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给你降降温，给你弄点儿饮料。”我一边把着脉一边说，脉搏快而弱。玛丽·安从自己的医药箱里拿出一个血压计，开始为他量血压。一个服务人员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船员喝了两口，然后我们将他移到几英尺远配有空调的岗亭中。
然后，报话机中再次传来那个沙哑的声音：医生，果岭区附近可能又有一个人晕倒了。”在南草坪总统练习高尔夫的果岭区，距离人群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慢慢向一条长椅走去。我低头看了看正在救治船员的玛丽·安，又看了看加里，他点点头抓起医药箱向那位男子走去。在医生助理和医护兵分别救治一名典礼患者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治可能患病的总统了。
我的目光投向站在远处舞台上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军乐团仍在演奏美国国歌。我本能地向舞台后面走去，靠近总统患病或受伤后特勤处人员可能带他行走的路线。没人告诉我应该站在这里，或许是我接受的军事训练产生了作用。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学会预测紧急事件并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我暗暗告诉自己要远离杀伤区。“杀伤区”是我从特勤处特工那里听到的一个词，表示总统周围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流弹或炸弹杀伤的区域。詹姆斯·布雷迪 10曾站在杀伤区被一颗子弹射中，事实上凶手是准备刺杀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医护人员必须远离杀伤区，这一点很重要。我观察着总统所在的位置，同时分析他的特工可能所处的位置。我告诉自己，如果你死了就再也不能救治总统了。
第4章 总统召见（7）
报话机中再次传来呼叫，又有两个人晕倒了。一位穿着礼拜天盛装的老太太在椅子上瘫倒了，正在用领到的典礼时间表扇着风。玛丽·安已经完成了对船员的救治，对方正坐在警卫小屋中休息，并且已经喝完了第三瓶凉水。收到呼救信号之后，玛丽·安已经向那位老妇人走去，她坐在距离舞台六排远的位置。加里已经完成了对那位坐在果岭长椅上的肥胖男子的诊断。因为他说自己有些恶心，胸部也感到不适，加里用无线报话机向我进行了通报，建议我们将他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急诊室。我同意了。但是，那位男子拒绝接受治疗，告诉加里他想继续观看典礼，说稍后自己可以去看私人医生。我告诉加里陪在他身边，同时劝说他接受紧急护理。这个男子还拒绝吸氧和服用硝酸甘油，不过，他同意饮用瓶装冷水并用凉毛巾擦脸。
当我们继续救治典礼伤员时，接待仪式在按计划进行着，两位总统在南草坪上检阅了部队，然后分别发表了讲话。我和加里以及玛丽·安避开摄像机镜头，在尽量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快速移动着。同时，我们一直在收听总统在南草坪位置的通知，随时准备发生意外时冲到他身边。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总统的身体。他顺利完成了接待仪式，陪着叶利钦总统及其随员从外交接待室进入了白宫。我通过棕榈室进入李医生办公室，与总统随员们所走的方向正好相反。加里已经完成了对老先生的检查，尽管我们开始有些担心他，但他现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他妻子承诺今天上午就带他去看医生。玛丽·安一直留在南草坪上，直到所有客人全部离去 ；之后，她马上返回了老行政办公大楼门诊。在我们实施接待仪式救治服务的过程中，白宫医学部的其他人员还在照常工作。
我来到李医生办公室，早晨工作时所出的汗还未退去。李医生正在伏案处理文件。当我来到门口时，他抬头看了一眼。
“噢，工作顺利吗？”他手里拿着放大镜问道。
“总统很好。有四个人因为天气炎热患病，不过后来都没有问题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无重大事故的事件。”
李医生苦笑了一下。“无重大事故的事件？”他略带几分嘲讽地跟着我重复了一遍，“那是你的工作，医生。要确保每一个事件都不出现医疗事故。”然后，他低下头继续阅读。
“我会全力以赴，李医生，”我说，“我会全力以赴。”然后，我转身离开，伯特不以为然的评论先是让我觉得沮丧，接着又有些愤懑。我知道，我不能期望得到他的表扬。他不可能像我过去的上级军官或导师那样公开鼓励我、支持我。尽管伯特的话让我不舒服，但是上午在南草坪执行任务的经历仍然让我很开心。我再也不用身陷门诊，每隔 15 分钟接待一个病人，或者花一个小时为一个老年病人诊断后开一大堆药，试图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与大部分同事不同，我喜欢到大型教学医院安全网之外的地方为病人看病，我更愿意在现场为病人治病。不论是白宫南草坪还是一个外国首都的街道都让我感到兴奋，现在，这些地方成了我的战斗阵地。
这次经历让我回忆起在公海上做随舰医生的快乐时光。那时，到最近的医院都要航行七天，所以我们只能在船上救治执行任务的船员。圣地亚哥医院每天可以预见的重复性工作和行政活动让我非常失望。来到白宫后的最初几周，这个新环境具有的难以预料的、不同寻常的工作性质让我产生了浓厚兴趣。白宫的高风险医疗环境产生的兴奋感激发了我的斗志，促使我决心做得更好。如果那天早晨的经历代表着白宫医生的工作性质，我渴望迎接更多类似的挑战。这正是我期望的从医形式。 。。
