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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需要缩小或消除三大差别：城乡差别，东西差别，人均差别。不幸的是，湖南的三个差别都很显著：湖南农村占地广阔，城市化水平低；湖南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与西部欠发达省份有些接近；湖南人均收入水平令人汗颜。农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相比是个什么样子，不说大家也知道。
曾几何时，湖南南部的乡民，总是议论粤北人日子过得多么苦，逢年过节，会到湖南这边的亲戚家打个牙祭，临走还捎带上腊肉米粮。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湖湘子弟南下广东打工谋生，学习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湖南人与南边的这位高邻过去是生死之交，现在又是现代化建设的同盟军。
率先对外开放的广东，给了湖南人新的机遇。湖南的人才群在扩大，湖南有更多的人才离开乡土，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才干，施展才华。
湖南人有很多困难，但是湖南人都有勇气克服这些困难。
要说勇气，有什么比在闭关锁国、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时代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更需要勇气？
要说胆量，有什么比抛掉头颅以坚持真理更需要胆量？
要说困难，有什么事比二万五千里长征更难？
湖南人的字典里难免“困难”二字，但还有更多藐视困难、排除万难的字眼。
湖南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品牌，湖南的人才正在自觉地成长。
湖南人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狠抓教育，从事科学研究，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知道，湖南人的立身之本就是人才。
人才的基础在于教育。湖南近代人才群落的崛起，固然是风云际会，但教育使湖南人做好了准备，才能抓住机遇。
近代湖南的教育史，说明了湖南人才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在湖南形成了读书育人的风气，开创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近的学风，造就了陶澍、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这样一批顶尖级的人才。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的崛起，唤醒了湖南人追求功名的野心和尚武的传统，为维新运动开了先河。
维新运动中湖南学会风起，南学会指点江山，时务学堂激扬文字，开创了湖南新学之风。
到20世纪初，湖南的教育水平已经领先全国。1902年，长沙设立省城大学堂，全省各地相继设立中小学堂。第二年，湖南在全国率先推行六至十四岁儿童的“强制教育”，明德、周南、雅礼等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陆续开办。
1906年，长沙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到1907年，湖南全省已经拥有七百多所各类新学校，数万名学生在校读书，不少学校兴起了外语教学。
与此同时，湖南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留学风潮。数以千计的湖南青年东渡日本，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士钊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元勋集团由此诞生。
到辛亥革命时期，湖南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西化程度最强的省份之一，教育质量闻名全国。在一代名师杨昌济和长沙教育大王徐特立的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是五四运动的中坚组织之一。
1920年，湖南文化书社开业，大量新思想涌入湖南。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干，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熏陶下，开始凝聚。
湖南人才终于迈入了鼎盛时代。
湖南人才的鼎盛，在新时期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条件下，继续延续下来。湖南作为人才摇篮，继续在为国家培育有用之材。湖南人要为湖南的振兴造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桥。湖南人为此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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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培育各种人才的摇篮（4）
