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湘不成国，无湘不成史，这些话自有它的道理。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省份。中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是不可缺少的。四川人同样可以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四川。”湖北人也有豪迈的自比：“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武汉三镇号称“九省通衢”。湖北人高兴地说：“湖北有座黄鹤楼，半截都在云里头。”四川人不服气：“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河南人身居中原而自豪，动不动就说：“谁占有中原，谁占有天下！”成语“逐鹿中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湖南人可以高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抗日战争中，西南也不示弱了：“西南山区是中国民族得以生存的根本！”
但不管怎样，外省人对湖南人评价毕竟是很高的。在湖南人看来，这是历史对于湖南杰出人才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
湖南有过杰出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为中国社会提出了生死攸关的改革命题。湖南的维新志士，在历史暗夜中为国人点亮了希望的明灯。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展现出一派光明的前途。
湖南籍的共产党领袖和他们战友们一起，缔造了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的领导集体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三位，他们是彭德怀、贺龙与罗荣桓；十员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他们是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和许光达；五十七员上将中，湖南人有十九位，他们是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和傅秋涛；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有四十五位。 ，
中国人永远缅怀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湖南烈士，他们当中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湖南长沙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所出的名人，数量虽不及江浙一带，但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他们包括社会科学家群体，有哲学家李达、金岳霖、蔡仪、李泽厚，历史学家周谷城、翦伯赞、吕振羽、杨荣国，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等。还有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教育家群体，他们创立和培育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校，向海内外各个领域输送了无以数计的优秀人才。明德中学创始人胡元恢、周南女中创始人朱剑凡、省立一中校长符定一、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长郡中学校长王季范、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等，无一不为星城父老和湖湘学子所景仰。此外还有文学艺术家群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艺湘军”，其中有作家萧三、丁玲、谢冰莹、周立波，美术家齐白石、杨应修、李立、陈白一，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音乐家黎锦晖、贺绿汀、吕骥，电影明星黎明晖、王人美、胡萍等，名气之大，作品流传之广，可谓家喻户晓。
自20世纪中叶一直到21世纪初，潇湘大地又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就是湖南院士群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聘院士八十一人，湖南有六人当选，其中五人为长沙籍。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1994年选聘院士以来，全国的两院院士已有一千多人，内中湖南院士多达一百余位，其中包括湘籍院士和长期在长沙工作的外省市籍院士。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6年5月，湘籍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邮电部发行一套四枚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有两名长沙人，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衣原体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和中国骨肠病学创始人之一的医学家老孝骞。除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享誉世界，还有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旋转态振幅，陈国达首创地洼学说。像这样享有国际盛誉的两院院士，长沙不下数十人。
