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0年，秦朝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山东，一条向南直达湖南的衡山。广西、湘南以及长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辗转抵达岳阳湘山，即今天的君山，因遇大风浪，才未继续南行。
秦朝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湖南包括长沙地区与南方的往来，有利于商贸和经济发展。秦代长沙的社会经济，比楚国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经历多年的征战拼争后，建立了汉王朝。
西汉时的湖南地区直属中央，设一国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长沙国所辖则包括今长沙、岳阳、衡阳、邵阳、湘潭、株洲、娄底八地市。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长沙国在控制和稳定湖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沙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汉代长沙地区经济还较为落后，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的勤劳，居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当时的长沙人掌握了完备的缫丝技术，是长沙地区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长沙当时已经有了平放式的和斜卧式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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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中张扬野性（3）
西汉长沙地区丝织业、漆器业、陶器业等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反映出长沙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技艺，为长沙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几百年间，长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长沙郡有大约二十五万六千户人家，大约一百零六万人口。前后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数增加近四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农业有了多种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
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外调。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加上交通发达，长沙与苏州、绍兴、南昌、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造船业和制瓷业，是汉代至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两大杰出成就。
长沙地区及附近水域，西汉时造船业已兴起。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
这个时期，长沙已有较多瓷器出现。到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迅速，青瓷器数量相当多，制瓷业已初具规模。
在汉代，长沙来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洛阳人贾谊。他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二十三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称他为“贾长沙”。
贾谊才气横溢，眼光敏锐。他作为一名贬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朴实的社会观念。他的重农主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湖南耕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的伦理观和礼治观，融入了湖南人淳朴的民风，对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为湖南人不重财利、轻视商人、只重功名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汉前期的社会，普遍出现了弃农做工经商的现象。贾谊指出：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都要吃饭，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耗。而淫靡奢侈的风俗长此以往，会败坏社会风气。这两种风气公然风行，不能制止，就会影响国家的气数，无法挽救。《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贾谊看到工商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十分焦急。西汉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全国壮劳力不过三百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汉代盗铸钱的人多达数十万。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从张居正、黄宗羲到王夫之，都在宣扬这种思想，湖南的工商业虽然也有繁荣的时候，但耕读文化仍然深入人心。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湖南是中国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地区。湖南人的蛮，其实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而言，并无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说，湖南人的蛮是轻微的，在历史上无疑不是中国最野蛮的地区。湖南人喜欢张扬自己的蛮，只是一种血性的夸张表现。如果湖南人真是很蛮，就无法发展自己的另一个特质“灵泛”。湖南人的灵泛，正是建立在湖南地区相对发达的文明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夹带着若干野性的文明。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我们试图从湖南人的精神中去寻找它的特征。由蛮夷文化、移民文化、贬官文化和耕读文化四种要素构成的湖湘文化，给湖南人赋予了勇敢顽强、吃苦耐劳、桀骜不驯的气质。分析得细致一点，可以列为十条。
第一，湖南人质朴、务实而不务虚。湖南人作为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他们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踏踏实实地为生存而奋斗。
第二，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只能磨砺自己的精神，提高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耐受力。
第三，湖南人倔强，又谓“霸蛮”，坚韧执著，屡败屡战，头撞南墙而不回；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这是湖南人吃苦耐劳的特质在精神上的反映，也是湖南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征逐中养成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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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中张扬野性（4）
第四，傲岸，不拘细行琐德。这是被人讥笑为蛮夷的尊严反弹，也是贬官文化所独有的气节。
第五，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这是移民文化的一个特征。
第六，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这是屈原精神的遗传。
第七，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这是受到耕读文化和功名意识的影响。