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湖南人愿意鞠躬尽瘁，做中华民族的马前卒！
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1）
人才是湖南最大的品牌，也是湖南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强烈的人才品牌意识，能使湖南人认识自身价值，构建做人的尊严，懂得如何扬长避短，找到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品牌意识，也是湖南人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本钱。
湖南在近代涌现的人才，曾在清朝末年用武力暂时保住了摇摇欲坠的腐朽皇朝，在戊戌变法中为了唤醒国民而付出了头颅，接着在辛亥革命中与孙中山合作推翻了帝制，捍卫了共和，在北伐中打败了军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地抗击侵华日军，通过解放战争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要干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不可能窝在湖南一地。他们的主体是一批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和革命家，直接作用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对国家对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湖南人在其他领域没有建树或建树很少。其他领域的湖南人才，也是十分繁盛，只是在影响上无法与上述人才相比而已。
在和平建设的年代，缺乏军事家、战略家和革命家产生的土壤，湖南的人才继续在其他的领域涌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湖南院士共有一百零四名，其中湘籍院士八十二名，其中长沙籍和曾在长沙就学的有五十二名，在长沙工作的院士目前还有二十二名。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育湘军相继崛起，正是人才喷涌的标志。文学界出了古华、韩少功、何立伟、唐浩明、王跃文等一批奇才，出版界出了钟书河、朱正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广播电视界走出了一条星光大道，体育界在奥运会上为中国赢得了许多金牌。
这些领域里的湖南人，服务于湖南的文化出版广播电视体育事业，同时也在向外省流动，为外省的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例如海南省的文联主席是韩少功，作协主席则是湖南籍的女作家蒋子丹。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文人墨客，海南省不乏本土优秀的文学艺术家，湖南
人若非有真才实学，怎能坐上外省文联和作协主席的位子上？
再如笔者比较熟悉的出版界，广东省至少有两家出版社的社长是湖南人。湖南人肖建国先生现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另一位湖南人毛士屏任广东经济出版社社长，他是毛泽东五服之内的亲戚。另有两位湖南人刘美贤先生和曾大力先生，分别在广州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任总编辑。还有不少湖南人，如李一安先生和丁放鸣女士等，服务于广东的各家出版社，包括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年届
七旬的湖南籍编审、著名图书策划家郭锷权先生，如今仍在广东经济出版社担负选题策划工作。
湖南社会上盛行尊重人才的风气，对于那些没有才干的人，哪怕身居高位，湖南人也会看不起。梁启超曾经感叹湖湘之地到处是人杰，老翁小孩都通晓政事。湖南人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如果不懂经世致用之道，是会被人耻笑的。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一段故事，流传很广，说的是两个人互相攀比才干。
曾国藩在京城做了侍郎之后，一年冬天回到湖南，在长沙盘桓几天。昔日岳麓书院的同学们自然要轮流做东，请他吃饭。一次宴请，在座的有左宗棠、郭嵩焘和江忠源等人。左宗棠是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平日里最怕别人点到自己的这个痛处，和曾国藩坐在一起，眼看着他只比自己大一岁，看上去木木讷讷，才华显然不如自己，却已经做了好几年京官了，而自己年近四十还什么都不是，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更是湖南人的脾气。几个湖南的读书人聚在一起，饭桌上谈到的自然是国家大事。这时候，左宗棠为了表现真才实学，话就多了。他博闻强记，议论时引经据典，观点标新立异，又能自圆其说。他滔滔不绝地讲话，成了聚会的中心人物，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只有听的份儿，心中不快。左宗棠一介布衣，湘阴的一个农家子弟，竟然喧宾夺主，狂放不羁，曾国藩有心把他调侃一番。他趁着酒兴出对联，把上联念了出来：
季子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此联中嵌着“左季高”三个字，自然是挖苦左宗棠。