湖南人在近现代的历史作为有目共睹。湖南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盛誉，武有“无湘不成军”的美称，湖南人怀抱着野性和文明，在成材的道路上大步流星，前赴后继，为本省赢得了人才摇篮的美誉和人才大省的殊荣。
湖南人头上有一道催促成材的紧箍咒（1）
在历史上，人们对于湖南人的形象，有过很多的描述。这些描述
都有一定的指向。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湖南人十分骠悍，《隋书》中说湖南人“劲悍决烈”。后来的湖南地方志中，则说湖南人“劲直任气”，“刚劲勇悍”，“好勇尚俭”。19世纪60年代，湖南布政使李榕是一位四川人，曾说湖南人“气太强”；同一个世纪的90年代，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一位江西人，他说湖南人“好胜尚气”；湖南人皮锡瑞也有相同的评语。湖南人周敦颐有一篇著名的《爱莲说》，赞赏莲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说明湖南人非常欣赏这样的做人风格。
湖南人的脾性正如荷花的爽利，率直开朗，和人交往，容易一见如故。他们爱憎分明，喜怒哀乐形于言表。他们信仰坚定，思想坚毅，行为坚韧，为人刚正，作战勇猛，对上桀骜不驯，攀比好胜尚气。
在关键时刻，湖南人不怕死，重义气，尚气节。
如果将湖南人的气质与中国人的普遍气质做一个比对，我们会发现，湖南人的气质具有显著的特色。
学者杨国枢根据许多人研究的结果，得出一种综合的印象，认为中国人的气质与需要，侧重于静的一面：求助、谦卑、依赖、顺从、秩序、消极、退缩、世故、谨慎、多疑、羞怯、慎思。换言之，缺乏健壮性、激动性、表露自己、支配、改变、攻击、竞争等动的一面。很明显，这与人们对湖南人气质描述刚好相反。大家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湖南人的气质是积极的，激动的，热情的，具有支配意志的，喜好改变的，愿意接受挑战的。
有一个段子，讲的是各省人在打架时的不同表现。东北人先吵后打，越吵越凶，凶到极处就“噼噼叭叭”地打起来。山东人先打后吵，三句话不对劲，抄起家伙就打，把人抬进医院，再辩是非曲直。四川人只吵不打，吵得凶巴巴的，吵得青筋暴露，互相骂得狗血淋头，拳头捏得吱吱响，却不肯招呼到对方身上。湖南人是边吵边打，文攻武略，拳脚不软，口舌不停。这就体现出湖南人的气质，霸蛮加灵泛。
人们试图从吃辣椒这种习惯中去寻找湖南人气质的根源。但这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以及在后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湖南人根本就没有辣椒可吃。何况中国境内爱吃辣椒的除了湖南人以外，还大有人在，辣椒这种食物并没有使所有吃辣椒的中国人养成湖南人的这种气质。
湖南人之所以具有积极灵动的气质，还是因为促人成材的湖湘文化往他们的灵魂里注入了兴奋剂，在他们头上加了一道不许他们怠惰服输的紧箍咒。
北京大学的潘爱华教授是一位湖南人。他被评为“世界百位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物”。他是具有商业意识的科学家，又是具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他在几年时间里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他只用两年就获得生化博士学位。他没有做过商人，却使一个只有四十万元注册资金和几名兼职员工的小公司，在几年里发展为拥有数亿元资金的高科技企业集团。他接管一家濒临倒闭的公司，不到两年就让公司利润陡增十多倍，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基地，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他连绿卡都没有，却担任了美国赛若金有限公司的总裁。
潘爱华教授把他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归之于他是湖南人。他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人家创造机会他把握；还有一种是自己创造机会自己把握。我属于后者。我都是自己创造机会然后自己利用机会。我想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是湖南人，湖南人的性格就是遇到困难勇往直前。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我就对自己说：‘没事的，肯定能做好。’然后每次我就很有信心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思维方式，他的性格和方法。那种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危机变成良机、把挑战变成机遇、把压力变成动力的人一定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人属于开创型的人才。”
湖湘文化不仅给了湖南人奋发进取的精神，也教给了他们如何成材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这两句话本来就是湖南人的发明。