第4章 总统召见（8）
3
我在白宫不断熟悉新生活和新工作的同时，理查德和我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詹森——也在适应着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生活。他们很喜欢我们找到的那所距离男子学校三英里的连体别墅。地下室则为理查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家庭办公室，他可以在那里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中心的夜校课程备课，他在夜校教授法律研究与写作。理查德常常以自己的准确表达能力而自豪，对学生缺乏起码的写作技巧深表失望。他还与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联系，对方需要一位律师解决特殊案件。在教学和律师工作之外，他还担负起照
顾两个孩子的工作。
安德鲁和詹森与社区的孩子们交上了朋友。他们喜欢这里四季分明的气候，这是永远阳光明媚的圣地亚哥所没有的。当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更让他们欣喜万分，因为他们可以不用上学，尽情玩耍。
在白宫工作的第一年，我偶尔在出差后的工作日休假。此时，我会借机做做家务，营造家庭生活气氛。一天晚上，我主动做了一桌有益于健康的家常菜。
将盘子放在餐桌上以后，我得意地高声叫道：饭好了。”理查德从他的地下办公室走上来，安德鲁和詹森也从后院跑进来，冲到洗脸盆旁洗手。
左图：移居首都华盛顿前，在圣地亚哥抱着我的两个儿子，一岁的詹森（左）和三岁的安德鲁（右）。（家庭照片）
右图：1995年，在我的白宫办公室，两个儿子高兴地与总统家的猫玩耍。（家庭照片）
我做了孩子们最爱吃的意大利面条和肉丸子。与我过去经常使用的肉馅不同，这次我使用了从高档商店购买的有益于健康的无盐优质肉酱。
我们一家四口在餐桌旁就座。我瞟了一眼脸色安详的理查德，我知道哪怕我在家呆一天他也会十分开心。我觉得自己亏欠理查德很多，他同意在家照看孩子而让我出去工作实际是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偶尔做一次饭，我感觉自己至少为维护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做出了一点点贡献。但是，我又禁不住想，对于一个女军人兼白宫医生来说，怎样才能算正常的家庭生活呢？
我向两个儿子微笑着，对我来说，与他们一起吃饭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永远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做完祈祷之后，孩子们马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咬了一口意大利面条之后，詹森疼得大叫起来。我想他可能是咬了舌头或者肉末太烫了。我马上伸出手去接他吐出的健康无盐优质肉酱。“太难吃了！”三岁的儿子尖叫道，“这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饭！”虽然我没有向爸爸学习过烹饪（他曾为挑剔的将军和夫人做过饭），但是对我来说，为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做意大利面条绝对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我的自信在家里是行不通的。
理查德看着我走过去抱着詹森，为他擦掉嘴边吐出的一生中最难吃的意大利面条。“对不起，亲爱的。”他同情地说道，“我想，孩子们喜欢吃你在圣地亚哥做的那种意大利面条。”我想，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挖苦的表示。
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本来，我希望为孩子们做顿可口的饭菜，履行一个母亲应尽的基本义务。但是，就连这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那一刻，我想拼命从家里跑开，回去工作，那里有人需要我、感激我。那一刻，我后悔自己接受了白宫的这份工作。我知道，由于接受了这份工作，我的生活再也不可能与以前一样。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它同样会影响到我的家庭。
第5章 巾帼须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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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如果总统被枪击，你知道应该按什么计划进行救治吗？”这是一个头发乌黑、肌肉发达、留有胡须、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勤处特工向我提出的问题。他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装有茶色玻璃的防弹巨无霸雪佛兰的后座上，我坐在两个同样肌肉发达、精明强干的总统安保特工之间。这是我接受特勤处培训的第一周。现在是 1992 年夏天，我们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老布什总统和家人正在这里度假。
