劾艏俳杳扇∫晃摹�
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
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5）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
我们已经知道，湖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冲突的个性，移民文化锻造了湖南人吃苦耐劳和拼搏奋发的精神，湖湘学派的四百年道统，奠定了湖南人讲究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近代湖湘文化的传承，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倾向，就是格物致知、经世济用、实事求是。
在一段时期内，湖南人在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下，把博取功名作为实践的目标，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湖湘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关注现实生活；又因学术开放而糅杂了许多学派，因此缺乏系统性；也不崇尚从理性思辨上对宇宙终极和人生终极深加探讨。这是湖湘文化的一种特色，它因此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而避免了耽于思辨和洞察人世所带来的惰性。尽管湖南人中并不乏以哲学思辨见长的学者，但他们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仍然对当时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积极的主张。
湖南人的这种学风，导致他们重视实学和理工技术。这曾经给中国八股成风的封建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流。直到现在，这种学风对于中国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人非常需要抵制流于空谈、鄙薄技术的陈腐习惯，而湖湘文化精神的张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好的防腐剂。
湖湘文化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使湖南人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提出强烈的主张。当然，由于各人见识并不一致，湖南人的主张在横向的沟通和纵向的延伸上都会出现一些断层或悖论。例如，魏源和曾国藩处于同一时代，前者提出要向西方学习，而曾国藩却为了保卫孔教名分而向引进西洋宗教的太平天国开战。又例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的湘军保住了腐朽的清朝，而黄兴和蔡锷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战。由此可见，湖湘文化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而具备这同一种精神的人，会为各自信奉的教义或主义而奋斗。因此可以说，不论文明的观点是如何地冲突，湖湘文化的精神素质总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因此，就湖湘文化一贯的精神而言，我们无法说它是主张社会的保守还是赞成社会的开放，也无法说它是重农或是轻商，它只是促使人们积极地关注社会动向，去用自己的才干去解决社会问题，或是维护社会的安定，或是参与社会的变革。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往往在湖南人内部造成观念的冲突和才干的对峙，并且因不同的主张而形成对立的阵营。因此，这就造成湖南人不抱团的现象。这种情况，常常导致湖南人墙内开花墙外香。所谓“楚材晋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古往今来，许多湖南的人才，都是在湖南之外取得成就。曾几何时，湖南人形成一种共识：想要有所作为，必须走出湖南的山川。
这种现象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湖南人善于寻求与外部的联合。曾国藩湘军中的猛将鲍超和塔齐布，都是外省人，他们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得力帮手。胡林翼与满人官员官文合作得很好，还结为亲戚，而曾国藩最得意的弟子不是湘乡人，也不是湖南人，竟是安徽人李鸿章。湖南人近代以来与广东人的结合，更能说明问题。湖南人的才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们在外省得到那里人们的尊重。他们的才干与外省人的各种优点结合起来，往往能成就一番大事业。黄兴协助孙中山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传为天下美谈。
当然，湖湘文化除了提倡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做人的精神，也有一种信仰的基调。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基本传统。很明显，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中，不同的人同样从爱国主义出发，也会在具体的取舍上产生不同的理解。湖湘文化提倡的爱国主义，无非是从忧患意识中诞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
屈原和贾谊两个外省人，跑到湖南来，为湖湘文化确定了爱国主义的基调。这两个人都是被人谗言诬告贬谪到湖南的官吏，但他们仍然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湖南人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一些湖湘学者遵照儒家“华夷之辩”的理论，主张抗金抗元，反对妥协投降。还有许多湖湘士人投笔从戎，投身到抗金抗元的战争中。明末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终身不蓄发，誓不降清。
中国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由近代湖南人发扬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与使命。他们为此焕发出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他们主张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湖南人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郭嵩焘与曾纪泽是这方面的先行者。
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
湖南新政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宣传和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大批宣传家，也出现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人蔡锷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当民主共和后来被军阀政客偷梁换柱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效法俄国的革命者，把反帝爱国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探索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展现了博采众长、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经世济用、爱国主义和湖湘文化的开拓创新与兼收并蓄的传统，使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长久地驱策湖南人成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湖湘文化也可以称为一种励志文化、成材文化。湖南一地人才辈出，正是因为湖南人时刻在经受励志文化和成材文化的熏陶，以至于终身都怀抱着成材的梦想。
细论湖湘文化的精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励志和促人成材的明显特征。
敢为天下先，是湖湘文化的精神之一。用俗话说，就是具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胆量。湖南人在这方面表现的事例，实在多不胜数。
长沙人杨毓麟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湖南》的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他说，道州人周敦颐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而衡阳人王夫之创立了一种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提倡向西方学习。杨毓麟说，“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他指出了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在杨毓麟那篇文章发表十七年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做了一件敢为天下先的事情。他们组织民众，发起驱逐残酷统治湖南的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并设想在湖南建立一个摆脱一切外来反动势力干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国”。
为了支持这一运动，安徽人陈独秀于1920年1月5日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就是本书刊于卷首的那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陈独秀把“湖南人的精神”概括为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毛泽东在驱张运动胜利之后接着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这就说明，毛泽东自觉地继承湖湘文化中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成为湖南最杰出的人才。
同治九年，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目睹法国公使仗势欺人，心里萌发了一个想法。第二年，他与门生李鸿章一道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选择聪明的幼童，送到外国的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各科目，计划他们在十多年后学成回国，掌握了西方人所擅长的技术，再教会其他中国人，然后中国就可以渐图自强。毫无疑问，他们为拯救落后的中国开出了一剂有效的药方。
湖南人郭嵩焘，在中国近代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民主政治制度。他是我国驻英国的第一任公使，在国外看到了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多次上书朝廷，但得不到朝廷重视，郁郁寡欢，辞官而退。他犀利的眼光和敢为天下先的倡议，得到了后世人的钦佩和肯定。
郭松焘的事迹和遭遇，在这里应该多写几笔。
郭松焘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入了翰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中，亲眼见到海防失守，非常气愤。他主张既要学习西方建造工厂，又要学习西方的政教。他说，要遵循西洋的方法求得自身的富强，如果不学西洋的政教，就不可能收效。
后来，他作为钦差大臣，在英国居留两年，实地考察西方科技文明、政教风俗、经济发展，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了解各个方面的成就。他以强弱为标准，把各国放在平等地位上来评价得失优劣，体现了世界一体的眼光。
郭松焘一直主张在对外交涉中注重国际公法的概念，这在当时当然是颇具识见的。然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见解，并不能见容于当时愚昧自大的中国社会，反而被视为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荒谬言论。1876年，他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时，京城里传遍了攻击他的谣言，说他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又说他离开祖国，去为外国鬼子工作，是不对的。一些湘籍人士表示耻于与他为伍，甚至打算聚众捣毁他的住宅。但是，郭松焘性格坚毅，对人们的非议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