先说实事求是。早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岳麓书院的厅堂上，就在中国率先挂起了“实事求是”的大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给这四个字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率先倡议中国共产党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如今，在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题写的“实事求是”，依然挂在最显赫的位置。实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核心传统，也是湖湘文化为中华文明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湖南人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在实践过程中留下许多精彩的故事。这里介绍彭德怀在作战中实事求是打胜仗的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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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头上有一道催促成材的紧箍咒（2）
在解放战争中，当蒋介石调集三十万精锐部队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彭德怀指挥不足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陕北的荒山秃岭中安然旅行，一度距离胡宗南部队的直线距离只有十二公里还能脱险，主要得益于彭德怀的作战。他的这位同乡肩负重任，引着胡宗南的军队在山沟里转，把他们拖得疲惫不堪时，便集中力量，吞掉胡宗南的整师整旅。彭德怀在战术上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打得非常出色，不负毛泽东的厚望。
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时，彭德怀指挥一个兵团在延安南线大战敌军。昆仑纵队撤出延安后，先由彭德怀率部拖住敌军。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平均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三年不要，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派一个旅加一个团运动防御，节节阻击敌军，以赢得时间，掩护中共中央各机关安全转移，疏散群众。任务完成后，彭德怀便主动放弃延安。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他命令第一纵队的独立一旅只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延安西北节节抗击，制造主力向安塞地区撤退的迹象，以吸引进占延安后十分骄狂的国民党军队，同时部署六个旅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
胡宗南到了延安，认为彭德怀的部队不堪一击，已成“流寇”，急于寻找他的主力决战，进入了他的圈套。胡宗南的五个旅追向安塞，另一个旅向青化砭方向掩护侧翼。彭德怀到前线查看地形，部署主力埋伏在成榆公路两侧，布成一个向南张开的口袋阵。部队埋伏了一天，未见敌军到来。第二天上午，国民党第三十一旅果然从延安沿咸榆公路北上，钻进了彭德怀预设的伏击圈。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仅用两个小时，全歼敌军两千九百人，取得了保卫陕北的第一捷。
胡宗南检讨青化砭失败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该路兵力过于单薄，疏于搜索，未走山地而专走川道，于是改变战术，在南北长三十五公里、东西宽四十五公里的地面，以十个旅布成方阵，交替前进。他的部队间隙小，纵深大，解放军难于袭击。他望着八万人全副美式装备的整齐方阵，得意地扬起马鞭说：“彭德怀，你还敢来拈虎须吗？”
毛泽东总结青化砭大捷的经验，指示彭德怀采用“正面部署及两翼三面埋伏”的办法歼敌。彭德怀见八万敌人挤成一块，认为我军不足三万人，对他们无法包围也无法分割。他提出三面埋伏已不可能，必须有耐心，长时间拖累和消耗敌人，逼他们分散兵力，寻找弱点，打击分散之敌或增援之敌。毛泽东赞许地说：一个指战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变化，独立作出判断。他针对西北战场提出蘑菇战术，要将敌人磨得精疲力竭，然后寻机歼灭。他形象地比喻道：“胡宗南伸过来的是一只拳头，我们要让他把手指张开，就好一根一根地剁！”
胡宗南侦察到彭德怀的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指挥主力进攻延川及以北地区。国民党军扑空了，兵疲粮缺，留下第一三五旅守卫瓦窑堡，其余部队南下，获取补给。彭德怀分析这个第一三五旅惧怕独处被歼，不会久留瓦窑堡，肯定也会南撤，便决定在运动中歼灭该旅。第一三五旅果然从瓦窑堡南下，解放军四个旅将它包围在羊马河地区，只用几个小时就歼敌四千七百人，取得羊马河大捷。
胡宗南垂头丧气地率部返回幡龙地区休整。这时，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彭德怀的主力正在东渡黄河，便命胡宗南派九个旅向北推进，企图再逼迫一下。彭德怀得知国民党留守幡龙补给基地的只有第一六七旅主力和地方保安团，兴奋地说：“拿下幡龙！用敌人的物资补给我们的部队。”他分兵两路，一路伪装主力，引诱胡宗南主力追击，暗中集中主力四个旅连夜奔袭幡龙。胡宗南主力被诱到绥德以后，解放军猛攻幡龙，全歼守敌六千七百多人。胡宗南主力火速回援，但路程太远，等他们赶到幡龙时，解放军主力早已离开休整去了。
青化砭、羊马河和幡龙之战，彭德怀部共歼敌一万四千多人。随后在陇东、三边战役中又歼敌四千多人。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又取得榆林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的大捷。宜瓦战役，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宜川战役，又歼敌二万九千四百人。几个战役狠狠打击了胡宗南所谓的“天下第一军”，彭德怀稳住了西北战局。毛泽东为他这位忠诚的部下和几乎从无失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