来缅因州的前一周，我刚刚会见了里奇·米勒，他是布什总统的特工队队长。他身材瘦高，说起话来惜字如金，样子活像特勤组招聘广告中的模特。医生是安保小组的一部分。”在特勤处指挥部做讲座时，里奇这样对我说。
“安保小组，什么意思？”我问，无论声音和表情都显得相当迷惑。
“安保小组是一个由一群核心人员组成的小组，他们需要一直陪伴在总统身边，这些人员包括医生、军事助手和特勤处特工。”里奇面无表情地说道，好像他已经就这一问题做了几百次讲座。
“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自己在安保小组中扮演的角色。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细节上与特工配合。”在这位总统特工负责人的建议以及李医生的嘱托下，我被派到肯纳邦克波特，接受总统府特勤处特工的培训。
在一个天气舒适的星期二晚上，老布什总统在市内一家私人饭店中就餐。两名特工与他一同进去用餐，特工队其他人则留在饭店外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内。值勤的军事助手留在指挥车上，值勤护士则坐在后勤车上，我必须与值勤的特勤处特工一起坐在名叫“前卫”的汽车上。当特工告诉我上那辆汽车时，那位值勤护士通过她洁白无比的牙齿挤出了一句话：你运气真好。”
运气真好。钻进前卫之后，我嗅了嗅空气的味道，那是一种淡淡的百露须后水与汗水混和的味道。车里面坐着六个彪形大汉，所以空气中弥漫着男人的气息，我则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他们从 32 岁到 45 岁不等，个个都特别英俊彪悍 ；他们看起来都通过了总统保护者的测试，而且获得了成功。
“医生，请告诉我，按计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巨无霸汽车后排那个低沉的嗓音再次追问道，其他特工也从座位上转过身盯着我。我身体微微前倾，试图通过后视镜看清那位特工的眼睛 ；但我只看到了他那淡褐色的冷峻眼神，其他面部特征都看不清。从那双眼睛，我无法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还是他故意在逗我。这位特工似乎是隐蔽情感的高手，他做秘密工作的话肯定非常出色。
“噢，首先，你要让他脱离危险 ；然后，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医护人员可以……”我在背诵从艾尔·罗伯茨那里学到的工作条例。在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新工作之前，他对我进行了培训。
“不，你全弄拧了，医生。”这位特工打断我的谈话，其他人开始窃笑起来。
我的面颊红了起来，尽管我尽力掩藏着自己的尴尬。此时，我回想起一个类似的场景。十年以前，我还是一名随舰医生。1982 年，当我去草原号驱逐舰勤务船报到时，我是船上 600 名男人和 150 名女人之中唯一的医生。与以往一样，我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如果不算肤色的话，我一直是少数派。我在船上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向军官和士兵们证明，我是一名合格的随舰医生。现在，我再次面临特勤处特工的考验，他们更难对付。他们想看看我是否有资格作为安保小组的一员。
第5章 巾帼须眉（2）
“好吧，我说的有什么不对？”我问坐在后排的那位特工，“我刚刚接受这份工作，正在学习。”
“好啊，医生，”他小声说道，他的同事开始咯咯地笑起来。“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秘密计划 ：如果总统被枪击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掉李医生。”现在，其他人都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在白宫内部听到谣传，有人在质疑伯特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工们是否在考验我对自己顶头上司的忠诚度？无论如何，正如海军内部经常说的那样，他还是我的上级军官。“好啊，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伤员拣别分类的问题。”我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伤员拣别分类？”对方试探性地问道，我的反驳让他有些意外。
“就是说，如果总统被枪击，你们又干掉了李医生，那么至少会有三个人倒下。我会全力以赴救治总统，同时我会派我的护士去救治另外一个人。”
现在，那位特工彻底懵了：其他病人？李医生和……”
“脚上插着手术刀的特工。”
一阵沉默，他们不知如何回应。最后，领头的特工咯咯地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那么，谁将最先接受救治呢，医生？”
“噢，当然是那位特工。我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屁股。”
此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