的私人助理。那是一个面容英俊的小伙子，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乔治·H。 W。 布什六尺三寸、比一般人都要高，眼睛清澈、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甚至在脱衣服时都表现出高贵的风度。李医生与总统打了声招呼，然后陪着他前往检查室，戴夫、玛丽和我则恭敬地站在旁边。
布什总统逐一看了看私人体检室中的每一张面孔。除了我以外，他都见过。将衬衣递给助手后，总统对李医生说：伯特，怎么这样见你的新医生啊？对着女士脱衣服有些不妥。她结婚了吗？”他满脸微笑，指着我说道。我静静地站着，等着伯特进行正式介绍。
“别担心，她结婚了。”伯特马上回答道，他对美国首席执行官说话如此直率让我有些惊讶。“像对待技术人员那样对待她。”伯特对总统说。然后，他将我向总统做了正式介绍，总统将手伸出来。
“我听到了很多对你的赞美之词，医生。”坐在体检桌上后，总统语气温和地说道。在总统说话的同时，戴夫·科尔韦特已经开始工作 ：检查他背部的皮肤，并很快在几块受损的地方涂上了液态氮。
第4章 总统召见（3）
“谢谢你，总统阁下。见到你是我的荣幸。”我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答道。总统的赞扬让我很高兴，但是李医生说将我当成一名技术人员对待又让我有些泄气。
当冰凉的液态氮涂到皮肤上以后，总统轻轻抽搐了一下。“轻点，医生。”总统抱怨道。
戴夫轻轻笑道：对不起，总统阁下。这种治疗可能有点儿刺痛，但是对治疗你背部的早期皮肤癌有好处。”戴夫完成治疗后，布什总统站起来，他的私人助理马上将衬衣递给他。他一边系长袖衬衣的扣子，一边溜溜达达地走到隔壁李医生的办公室，对着墙上镜框中的照片看起来。他对我说：康妮，你见过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了吗？”布什总统正在端详一张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照片，“他非常出色。”
我走到总统身边说道：没有见过，总统阁下。我希望将来有这种机会。”然后，我想起总统非常喜爱他的狗。“但是，我也很想见见米莉和兰杰尔。”
这位自由世界的领导人马上来了兴趣：噢，它们就在走廊里。它们不喜欢进办公室，因为兽医曾经在办公室为它们抽血打针，它们不喜欢那种感觉。对此，我无法责备它们。”
坐在高尔夫球车上，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总统及其爱犬的情景，我不禁微笑起来。以前我听人们说，如果你想深入总统的内心，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谈论他的爱犬。
“邦迪创可贴，医生！”那位海军中校用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让我从回忆中醒了过来。然后，他按了按无线报话机，呼叫刚才通报坏消息的特工。
如何给总统治疗，如何使用邦迪创可贴？此时，我不禁又回想起九个月前伯特·李面试我的情景，他的前额上就贴着一枚褐色的邦迪创可贴。现在，这种最基本的治疗方式将再次决定我作为白宫医生的命运。我打开放在我和那位军事助手之间的新医药箱。那个蓝色的帆布小包就是我的医药箱，与装有核按钮的黑色皮箱放在一起。进入白宫医学部以后，我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收拾自己的医药箱，当总统出行时——例如今天——我会随身携带。
据我所知，医药箱中应该装什么东西并没有特别要求或者标准名单。不过一年以后，我为医学部创造了一个标准名单。现在，我只是按白宫医生的传统做法收拾了一些物品，以备出现任何不测时，对总统实施救治，例如枪伤、心跳停止、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等等。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会为总统处理这等小伤。
1992年，与老布什总统、特勤处成员、军事助手和护士戴博·比蒂在肯塔基路易斯维尔跑步。 白宫照片）
我开始在自己的医药箱中翻找邦迪创可贴，里面有布里斯托杰特公司生产的心脏病药物、袖珍面罩、喉镜、压舌板、肾上腺素和溴苄胺。邦迪创可贴呢？越往医药箱深处翻找，我心里越发慌，汗也冒了出来，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医疗工具或者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我违反了后来我一直向下属强调的工作原则——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你出汗。那位军事助手不住地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显然开始怀疑起这位新医生来。
“医生正在找邦迪创可贴。”他冷冷地对着报话机说道，表明自己镇定的心态。同时，果岭上站在布什总统旁边的那位特工正不耐烦地向我们张望。
我抬头看到布什总统正朝我们的高尔夫球车走来。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发疯地将医药箱中的东西扔在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则饶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我完了！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第一病人出来打高尔夫，只是因为缺少一枚小小的邦迪创可贴，便会让他大失所望。 。 想看书来
