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叫《我是湖南人》吧。”
我马上抬眼看着他，嘴角露出一丝会意的笑容。
从我们对视的目光里，我们知道，这个书名已经敲定。
他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我们都知道，《我是湖南人》这个简单平实的书名里，包含着我们所了解的无比丰富的内涵。我们身前的那堆图书和文稿，似乎都是为了向人们宣示“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而问世的。
湖南人是一种怎样的身份？两个字就说清楚了：人才。
周兴旺先生在《湖南人凭什么》这本书的序言里，开宗明义地说过：“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首都，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首都，那么，湖南就是中国的人才首都。”
当然，周兴旺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湖南人具有“人才”这样一种身份的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就已经高悬着一句断语，庄严而高亢地说出了同样的意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说这话的人是南宋的大儒朱熹。这位在明朝和清朝备受推崇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出生在江西，一度掌管长沙的高等学府。他的这句断语，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一种客观的评价，使湖南人的身份大增荣耀。他告诉人们：湖南是天下人才最多的地方。
在此之前，另一位江西人范仲淹在洞庭湖畔写下了《岳阳楼记》，为湖南人才的精神风貌做了定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湖南的人才，诵读着这样的千古名句，滋生出一种抱负天下的气质。同时，洞庭湖因这篇文章名扬四海，岳阳楼因这篇文章令人景仰。历史的演变渐渐地证实了一代名儒朱熹的预言，近二百年来，湖南成为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人才的基地，直至成为孕育人才的中心。自从中国近代史翻开它的卷页，人们便看到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灿若星辰，形成中国近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繁盛气象。
一个地方的名气，是可以靠文章传播的。历史上，湖南本是中国一个卑湿而蛮荒的省份。在清朝之前，史传上很少记载湖南出了什么大官、大将、大学者、大文豪。但是，屈原的《离骚》和《怀沙之赋》，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以贬官的气节和尊严所特有的魅力，传播着这块蛮荒之地的名声。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洞庭湖畔常德境内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对湖南山水格外依恋的江西人王勃的《滕王阁赋》和范文正公的《岳阳楼记》，再次唤起了中国的读书人对湘江和洞庭湖、对古城长沙和岳阳的憧憬。三湘四水吸引了四方朝野的文人骚客，成为他们放逐、游学和聚会的场所。
于是李白来了：“随风吹到夜郎西。”据人们的考证，夜郎就是今天湖南的新晃。
杜甫来了，写下令人怦然心动的诗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黄庭坚来了，在郴州苏仙岭留下了《忆秦娥》：“郴江自幸绕郴山，为谁流到潇湘去。”
柳宗元来了，写出了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名篇《捕蛇者说》，写出了中国山水散文的典范《永州八记》。他以优美的文笔，向人们揭示了湘江上游的原生风光带。
周敦颐回来了，为躲避战乱，辞官不做，来到湖南湘潭县一个叫隐山的地方，在山顶上搭了个茅棚，在一方从不干涸的池塘里种了一池荷叶。盛夏，见荷叶出污泥而不染，便作《爱莲说》。隐山因为有他这样的人隐居而得名。
朱熹来了，和四川名士张轼在湘江边促膝谈心。他们看着湘江北去，以湖南的风水来映证儒家的理学，决定在湘江边的岳麓山下施展自己的抱负。他们聚会的渡口后来便叫做朱张渡。
胡宏来了，和他的儿子辞官来到隐山，开创了湖湘学派。胡宏在这里教书育人，研习心性学，成为南宋理学的始祖。他在一股四季喷涌的泉水边开创了碧泉书院，使隐山不再幽隐，一度成为湖南的教育中心。碧泉书院只是一个发端，后来的岳麓书院，就是碧泉书院的延伸。
湖南的人才，便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受到了熏陶。湖南人情怀激昂，潇湘风雨弥漫八方。湖南的人才们，个个志存高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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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2）
很快，湖南就有了大思想家王夫之、大学者魏源、政治家陶澍和外交家郭松焘。当然，这还不足以形成后来那种“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的恢弘的格局。在他们之后，湖南相继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革命家、战略家、哲学家、文学家和音乐家。
从此以后，湖南不仅靠文章，不仅靠诗词歌赋，也靠武力、谋略和革命来传播着自己的名声。
