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林小姐从香港回来了。林小姐一脸的笑，春风得意的样子，她给写字楼里的每个人都带了一些小礼物，听说她总是这样的，无论是去香港，还是去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回来时总会带一些小玩意送给大家做留念的。林小姐给每个人带的小礼物都不一样，是有针对性地选这些礼物的。写字楼里的每个人都收到了她的礼物，我也收到了，我收到的是一个小巧的瓷笔筒，上面绘着典雅的青花图案。林小姐的到来，让写字楼里压抑了很久的空气终于鲜活了起来。只有汪小姐，对于林小姐的回来不冷不热。林小姐问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就坐进了她宽大的办公室，开始了她的工作。林小姐总是这样风风火火。林小姐把各个部门的人都陆续地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出来的人有的面露喜色，有的人脸色就不怎么好看了，那一定是挨了林小姐的批。后来就叫到了我，这是林小姐第一次在她的大办公室里召见我。我在这里用召见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们都把被林小姐叫去谈话叫召见。有一个报关员说得更绝，称被林小姐召见是翻牌子。是的，我们写字楼里的一干男男女女们，一个个就像过去皇宫里的那些寂寞的嫔妃一样，时刻在盼望着被皇帝宠幸。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只是当时我们写字楼的人这样开玩笑而已。林小姐大约也听到了这样的玩笑，但她好像并没有生气。林小姐把我叫去了她的办公室，问了一些我近来的工作情况。林小姐说，你不能只是等着我分配任务，你要主动想想办法，看怎么样把企业的文化活动搞起来。林小姐说，你在珠江织造的位置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写字楼里还没有一把属于你的椅子。林小姐说你要学会为自己添一把椅子。林小姐一二三四条地说了一大通，然后说，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把小李给我叫进来。我还站在那里没有走，我在想着向林小姐请一天假，去一趟布吉。林小姐说，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想请一天假，我想去布吉看看我二姐。林小姐说，请假的事你找汪小姐就行了。我说汪小姐不会批我的假的。林小姐大约明白了我的意思，说那你去吧。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从松岗坐车去了布吉。还好，这一次坐到了直达车，路上没有再被人转来转去。找到二姐打工的工厂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我请保安帮我去叫一下我二姐。保安看看我说，哪个车间的？我说不知道。保安说，这么大的厂，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再说了，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保安说十二点半。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等到下班的时候，一声铃响，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涌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者。他们尖叫着，几乎是带着小跑冲出了厂门，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我站在大门旁，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潮流，人流就这样涌动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可是我的二姐一直没有出现。直等到保安关了铁门，厂里再也没有人往外走了，我的二姐还是没能出现。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问她们王红霞还在厂里面上班吗，她们都摇着头说不认识王红霞。 。。
相聚（4）
中午我买了两个馒头填了一下肚子，就又站在厂门口等。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我没有发现我的二姐。于是我守在厂门口，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不一会儿，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我不停地问她们，老乡，你们认识王红霞吗？得到的都是摇头，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我说不上来，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
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都面无表情，脚步匆匆。我熟悉这样的表情，和我们珠江织造的工人一样的表情。这是珠三角的打工人惯有的表情。她们总是这样行色匆匆心事重重，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然后，她们大多数人的梦想，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等到有一天，她们发现青春不再时，才蓦然发觉，她们把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都付给了这些流水线，换回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名称。当然，她们中更多的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会去想，她们想的很简单，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厂里什么时候出粮。