第4章 总统召见（4）
突然，箱底的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条皱皱巴巴的邦迪创可贴，大概是医药箱过去的主人留下的，或者是我无意之中放在那里的。不过，那一时刻我根本无暇考虑它的出处。我只是非常高兴； 甚至千恩万谢。
当我拿出邦迪创可贴以后，布什总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高尔夫球车旁，将一只脚踏在挡泥板上，拉下了袜子。我手里拿着邦迪创可贴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我的第一患者旁边。他指了指自己被新高尔夫球鞋磨破的脚跟，我撕下创可贴保护膜，将贴片粘在伤口上，并轻轻地拍了拍。总统笑了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满意的光芒，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谢谢你，医生。但愿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我重新回到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正在咧着嘴傻笑：欢迎你加入白宫，医生。在这里，任何不起眼的小事都很重要。”这位在白宫战壕中比我多摸爬滚打了两年的老兵终于张开金口对我进行了忠告。
“收到，中校。”我向他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唯一一次对话，他两年的值勤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他的话一直陪伴我走过了剩余的白宫岁月。
2
黑色超长豪华轿车在南草坪车道上慢慢地驶向远处隆隆击鼓的地方。防暴车前边安装着的美国和俄罗斯国旗在潮湿的微风中懒散地舞动着。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年轻士兵们站在白宫车道两侧，他们都站得笔直，手里分别举着美国五十个州的州旗。总统的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全部身着盛装站在南草坪上，但他们演奏的只是一阵阵单调的鼓声。
我站在李医生办公室窗外玉兰树稀疏的阴影中，面对着南草坪。我在观赏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国事访问接待仪式。现在是六月份，空气十分闷热。李医生派海军医护兵玛丽·安·钱德勒和空军医生助理加里·邓纳姆协助我执行当天上午国事接待活动的医护任务。他们两个在白宫医学部的时间都比我多两年，据李医生说，他们对处理此类场合中发生的紧急事件具有丰富经验。事实上，加里和玛丽还承担着帮助我熟悉工作的责任，他们可以教我了解白宫事务的处理方式。我们站在一起，尽量避开摄像机镜头。我们的黑色医药箱都放在脚下，就像驯服的宠物安卧在主人身边一样。我们都配备了无线通话设备，耳朵中放着耳机，认真倾听特勤组频道的呼叫。整整一天，我都在调整和适应右耳中的耳机。我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丧失部分听力，为了执行这一工作，是否将永远丧失利用听诊器倾听心脏微弱杂音的
能力。
我看了看老布什总统，他和夫人正站在面对车道的绿色遮阳篷下。总统身穿特制西装站在那里，面对着朝阳和华盛顿潮湿的空气，看上去略显疲惫，脸色有些苍白。我想，他西装下面的衣服肯定被汗水浸湿了，因为我穿着长裤套装都已经出汗了。两磅重的特勤处无线报话机卡在我的腰带上，天线一直顶着我的肋条，很不舒服。我想，他至少不用佩带无线步话机。但我又想，为了这个户外活动，特勤处是否要求他穿上了凯夫拉防弹背心呢？
大概有 200 多人聚集在南草坪上。这些人不仅是一次历史性事件的亲历者，而且也都是我潜在的患者。除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俄罗斯总统和夫人之外，我今天的救治对象还包括副总统丹·奎尔及夫人，十位议员，美国和俄罗斯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受邀贵宾，白宫新闻处职员，以及俄罗斯代表团全部随员与团员。
第4章 总统召见（5）
豪华轿车停在外交接待室入口前，布什总统夫妇就站在那里。鼓声之中，一位全副武装的陆军军官精神抖擞地走到后车门 ；然后，他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放在车门上，准备打开。鼓声隆隆中，我屏住呼吸，南草坪上的人们也在注视着，各大新闻网的摄像机镜头也做好了准备。我估计那位军官可能忘记了车门手柄上有特殊闭锁装置，这是我在第一周接受特勤组培训时所了解到的一个细节。鼓声持续了几秒钟，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门锁、打开了车门。人群如释重负地轻轻松了一口气，鼓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鲍里斯·叶利钦首先从轿车中出来，熊一样硕大的头颅上长着浓密蓬乱的银色头发，蒜头鼻子下露出欢快的微笑。他身材肥胖，长着将军肚，穿一件高级黑色西装。他一露面我便马上联想到自己的专业，这人特别喜欢喝伏特加酒。与身材肥硕的叶利钦相比，他的妻子相对娇小，由那位陆军军官搀扶着走下轿车。