在岳麓书院，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完成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系统培训。当时世大乱的时候，湘军支撑着清朝即将倾塌的江山，一方面维护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腐朽统治，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国家疆土的分裂。曾国藩的湘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回民和四川农民的起义。这支军队掠夺战争地区的财富，把江浙的财富转移到湖南，用武力在省内“扶贫”，使湖南顿时成为全国富裕的一省。同时，湘军也向国人昭示了汉人的力量，表明满清的统治气数已尽。蔡元培先生说：“直到湘军崛起，表示汉人的能力，满人的信用才丧尽了，这也是间接地促成了革命。”
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给人以顽固、守旧、破坏民族团结的印象。但他的部队平定新疆境内的叛乱，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整治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大规模开展军屯军垦，经营西北近代工业，经办洋务，创办南洋水师，动用部队抗洪救灾，经营和保卫台湾，甲午中日战争开赴辽宁抗日，之后刘坤一、李鸿章等湘军人物倡办东南互保，对民族对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戊戌变法，湖南人谭嗣同“拔起手仞，高唱入云”，执意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沉睡的中国雄狮和亿万民众。他的壮举激励了后来的湖南人，陈天华、姚宏业和杨毓麟同样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震撼昏聩的同胞。
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人不愿再做清廷的保镖，成了腐朽清皇朝的掘墓人。黄兴、宋教仁、蔡锷、刘揆一兄弟等人，在思想上已经清算了清末湘军的影响，但继承了江忠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自信和那种“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兴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和得力助手，没有黄兴在四处点燃革命的烈火，屡败屡战，百折不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就很难成功。因此，人们赞誉黄兴说：“无君既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蔡锷是湖南的另一员猛将。他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用作滇军的教材，他还用湘军的精神激励湖南同胞：“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始……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 护国运动中，他率领三千子弟兵，抵抗十万袁兵，恢复了共和国体，一曲《知音》令天下人回肠荡气。
宋教仁是为中国宪政流血的第一人，也是令独夫民贼袁世凯最害怕的对手。他曾代替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并将同盟会和其他民主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由于他积极推行革命党的议会政治，严重威胁到袁世凯的独裁。在他被袁世凯派人枪杀后，这位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的湖南政治家临终还在说着梦话：要竭力促使袁世凯保障民权，使国会确立不可变更的宪法。
在革命的精神感召下，湖南的一些军阀也转向了革命。谭延辏Ш吐车悠铰柿焖肯婢巴肽希侗脊裾Ｋ堑牟慷尤χС炙镏猩剑г破揖５慕ㄉ瑁镏阒莨裾蕉ㄅ崖摇；破揖５男Ｃ褪翘费雨＇应蒋介石之请而题写的。另一个军阀唐生智迫于形势，转向广州的国民政府，成为北伐前锋。北伐时期，湘军在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占有三个军。
在黄埔军校里，湖南人是佼佼者。著名的“黄埔三杰”陈赓、蒋先云与贺衷寒，全部是湖南人。
湖南的人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这还不足以使湖南享有人才之都的盛誉。直到一个诞生在韶山的伟人开始指点江山，湖南的人杰地灵才得到充分的诠释。在大革命的岁月里，湖南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人物。湖南出了个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继承并代表了湖南人的精神，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湖南的人杰。宁乡出了个刘少奇，湘潭出了个彭德怀，桑植出了个贺龙，许多名振寰宇的湖南人，随着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湖南的人才潮涌达到了高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革命的洗礼中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强者，用无比绚烂的色彩，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彭德怀、黄公略、罗荣桓、贺龙、粟裕、陈赓、王震等一批湖南名将，中国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今天这般神奇的军威。
作者序：湖南人的尊严（3）
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交班之后，湖南的人才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岁月里，湖南人胡耀邦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鞠躬尽瘁，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
