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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和整个中国古代的“法治”把“法”确定为“名分”，什么是名分呢？就是财产、地位、权利的归属权，比如法家经常提到的兔子的名分的故事：当一只兔子在大街上跑的时候，前提是这只兔子没有归属（也就是没有名分），那么大家都去追逐捕捉，而市场上有很多的要出售的兔子，但没有人去追逐捕捉，原因是人们知道这些兔子有名分，也就是有归属权，如果去捕捉就属于偷窃或者抢劫，因为会受到惩罚而不敢，法家用这个故事来解释名分是先天就有的。但先秦和古代的法家又都认为，制定法令或确立“名分”的权力应该只属于一个人：君主。这就是所谓“生法者君也”。《管子&；#8226；任法》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君”。也就是说立法权、执法权只有君主才有，强调所有人的名分都是君主定的，不论是是官还是民。《韩非子&；#8226；扬权》说：“道不同于万物，君不同于群臣”。
关于吏治，法家主张以法代忠，认为忠是有害的，也就是主张法治而非人治。慎到说：圣明的君主役使人臣，要让臣下忠诚自己，但不是超出他的职权，要让臣下忠于职守，而不超过法规的范围。因此，如果规定人臣修饰不得超出自身之外，那么臣下就没有人敢凭他的好品德而骄傲炫耀了。恪守职责的官吏，每个人都应该去做自己职责以内的事，而不敢越权或渎职。官吏人人敬业，按自然之理去为君主效力，这样的社会就是治理得最好的社会。即使国家灭亡了，也不是国君一人的错，即使国家治理好了，也不只是君主一个人的能力。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关键在于依法役使群臣，使他们各尽其职，而不在于人臣是否有忠诚的品德。所以说，如果天下人个个守法尽职，那国君也将因此受惠，如果天下人人都想竭力去表现忠诚，那就会危及整个国家。在慎到看来，如果一个君主以“忠”作为评价人臣的标准，可能会导致人臣个个揣测君主的意图，对君主曲意逢迎，会使君主形成一时的情绪或主观好恶来取舍人臣，这样会妨碍“事断于法”，造成对“法治”的双重破坏和否定。这样的君主是不懂得依法治国的道理的。国君对臣下的正确使用方法是先为他们制定出明确的制度法规，规定好臣下的所有职责，然后依制度来督促、核查。商鞅也说：“明主不滥富贵其臣。”臣民要想得到富贵，必须依耕战之法获得。如果人臣因为君主“废法作私”，随意给予他们爵禄然后才表现忠诚，这种忠诚是虚伪和有害的。所以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
法家在吏治方面还主张不尚贤，《韩非子&；#8226；忠孝》篇说过一段大意如下的话：臣子侍奉君主，儿子侍奉父亲，妻子侍奉丈夫。顺从这三者，天下就治；违背这三者，天下就乱。这是天下永恒不变的原则。圣明的君主虽然使用贤臣但不改变上述原则，这样即使是君主的德才不好，臣下也不敢侵犯他。现在尊崇贤人、任用智者而不按照常道办事，是倒行逆施的原则，而天下的人却常常认为是正确的治国方法。所以，田氏在齐国篡夺了吕氏的政权，戴氏在宋国篡夺了子氏的政权。这些都是贤能而且有智慧的人，难道能说他们愚蠢而且不贤明么？像这样废掉常道来尊崇贤人，国家就混乱；抛弃法度而任用智者，君主就危险。所以说：要尊奉法制而不要崇尚贤能。法家认为治理国家要靠规则，法度，而不是那些被人们认为是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法家认为“尚贤”和倡导“忠”一样，是和“法治”不相容的。“法治”要求“事断于法”，一切都按法定的职责来“循名责实”，现在你却宣称要用一个纯道德的抽象范畴作为衡量官吏优劣的标准，这无疑是由客观公正走向主观随意，由“法治”走向“人治”或“身治”。而“人治”比无“法”更糟糕。因为一个人臣是否是守法的官吏，依据人臣本人的言词或君主的主观判断都是靠不住的，而只能根据他的行为。就我看来，法家提倡的不尚贤、不尚忠不是不任用忠臣、贤人。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来说的，人们都认为忠臣、贤人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比如管仲，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可以说是一个甩手掌柜，国家政事全部委托给管仲，自己则吃喝玩乐。国家在管仲的治理下非常强大，称雄一时。后人提起这件事都认为齐桓公找到了一个忠臣、贤人来治理国家。后来的诸葛亮也常自比为管仲，而诸葛亮本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忠臣、贤人，这个我就不说了。法家的意思是要把忠臣、贤人也要置于法律的管制之下，不能因为君主和人们认为是忠臣、贤人的人就给予超越法律的权利，因为主观的判断是有错误的，要依据法律的规定对每一个官吏进行考核，有功的赏，有错的罚。而不管他是人们或者君主本身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人。这一点与儒家极力推崇使用那些贤人忠臣来治理国家是正好相反的。
法家强调法治，同时还强调“术”。什么是“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谋之术。有个故事：韩昭侯曾派巡骑巡视县城，发现南门之外有头小黄牛在路边田头吃禾苗。韩昭侯叫巡骑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然后下令责备官吏失职，并让他们上报县城三乡牛马吃禾苗的情况，谎报数目将加倍处罚。官吏们报上来数目，但漏掉了南门外小黄牛吃禾苗一事。韩昭侯便说数目不对，让官吏们核查。结果，官吏们既弄清了南门外小黄牛吃禾苗的事，更对韩昭侯的明察秋毫感到神奇，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再说一句假话了。
还有“势”，什么是“势”，就是政治权利。《慎子&；#8226；威德》说：在社会上贤德的人会屈服于无德无才的人，而无德无才的人也能制服有贤德的人，这都因为权势轻重和地位的尊卑不同。如果让尧做个平常百姓，恐怕他连自己的邻居也指挥不动；而等他做了君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可见，贤德是无法让不肖屈服的，而权势却足以让贤德的人俯首贴耳。法家说这个是针对儒家的贤人至上的学说的，指出没有政治权利，再贤德的人也是无用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哲学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五）
最早任用法家治国的是分了晋国的士大夫家族魏家，分了旧主子也会想办法避免自己被分掉，于是魏文侯采用法家的思想，强化君权，就任命李悝为相（李悝是子夏的学生，而子夏则是孔子的弟子。）主持法家改革——相是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李悝的法家改革思路．就是取缔分封，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在封地亡拥兵自重，凭空坐大．威胁君权了，这也是法家改革的根本举措。除掉了士大夫后，建立郡县，由君主直接委派官员（这里面有很多不是贵族的平民）治理，想撤换的时候一张命令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如：农业上规定：（“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就是说，同时播种程（小米）、黍（黍子）、麦、寂（大豆）、麻（麻所结的实），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灾害。这是主张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怕种单一的粮食作物迟到灾害就难以补救。又实行“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政府在丰年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