布什夫妇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与叶利钦夫妇握手致意。俄罗斯和美国翻译站在两位总统身旁，开始同步翻译，当一位领导人说话时，一位翻译便小声地向另外一位翻译。之后，两位总统被礼宾人员引领到南草坪临时搭建的一个舞台上，开始正式的接待仪式，演奏俄罗斯和美国国歌。
我扫视了一眼南草坪上的群众。大多数人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我的病人再也不是原来做随舰医生时的那些年轻的现役水兵了。面前的这些人与我在圣地亚哥医院从事的老年病内科学治疗倒相当吻合。但是，现在我不能在一所大型教学医院隐蔽安全的环境中为这些人治病了，而要在现场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救治。控制住病人的病情之后，我会将他们转移到最近的医疗机构中。这是我所熟悉的一种工作方式，在军队医学院我曾经学习过伤病分类治疗和战场医学课程 ；作为随舰医生，我曾经处理过很多类似情况，我和医护兵对病人进行急救，然后将其转移到海上的航空母舰或者陆地上的医疗中心。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军队医生最适合做白宫医生的原因。军事医学要求医生在战场有限的条件下救治病人，稳定他们的病情，然后再将他们转移到最终的救治医疗机构。在白宫做医生就像在战场救治一样。现在，我的战场就是白宫前面的草坪，我要救助的战士都是名人、贵宾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助手是一个医院的医护兵和医生助理。
演奏完《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后，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接着演奏了《鼓号齐鸣》。在负责照顾总统健康的九年时间里，我曾数百次地听到这一乐曲。每次听到《鼓号齐鸣》，我的思绪都会回到 1963 年 11 月。当时，我爸爸正在首都华盛顿的海军造船厂驻防。他的堂弟玛西亚诺·玛丽亚诺是在白宫工作的一名海军勤务兵，也是肯尼迪总统的一名侍从，他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有关这位总统的故事。我永远记得，11 月份一个寒冷的早晨醒来之后，因为举行总统葬礼可以不用上学的情景。我走进客厅希望看动画片，但是，所有广播网都在播放总统的国葬。妈妈坐在电视前一边哭泣，一边看着总统灵柩被放进国会圆形大厅。“他太年轻了。”妈妈悲痛地说道。我想安慰妈妈，于是走过去搂住她。但是，她实在太伤心了。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肯尼迪总统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很替他们难过，那天面对那么多人，他们也一定非常伤心。
第4章 总统召见（6）
突然，一声礼炮打断了我对约翰·肯尼迪总统葬礼的回忆。“21 响礼炮。”特勤处无线报话机中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好像他知道我吓了一跳一样。第一声炮响后，站在我身边的加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草坪的人群中则有几个人跳跃起来。礼炮是在半个街区外的椭圆广场上燃放的，巨大的响声在空气中震荡着。那声音实在太大了，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每响一声，我都祈祷自己只在这种场合中听到炮声，而不是在其他可能导致我的病人受伤的场合。
21 响礼炮结束之后，我的脉搏慢慢平缓下来。我看了一眼欢迎仪式项目表。项目表使用的是高档白纸，封面上盖着总统浮雕印章。我用手指着品蓝色的草书印刷字体，阅读仪式安排。但是，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事故，人们开始一个个晕倒——后来，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典礼性“伤亡”。
特勤处频道传来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正在演奏俄罗斯国歌，所以报话机的声音几乎难以听清。“有一名男子晕倒，在靠近岗哨的车道边。”我转过身，向椭圆形办公室前的车道岗哨望去。一位立正的海员晕了过去。加里看到了那个人，马上快步向海员走去，同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和玛丽·安没有说话，跟着加里匆匆前行，同时注意躲避摄像机镜头。当军乐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南草坪上的每一个人都肃然站立，我们三个人则飞快地赶到晕倒的旗手旁边。他身穿纯白色制服，当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沥青车道上，出了一身汗。加里将旗杆从他手里拿下来，没让旗面触碰地面，玛丽·安和我为他松开领口。
“你感觉怎么样？”我向这位年轻船员问道，看样子他只有 18 岁左右。
“我想我的膝盖绷得太紧了，夫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说， 军士长告诉我不要那样做，但是我忘了。”
“我们需要给你降降温，给你弄点儿饮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