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她现在的全部天地，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和她的家庭、她的孩子。二姐也有两个孩子，小女儿刚一断奶就交给了公公婆婆，她出门打工。我胡思乱想着，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可是我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工说认识我二姐，她告诉我说王红霞不在这家厂里做了。我问她知道王红霞去了哪家工厂了吗，女工说，不清楚，好像是去了普威厂。女工又问和她一起的另一个女工，说霞姐是不是去了普威厂。那个女工给了一个准确的答复，是去了普威厂。我于是打听清楚了去普威厂的路，打了一辆摩托车去了普威厂。
普威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我到普威厂的时候，普威厂已上班了。我问了保安，保安说普威厂上班时管得很严，不让出来会客的，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是锁着的，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无能为力。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说是刚进厂的。保安说这家厂的工资很低，加班很厉害。老板是本地人，洗脚上田，没什么文化。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说我在松岗，在写字楼里上班。保安就说，老乡，能不能把我介绍进厂。我说我们那家厂押三个月的工资。保安说那他就不去了，说普威厂只押一个月的工资。普威厂是一个小厂，属于那种生产、住宿、吃饭在一起的工厂。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前面一幢是写字楼，后面一幢是食堂；左面是车间，右边是宿舍。这样的工厂现在在珠三角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是严令整改的对象。但这样的厂还是很多，当时更多。我对保安说，上班时把进车间的楼梯锁住是谁的主意。保安说，是老板娘的主意。老板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发财了，但衣着说话还是从前的样子，每天趿了一双拖鞋在厂里转悠，她又没有能力管理工厂，于是就与杂工们一起剪线头。工人们都怕她，因为她特别小气，看见谁要是不小心浪费了一点东西，是一定要骂上半天的，她骂人很难听，衰女、八婆、捞妹什么词顺嘴就用什么词。
相聚（5）
我说你这样说你们老板娘，不怕被她听见。保安说怕个鬼呀，老板娘听不懂普通话的。
我发现保安很能侃。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一问，果然，保安说他是高中毕业的。他伸出腿来说，腿坏了，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我们又继续聊那厂里的老板娘。保安说，老板娘的老公，也就是老板，一天到晚在外面找业务，听说在外面包了二奶和三奶了，但是老板娘不在乎。只要老板不和她离婚，她就没有意见。锁上车间门的主意就是她出的。而车间门的钥匙就在她的手上。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按时锁上车间门，按时开门。我说那要是有人确实因为工作的问题要进出呢，保安说，那她要盘问半天确信无误才会开门的。我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保安于是说起了当年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他就在葵涌。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那真是惨不忍睹，一百多条人命啊，太惨了！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我们就聊着葵涌大火，聊着现在的维权。保安说，当年是连《劳动法》都没有啊。现在有了《劳动法》，可是执法力度不够，再加上我们这些打工的人维权意识也淡薄，大家都想，胳膊拧不过大腿，算了吧。我说，老板也变得狡猾了，他们有办法对付劳动局的检查。我于是把我们厂里岗前培训的事也对保安说了。两个人谈得投机。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叫声，人群涌到了楼梯前的铁门口。老板娘过去开了门，工人们就一涌而出。