左宗棠一听，窘得满面通红，心里酸酸的。自尊心使他决定回敬曾国藩的冷嘲热讽。他想：“老子不在官场，无求于你，管你侍郎不侍郎，怕你个屁！”他略一思索，念出更加刻薄的下联：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此联中嵌着“曾国藩”三字。曾国藩知道他是报复自己，但不便发作，便转移话题搪塞过去了。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曾国藩还是一介书生，没有创建湘军，自然也没有打过仗。但他后来指挥湘军与太平军对阵，几次被太平军杀得跳水自尽，倒是真应了左宗棠的那副下联。在困难的时候，他确实战不能进，退不能守，好像左宗棠早就预测了他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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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湖南的第一品牌（2）
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和，世人皆知。除了互相嘲讽，他们之间没有私人恩怨，都是为了对国事意见不同而闹矛盾。准确地说，他们之间没有怨恨，彼此倒是有过一些恩情。曾国藩兵败靖港时，湖南官场没人理睬他，倒是左宗棠这个没有官职的布衣去看望了他。后来当朝廷听信谗言要将左宗棠抓住就地正法时，曾国藩向皇帝保奏，救了左宗棠一命。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免为了国事而争执，以至于互不理睬。
但是，湖南人毕竟尊重人才，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心里还是互相佩服的。他们到了老年，嫌隙便已冰释。他们和解的契机是曾国藩推荐给左宗棠的将领刘松山在西北战死，左宗棠给曾国藩写信，请他为刘松山在湘乡的墓地写一篇文意俱佳的文章。左宗棠说，刘松山本来就是曾国藩推荐给他的，他对这个人只有使役的交情，而没有赏识提拔的旧恩，他没有资格为死者写墓志铭，只有曾国藩才能安慰忠魂。
在这封信中，左宗棠破天荒地称赞了曾国藩识人的眼光和对国家的忠心。他还说，他和曾国藩八年不通音信，引得世人多有议论。但那些人并不明白，君子之间发生争执，都是为了国家大事，无关私情的厚薄。他喜欢意气用事，也难怪世人妄猜臆测。刘松山去世了，他深感惭愧。两人已过花甲之年，来日无多，仍然如小孩般意气用事，会让后辈笑话。往事如过眼烟云，何必追究谁对谁错？只有互相勉励，自珍自爱。他送给曾国藩一副对联，总括了两人之间三十多年的交往：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读了这封信，大为感动：这个目空一切的左帅，终于主动道歉了！这副对联，否定了当年他送给我的那个下联。哈哈！八年坚冰，现已融化。同是湖南人，为什么要窝里斗呢？让别人看笑话嘛！人抬人，无价之宝；人踩人，寸步难行。
曾国藩对手下人说：“当今海内头号人物，就是西北的左季高。他喜欢别人恭维，偏激自负。但他有雄才大略，用兵打仗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洁自守，不失为一位良友和清官。”
有人问曾国藩：“先生之后当是谁主中流？”曾国藩答道：“当然是西北左季高与京城的李少荃！”
左宗棠送给曾国藩的那副对联，不久后成了他送给曾国藩的挽联，堪慰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于九泉之下。
这段故事，说明湖南人把自己和别人的才干，看得十分重要。左宗棠还没有功名时，就自诩“文章西汉两司马，经世南阳一卧龙”，以懂经济而傲立于世。他年届四十科举不中，隐居湘阴，自号“湘上农人”。那时他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但他仍然好学不止，日夜与夫人绘制地图，乐此不疲，日后出将入相驾轻就熟。
湖南人虽然看重人才，长期以来却没有打出人才的品牌。主要的原因恐怕有三条。一是湖南人缺乏集体的骄傲意识，在外省人面前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度，不好意思自夸家乡是人才的渊薮；或者是湖南人就个体而言自视颇高，不肯承认自己的邻居或同乡也是人才；或者是湖南人太忙碌，没有积极地研究本省的人才现象，倒是外省人对湖南的人才辈出发出由衷的赞叹。二是因为湖南人才济济，每个湖南人在没有离开本土之前，都是在充满血性的人堆里打滚，四周强手如林，个个恃才傲物，因此无法通过对比来找到别人与自己的反差，而无法自觉具有人才的品质，反而总是觉得自己很平庸。三是因为自古以来强调湖南人才品牌的都是一些大学者，自宋代的朱熹到现代的钱钟书，通过考证和研究，指出湖南是人才之乡，探讨湖南人才辈出的根源。而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人，似乎很少涉足这个领域的探讨。
近年以来，湖南人突出人才品牌的意识有所增强，主要还是一些湖南的学者撰写著作来阐明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但整体看来，直到目前为止，湖南人的人才品牌意识，还处在比较弱的阶段。
许多湖南人并不知道本省出过多少人才，因此也不明白自己具有人才的潜质。湖南农村的女孩，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父母重男轻女，普遍中途辍学，读书不多。如果你问一个双峰的乡下女孩，她的家乡出过什么大人物，她会告诉你她知道有个曾国藩。如果你向一位浏阳的乡下女孩提出同样的问题，她也许能迅速地说出谭嗣同的名字。如果你问一位湘阴的乡下女孩知不知道左宗棠，她也许会说当然知道。但是，你几乎可以肯定，浏阳女孩不会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是