第八，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这是移民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及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是蛮性中固有的豪气和血性。
第九，特立独行，不盲从，不迷信权威，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屈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这主要是贬官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合统治者胃口的文人骚客，大都具有不羁的思想和不屈的志节，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以及狂放的精神带到了湖南。
第十，不怕死，不要命。用湖南话说，就是：“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中既有屈原投江以死明志的情结，也有贬官文化移民文化蕴涵的反抗精神。
自古以来，中国北方产顺民，南方产刁民。
为什么南方产刁民？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而南方人多被视为“化外之民”。南方人本来就生活在偏见之中，逆反心理颇重。何况天高皇帝远，但凡有鞭长莫及的时候，南方人就会蠢蠢欲动，反抗残暴的专制统治。
历朝的专制统治者们，对湖南的刁民非常头疼。打开湖南各地的地方志，触目皆是起义、暴动、战争，从钟相、杨幺起义到乾嘉苗民暴动，从湖广士兵抗倭到湘西延绵半个世纪的匪祸，一片揭竿而起、血染刀刃的喊杀之声。太平天国是广东人和广西人发起的运动，湖南也有不少人加入。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军，有时就是湖南人之间的厮杀。到了湖南人兴起维新运动继而致力于推翻帝制的时候，湖南一地更是烽火四起，帮会组织反清复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在北伐中又成为全国的农运中心。在抗日战争中，湖南成为与日军拉锯搏斗的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湖南，这块红色的热土才安静下来。
湖湘文化怀抱着野性与文明，就是因为湖南人的精神包含着以上罗列的十大特质。这些特质既可以令人感到野性的炽热、自然、张扬、酣畅和放肆，又令人感受到进步、开化、包容和阳光。湖南人的质朴激情、强悍粗犷，是一种强大的原始生命力量，湖南人的开放务实、兼收并蓄和热爱真理，又是在思想和文明指引下的执著追求。
湖南人的精神是运动着的、不定型的、与时俱进的，随时准备着更新与丰富，使湖南人像一团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人类文明的成果。
湖南人的精神，不会停留在一种秩序和平衡。湖南人从原始的冲动中获得提升的动力，向更高的文明攀登。沈从文说湖南人是乡下人，他说出了湖南人精神中原始的一面，但他自己非常看重名士风度，在大城市上流社交圈中如鱼得水，说明湖南人渴望站在文明的巅峰上。
在现代文明使人类的体质与精神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的时候，原始的野性显得弥足珍贵。湖南人似乎是懂得这一点的，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他们没有剔除骨子里残存的那点野性，而是炫耀着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的蛮性，把生命的原始特质看得那么高贵，那么稀罕。他们心里永远珍藏着一幅高更风格的图画，那是不着人文痕迹的大自然，是急流险滩的江水，是呼啸猿啼的山林，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大湖，是白云翻滚犹如万马奔腾的苍天。
耕读文化的乌托邦，是秦时明月的桃花源。让时光凝滞在一个原始的时空，是为了保留曾经有过的天真和淳朴。湖南人用幻想来强迫文明停止向前迈去的脚步，他们不是真要去阻止历史车轮的滚动，只是为了珍藏心中那一份生命本初的感动。
在宋代以前，屈原、贾谊和柳宗元对湖湘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都是贬官，又各有鲜明的主张和伟大的情怀，他们的个人魅力，足以为湖湘文化增添一种旋律，丰富一抹色彩。他们没有规范也没有压抑湖南人带有野性的精神，而是使之更加激扬。
楚国对湖南的统治，使湖南土著与外来的楚人融合，而屈原的精神，点燃了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秦朝的统治没有使湖南人屈服，倒是包括湖南人在内的楚人，使秦朝走向了灭亡。自汉代以后，湖南人受到贾谊的影响，唯耕与读，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其间，湖南继续接纳着外来的人口和文明，湖湘文化仍然以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文明形态在湖南本地延续，却没有引起外地人的注意。湖南一地，尽管在汉代出过蔡伦，在三国时代出过蒋琬，在唐代出过大书法家欧阳询与怀素，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湖南正在酝酿着一种力量，将会催生出大批的人才。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1）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也为商人鼓掌。
湖湘文化充满了激越的进取精神。到了距今大约一千年的时候，湖湘学派的创立，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理性和思考的成分。
由于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有着无法分割的渊源，因此，岳麓书院也就成为湖湘文化的一座著名的论坛。
岳麓书院正式创立于公元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然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千年岁月，弦歌不绝，故有“千年学府”的称号。
一千年，似乎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与湖南人三百万年的历史相比，却又非常短暂。不过，岳麓书院千年的历史，已经使它超过了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年龄，也足以使它留下朱熹、王阳明、周敦颐这些大学者的足迹，使它一度成为中华文明的学术中心，培养出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
一千多年的历史，给了岳麓书院许多的殊荣，中国大批的政治人才和思想精英，从它的院舍里，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文明开化的前沿。思想家王夫之，爱国思想家魏源，政治家陶澍，外交家郭嵩焘，军政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维新派志士唐才常，革命先锋陈天华、蔡锷，教育家杨昌济，都在岳麓书院接受过培训。岳麓书院靠着这些精英，证实了朱熹做出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预言。
有人说，岳麓书院之于中国，就好比牛津和剑桥之于英国，哈佛与耶鲁之于美国。还有人说，岳麓书院对于人才的造就，胜过北大和清华。这些话出自湖南人之口，未免有自夸之嫌，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岳麓书院值得湖南人引以为自豪，总是一个事实。
今天的岳麓书院，在教育体制上当然已经现代化了，但表达书院精魂“实事求是”的匾额，依旧巍然高悬。它在呼唤人们保持一种朴素的学风，在千年以后的今天，继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岳麓书院的存在，固然是湖湘学派的一个象征，但也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由于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岳麓书院没有成为某一个学派的圣殿，而是成为一个有助于湖湘文化吸收各种学识的论坛。人们在这里可以讨论“知行合一”，也可以鼓吹“无其器则无其道”；既可以在这里萌生政治改良的念头，也可以立下经世济用的宏愿；这里响起过维新志士的声音，也曾回荡着推翻帝制的呐喊；诞生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在这里最早燃起中国人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
由于岳麓书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它得以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标志。由于岳麓书院是一个论坛，它又得以成为一个容许学子们自由吸取各种学派思想精华的教育基地。它的这种功能，为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开阔思维的湖南人才，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