保安说，我去帮你叫一叫你姐。保安说着就去了。但是保安去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回来，足足有十分钟吧。保安说没有找到我二姐，保安拿了饭盒去打饭，他说你先等等吧，我对和你姐住一间宿舍的人说了，叫她看见你姐，对你姐说一声。我只好继续在厂门外等着。这家厂里很古怪，下班了，居然没有人出厂，而且工厂的铁栅门是锁着的。我又等了有几分钟，保安打着饭回来了。保安见我还在等着，说，你姐还没来啊？我再去找找，过一会儿又要上班了。保安说着把饭放在了保安室，再一次进去，站在工厂的中央大声叫着我姐的名字，叫了足足有十来声。我听见有人回答，保安说你弟弟在厂门口找你。过了一会儿，我就看见我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我和二姐就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我就从早上怎么起早坐车说到找到这里的经过。二姐又问我吃了饭没有，又问了我在厂里的情况。问完这些情况时，保安过来了。保安看了看钟，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我说姐，你怎么转厂了，你昨天打电话也没有说清，你是不是和姐夫吵架了。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手来，握着我的手。二姐摸着我的手说，弟，好好做。努力，上进。不要得罪人。我们兄妹几个，你是最聪明的，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我点点头。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的上班铃。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姐松开了我的手说，姐要上班了，你回厂里去吧，一路上小心点。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和保安道了别，我回到厂里时，已是晚上十一点。这一趟去看望二姐，本是想弄清姐到底过得怎么样的，结果什么也没有弄清。不过总算见了姐一面。
是的，我想，我要听二姐的话，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家，我要上进，要努力，要活出个人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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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雪（1）
让记忆之水缓缓地流淌吧，流到了1976年的冬天。冬天到了，老北风一刮，天寒地冻，湖面上就结了厚厚的冰。我从未见过这么厚的冰。放鸭人要用锄头才能将冰打碎。放鸭的麻师傅说，鸭子的毛每天都要洗一洗的，不然就会没有油性。关于麻师傅到底是姓麻呢，还是因为他的脸上的那些麻子，我一直没有弄清楚。反正大人小孩都叫他麻师傅，他都乐呵呵地答应。麻师傅对人很和气，和大人小孩都能打成一片。他的老家不是我们那里的，听说他是云南人，他不会说我们那里的方言，说话一口云南腔。云南话和四川话原来是差不多的哎！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麻师傅原来是一个特务。他和桃花山的一个反革命组织有关联，那个组织就是赫赫有名的湖广司令部。多年以后，我的父亲还对我讲述过他和村里的民兵去围剿湖广司令部的事，父亲说湖广司令部的司令还是他发现的。谁也没有想到，麻师傅原来是湖广司令部的残匪，他有一个收音机，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窝里收听敌台。据说他的上司会通过电台的暗语向他下达指令。麻师傅那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种古怪的纸，是上下两层，有点像复写纸，但是和复写纸又不一样。在那种纸上写字不用铅笔，也不用钢笔。只要把一根筷子削尖就可以写字，筷子划上去，就会出现字迹。写完了，只要把上面的那一页纸轻轻地揭起来，纸上的字就不见了，这样一张纸可以反复地书写。后来，我们大队的小学生们，就用上了这种纸打草稿。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是麻师傅的一个万恶的阴谋。他是通过特务组织从外国弄到的这种纸。这种纸能吸走我们孩子们身上的血。在这种纸上写字写久了，我们就会血尽而死。原来他和气的外表下面，包藏着这样的险恶用心，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毒害我们这些祖国的花骨朵的。可是他的阴谋还是很快被识破了。他在晚上收听敌台时被村里的民兵抓获。后来，麻师傅就被带到了公社。麻师傅回到烟村，已是多年以后的事。对于过去的特务行径他闭口不提。麻师傅一直没有结婚，回到烟村后，还是放鸭子维生。他数鸭子的本领是一流的，一群鸭子在水里游过，他只用数一遍就能数清，从来没有错过。他用这一手绝技和很多人打过赌，他打赌从来没有输过。
说麻师傅是一个特务，是有根据的。当时他不仅用那种古怪的纸害我们，还差点害死了我的堂弟红旗。我前面说过，那年冬天湖面上结了很厚的冰，大人是绝对禁止小孩子们去湖面上滑冰的。可是放鸭人麻师傅经常在湖面上滑，他自己滑，还勾引一群小孩子去滑。我的堂兄满伢子就被他勾引上了。满伢子说，毛头，我们去滑冰吧。我说我不去，我怕我爹打我。满伢子说，没用的东西，你不是说要杀死你爹的吗？还怕他打。我说我现在不杀我爹了，可是我也不想去滑冰。满伢子说，如果你陪我一起去滑冰，我就借一本小人书给你看。满伢子的家里有好几本小人书，可是他从来不肯借给我看。我答应了满伢子，于是我们偷偷地溜出了家门。我和五岁的堂弟红旗，还有十一岁的堂兄满伢子，我们三个走得鬼鬼祟祟。
走过窑场的时候，满伢子捡了两块青砖，让我也抱了一块，红旗抱了一块半截砖。我问满伢子，要我们捡这些砖干吗？滑冰还用得着砖吗？满伢子说，到了你就知道了。我们抱着砖到了湖边，手冻得像从雪窝里拔出的胡萝卜。满伢子小心地走到冰上，举起一块砖用力砸下去，砖滋的一声滑出十几米远。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