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中国正统王朝皇帝，忽必烈都有理由去自负。他的祖辈、父辈带领着蒙古帝国走向辉煌，从生下的那一天起，忽必烈一生的征战岁月便已注定。
公元1266年，四川开州在这一年被攻陷，但是第二年就被宋人光复。虽然忽必烈的决策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所信任的汉人幕僚，但他对大多数汉人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没有绝对的自信去放权给他们，他下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色目人。但是第二年又花重金敕修山东曲阜的孔庙。忽必烈的心情是这样的矛盾。
公元1266年，忽必烈还在大都饶有兴趣地接见了来自威尼斯的商界望族马可？波罗一行，他详细询问了威尼斯的风土人情、立法、军事、国家治理等情况，了解到了罗马教廷的概况。于是，忽必烈在军务的间隙，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要教皇委派一百位传教士来中国传授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
在汉人幕僚的影响下，忽必烈有着开创“远迈汉唐”伟业的志向，但是他的志向却因南宋这块难啃的骨头被暂时搁浅。
就在这时，忽必烈的御前顾问们告诉他，除了南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征服，那是一个岛国，这个岛国在大唐鼎盛之时曾经挑战过大陆皇帝的权威，战争发生地就在今天的高丽，并且这个国家与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这个国家在高丽人和汉人幕僚的口中，被称作“倭”。
就像日本人不知道蒙古的存在一样，忽必烈也对这个小邦充满了新奇和未知。
三 忽必烈很生气（1）
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当时忽必烈还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到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所以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是忽必烈决心向日本派遣招抚使的一个重要契机。
赵彝出生在高丽咸安（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咸安与日本隔海相望，赵彝又通晓数国语言，他被蒙古征服者从高丽带回大都之后，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
据中国《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是听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招抚日本的计划。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最强大的对手南宋王朝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够成功招抚日本，就可以使南宋政权陷入孤立。
不能夸大这个因素——宋日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保持在民间贸易阶段，日本自顾尚且不暇，为南宋提供有效支援的可能性极小。
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信息不对称，又使得忽必烈很难清楚地知道宋日交往的真实情形。
我们就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测：听信赵彝所说的宋日交往的频繁和密切只是忽必烈派遣赴日使者的促因，其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忽必烈内心深处无法遏制的征服野心和建立“远迈汉唐”伟业的欲望。他希望能像汉唐帝王那样，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这样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合法形象。
忽必烈的这种气质，使得他所开创的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极其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区域全面扩张的王朝。这一点，让元代与其他王朝有明显区别。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使，希望在高丽的配合下，对日本谕以圣意，希望该国统治者能识时务，主动与蒙古交好。
在日本方面，全国上下，从幕府到朝廷再到民间商人，可以说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纪风雨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人除外——他就是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早在公元1258年他就写成一本奇书，预言日本要遭受外来入侵。
但是，日莲上人的预测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情报基础上，而是根据日本版“天人感应”学说做出的先知式推测。
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又衍生出许多新的宗派，并逐渐为武士阶层所接受，成为抗衡宫廷贵族、服务武家统治的新型意识形态。由日莲上人所创立的“日莲宗”以中国“天台宗”为源头，以其颇具日本特色的教义与政治理念，在日本佛教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1257年，蒙古西征大军围攻巴格达，南下大军平定大理国继而转攻安南，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进攻南宋鄂州城（武昌）。
同年，日本开始遭遇天灾，五谷不收，万民受难，这场天灾一直持续到公元1259年，即蒙哥大汗亲征南宋钓鱼城战死那一年。
日莲上人在第二年写成《立正安国论》，这便是那本惊世奇书。它通过宗教逻辑的推演和对日本社会矛盾的分析，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
一时间，引起重大争议。
《立正安国论》采用骈俪汉文，以主客问答体裁展开，由宗教信仰叙述到国家政治改革，以天灾地变说治世安国之要道。他认为之所以各种灾害不断，乃因违背《法华经》正法，唯有弘扬法华之妙法，才能消除灾难，始为立正安国之道，故名“立正安国”。
三 忽必烈很生气（2）
《立正安国论》“略本”真迹由中山法华经寺收藏，其“广本”真迹藏于京都本国寺。日莲上人所提交的《立正安国论》与中国汉朝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类似的逻辑思维，应该说无甚新意，但巧合的是，他准确地预见到日本此后遭受蒙古来袭甚至幕府发生内乱的历史事件，以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日本军国主义者，把日莲上人塑造成所谓的“忧国圣人”而大加吹捧。
忽必烈要求高丽配合蒙古朝廷说服日本，但是高丽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甚至可以说高丽人并不赞成蒙古征服日本的决策，因为高丽担心会被卷入战争。
此时，经过蒙古连续三十年的打击和削弱，高丽已经被忽必烈彻底征服，而与此同时，高丽常年受到日本海盗侵袭。
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可视为“前期倭寇”，由日本对马、隐歧、肥前等地的渔民和农人组成，他们在粮食歉收或遭遇饥荒的年份，武装起来乘船至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劫掠米粮。