今天，在祖国的宝岛台湾，仍然活跃着湖南人的身影。宋楚瑜和马英九，人们经常从传媒的时事报道中听到他们的名字。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不仅是杨度一个人的誓言，而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湖南志士慷慨激昂的真实写照。湖南人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这个气魄非凡的推断。几乎在所有的大事件中，湖南人都自觉地义无反顾地站在风口浪尖上，倾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每当国难当头，湖南人都会争先恐后去充当中国的脊梁。
当然，书写湖南人尊严的不仅有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也有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和体育健将，还有电视节目主持人。整个世界通过文学认识了沈从文、丁玲和琼瑶，通过剧院认识了黎锦晖和田汉，通过乐曲认识了贺渌汀和谭盾，通过歌声认识了李谷一、张也和宋祖英，通过图画认识了齐白石和黄永玉，通过电视荧屏认识了汪涵、李湘与何炅，通过举世瞩目的领奖台认识了陆莉、唐小红、熊倪、龚志超、龚睿娜、刘璇、杨霞和李小双，以及他们身后的“体育湘军”。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第一位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袁隆平，因为他为人类粮食的增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近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规模宏大，络绎不绝。这种令人欣喜的现象，似乎为湖南所独享。谭其骧先生说：“自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天下无出其右。”钱钟书先生有一段谈话，形象地概括了湖南人得天独厚的身份：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湖南人的影响是什么？湖南人缺过粮，缺过钱，也有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的遗憾，但湖南的人才，除了十年浩劫，却未曾有过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经过千锤百炼，用自己的才干，影响了中国国民的性格，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人才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人类真正具有尊严的一类人。他们因自己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而享有这种尊严，因自己具备的才干和对事业的追求而出人头地。因此，每一个自觉的湖南人，不论他生于蓬门还是出自望族，都会发现自己生而顶戴着一圈令人羡慕的光环。他有足够的理由，热爱承载他的这片红色的土地，膜拜用无数牺牲换来荣誉的养育他的先辈，尊重在潜移默化中教化他的以湖湘文化著称于世的文明。如果他没有愚蠢到去割断自己与历史一脉相承的联系，没有疯狂到放干自己身上的那一腔火辣的热血，没有轻率到对自己与生俱来的尊严视而不见，那么，他完全可能从凡人中脱颖而出，把湖南人的尊严发扬光大。
前人创造的历史和文化，在湖南人身上种下了获取尊严的基因。一个湖南人说出“我是湖南人”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他感到了尊严的鞭策，便意味着他会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热爱人生，积极入世，挥洒才干，经世济用，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他是勇敢无畏的，“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他不会因循守旧，他要与时俱进。他会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的文明成果，引领时代，开创风气，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他会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运筹帷幄，把握时机，改变命运。
在本书卷首刊载的满怀激情的《湖南少年歌》中，杨度把湖南在中国的地位，比作希腊的斯巴达和德意志的普鲁士。他豪迈地放言，只要还剩下一个湖南人，中国就不会灭亡。有人说，《湖南少年歌》是湖南人的《马赛曲》或《义勇军进行曲》，为湖南人吹响了誓死保卫祖国的冲锋号，也为湖南人赋予了富国强民的神圣使命。杨度本人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落得声名狼藉，凄凉辞世。他为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也许就是他早年在臭烘烘的东京留学生寝室里写出的这部作品，为湖南人立了一块精神的丰碑。
本书卷首还刊载了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安徽人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盛赞湖南人奋斗不止的精神。他说，他听到这种精神复活了，“几乎落下泪来”。
从杨度的诗句和陈独秀的文章，我们知道湖南人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它是湖南人在与生存环境不断斗争和妥协中产生并延续的文明，是湖南人在自然与社会的土壤上辛勤耕耘获得的果实，也是湖南人不断吸取外部文明充实自己的营养。这种精神，酿造了湖南人的智慧、气质、性格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