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编成了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法典，大大强化了“王者之政”。李悝的《法经》分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篇，以后“秦汉旧律，其又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李悝因此被成为法家的鼻祖。
孔子弟子的弟子曾申收了个弟子叫吴起，曾申听说自己的弟子吴起的妈妈过世了。于是根据儒家的规矩叫吴起回家守孝三年，吴起不去，曾申大怒，不再认吴起这个弟子，吴起只好自学兵法。不巧齐国来攻打鲁国，鲁国没有人敢出战，吴起自荐，由于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君臣都有疑虑，吴起回家便杀了妻子换来将军的职位。齐军被鲁军打败，吴起名声大涨。但因为鲁国君臣猜忌吴起（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你也会起鸡皮疙瘩），打完胜仗就地免职。吴起听说魏文侯招贤纳士，便去投奔，魏文侯不起鸡皮疙瘩拜吴起为将，命令他率军对付秦国，吴起打败秦军快速夺取了陕西东部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又治理夺来的地区，用法家理念治理，发展农业，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带入文明世界．变成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基地。吴起镇守河西二十年，大仗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还带兵协助乐羊子攻取中山国，击败西侵的齐国，吴起盛名远扬。在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的治理下，魏国成为战国首强，法家名声鹊起。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不喜欢吴起，吴起只好到楚国避难，吴起走后，秦军复来，魏国逐渐衰落，从政治上看，魏文侯时期取缔分封，建立郡县没有延续下去，武侯和他的儿子魏蕙王重新起用了士大夫家族，排挤改革的布衣，导致魏国人才流失，后来的商鞅、公孙衍、张仪、孙膑等人都是从魏国跑出去的。吴起到了楚国后，楚悼王任命他为令尹（宰相）。吴起把魏国的改革经验拿到了楚国，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归国家中央所有。要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员去管理。”同时，吴起还撤掉了大批贵族世袭官员，并把士大夫家族迁到湖南等边远地区去开荒。楚国强盛起来，楚军北上攻魏，魏军大败。可好景不长，吴起出任令尹的第六年，楚悼王死了，士大夫家族派人杀了吴起，夺回了自己的封地。楚国的变法失败了。
商鞅原名公孙鞅，卫国人，他跑到当时战国首强魏国求职，到魏相国公孙痤家里当了一个家臣，对李悝的变法很有兴趣，自学成材。听说秦王招聘贤人作官，就到了秦国求职。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非王族最高长官），推行法家加强君权的思想，剥夺士大夫家族的特权，改为郡县制，同时推行法家的制度。秦孝公很年轻，在位时间很长，为商鞅的变法提供了客观上的保障。商鞅的变法涉及面很广，政治、经济、法律、军队、工匠都在变法之列，而且非常细致，这里只能举例子说一下：
农业开垦荒地：
不准官吏留下当天的政务，那么就是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了。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那么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损害而又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意改行。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年轻人就合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授官职，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无知，就不会和外国交往；民众不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俸禄高而收税多，吃闲饭的人口众多，这是败坏农业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酌数目来征收赋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那么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这些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农民不得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情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靠卖粮而更加享乐，在荒年也没有厚利可得。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了，商人害伯经商，就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靡靡之音、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出外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家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那么心意必然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换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取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建造修缮房屋，他们溺爱的子女就不能不劳动而光吃闲饭，懒汉也不能再偷懒，而佣工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混饭吃，这样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绪房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愉撤i那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