公元1223年，即蒙古军团几乎把金国在黄河以北所有领土侵蚀殆尽的那一年，在高丽南部的金州发生了倭寇大肆抢掠的轰动事件。这种不间断的骚扰行为一直持续到公元1263年。
公元1227年，高丽向日本大宰府派遣使节，要求日本官方查禁倭寇。大宰府次官武藤资赖曾当着高丽使节的面斩首了九十名倭寇，但是无能的日本官方并不能禁止倭寇，从《高丽史》上的记录来看，倭寇对半岛的侵扰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
公元1263年，倭寇再次来袭，掠走高丽漕运船上的120石谷物，而高丽政府径直派人进入日本对马岛收回了被掠走的物资。
另一方面，从公元12世纪后半叶～13世纪后半叶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对马岛与高丽简直在进行着所谓的“进奉贸易”。缺乏耕地的对马岛为获取经济收益，向高丽王室进奉朝贡物品，高丽再下赐给对马岛相当于供品几倍的货物，实质上是日本地方政府对高丽政府的朝贡贸易。这种模拟中国中原王朝与藩属国的交流模式，使得日本与高丽之间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关系。
直到忽必烈发兵日本之前的公元1272年，日本对马岛进奉贸易船只还曾到过高丽金州，庆尚道按抚使害怕两国来往被忽必烈知道，暗中让日本船只原路返回。
所以，尽管倭寇侵袭使得高丽不胜其扰，但高丽政府也慢慢认识到，倭寇行为并不是由日本官方支持或认可的，虽然日本幕府有纵容的嫌疑，但想到要卷入一场大战争，高丽人还是不愿意在忽必烈征服日本的计划中担当积极角色。
忽必烈向日本派出黑的使团的那一年，是在他发兵围攻南宋军事重镇襄阳城的前一年。黑的使团先行来到高丽，他们还携带了忽必烈给高丽国王的督促诏书：
“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以下，抑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等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阻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诚，卿其勉之。”
但《元史》对于这一批使者，却有“未至而还”的记载，使节提出的借口恰恰就是“大洋万里，风涛蹴天”，这一点忽必烈在诏书中已经提前做了警告：“勿以风涛险阻为辞”。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气（3）
黑的使团到达高丽之后，高丽国王派遣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与其同行，但黑的等人到达巨济岛后返回高丽，最终到达日本的是高丽使团。
黑的使团之所以半途折回，是因为高丽人告诉他们海上风浪危险，而他们的警告显然一度对使团产生作用。而高丽宰相李藏用的一封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藏用在给使团的信件中极言日本此等“蠢蠢小夷”，“骄傲不识名分”，“欲舍之则为大朝之累，欲取之则风涛险阻，非王师万全之地”，只要“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顺其自然就行了，蒙古帝国在这个小邦身上不足以耗费过多精力。
到达日本的高丽使臣，除了向见面的日本地方官传达忽必烈的信息，还带了这样一封书信，大意为：“如果高丽人与蒙古人一起访问日本的话，贵国会怀疑高丽，但这并不代表高丽的意愿，而是迫于蒙古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
高丽的这种敷衍行为，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他们甚至连日本幕府官员都没见到就返回了。
此后，在大都面见忽必烈之时，高丽在解释使节为何未能到达的奏状中不仅以“风涛蹴天……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进”为由，还大胆地说出了本国的苦衷：“小邦自陛下即位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
忽必烈大怒，这位视天下为囊中之物的千古帝王显然不相信风涛就可以阻止使节的脚步，他果断地派出第二次赴日诏谕使节。
并且忽必烈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高丽人不值得倚重和信任。
公元1267年夏天，他给高丽国王下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诏书，斥责作为“属民”不仅不协助朝廷使节，反而从中作梗百般阻挠。
黑的再一次携团前往高丽，忽必烈严令高丽国王必须遣使配合黑的等人一同前往日本，并要高丽“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期必成”，“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
高丽国王则故伎重演，硬着头皮再次以“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为由，让高丽大臣潘阜等持忽必烈签发的牒状及高丽国王书往日本。
潘阜使团在公元1267年11月到达日本对马岛，第二年正月间，辗转到九州，将蒙古牒状和高丽国书一并交给日本太宰府。在通过大化改新建立起律令制国家之后，太宰府是天皇朝廷派驻九州掌管对中国和朝鲜外交事务、军务及九州政务的官署，是名副其实的“天皇之远廷”。
随着律令制国家的衰败，朝廷权威的丧失，太宰府的对内职能有所削弱，但一旦有涉外事务发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对外窗口职能便凸显出来。
高丽使团希望日本能尽快给予答复。
当地官员自然无权裁决，甚至没有权力去拆看国书的内容，他们将国书送往镰仓幕府。幕府上层看到国书后傻了眼。
忽必烈在国书上这样说道：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 忽必烈很生气（4）
在忽必烈的诏书中，一开头就以小国称呼日本，最后更是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结尾，即朕不愿对日兴兵，但迫不得已之时还是会这么做——显示出十足的威吓意味。
直到今天，日本东大寺还存有这一国书的抄本，日本人称之为《蒙古国牒状》。
但是在当时，什么是“大蒙古国”？该国能使“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又是何时发生的事情？至于国书开头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称呼为“日本国王”——虽然在日本国内天皇早已成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国王”称呼之，这种*裸的降格怎能让幕府高层接受？
国书中对日本“自古小国”的称谓，无法避免地伤害了幕府高层的自尊心。
高丽使团在递上忽必烈国书的同时也附上了高丽国书，说明本国是奉蒙古皇帝严令，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们的国书中，高丽国王这样奉劝日本：“皇帝欲和贵国通好，非求贡献之利，只是想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等通交之后，当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商酌焉。”
一面是大蒙古国皇帝的严词恐吓，一面是高丽国王的耐心劝诱，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镰仓幕府除了表示愤怒而外，一时也拿不出好的主意来。幕府以不敢擅专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立刻上奏京都朝廷。就这样，国书从大都被带到高丽，再被送至九州又送达镰仓，而后来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与镰仓幕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自从白江口之战被唐朝击败之后，基本上就没经历过像样的外部压力，六百多年过去了，虽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